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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已完全处于联军的掌握之下。整整一个星期，战胜者俯视这座城市，想像着欧洲军队首次进入街道上拥挤的住宅时，广州人将做何反应。他们也在等待总督最后投降。[15]
但总督没有投降。叶名琛似乎试图用意志力驱除夷人。[16]他的同事、下属，甚至那些十分了解他的人，对于他在西摩尔将军的大炮已摧垮了城墙时仍不肯理会英国人的作法，都十分困惑。在某些人眼中，他是极端自信的人的典型：一个不满四十岁的总督，镇压红巾军的功绩尽人皆知，死不承认英国人有多么危险。对另外一些人，他装模作样，故作姿态，好像他内心的平静与狂妄可以抵补军事上的软弱。从这方面来看，他似乎是广州暴民的工具，是耆英最后的化身。[17]另外，关于他的性格还有一些模糊的传说：认为他由于清洗而变得残暴了；或者说他是道教专家，在他官吏生涯中最后一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他转向了巫术。[18]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把让步、妥协、和解看作是软弱。他一次次地拒绝同事们与夷人交涉的建议，似乎外交就是纸牌游戏，必须威吓对手以使他屈服。[19]于是，在那警惕地等待的一个星期中，他仍旧不理会英国人的存在。终于，1858年1月5日，联军进入了广州城。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城北的观音山，省里的官员已从那里撤走以进行最后的对抗。稍后，他们捕获了叶名琛，当时他正想乔装翻越朋友家的后墙逃跑。[20]
当英国人行将占领城市的局势已很明显时，广州当局就开始同联军进行秘密谈判。早在12月29日，巡抚柏贵就派浩官和经官去请求和解。12月31日，满族将军穆克德讷和柏贵都公开安抚民众——他们最害怕的是不法暴民会趁英国人入侵之机烧杀抢掠。[21]所以，在叶名琛被捕后，其他的中国文武大员都没有抵抗，一般说来，他们还帮助联军维持治安。
英、法主要关心的就是秩序。联军只有5000士兵，两名中国翻译，如果他们希望统治100万怀有敌意的、狂热的民众，就必须得到现政府的合作。[22]考虑过两个计划。其一，柏贵和穆克德讷可以返回各自的衙门，而联军只是把军队留在城里。其二，柏贵作为战俘到一艘英舰上，但仍可“巡抚”广州。最后，选择了一个折衷方案：柏贵将“以一种适于增加而非损害当局威望的方式”在他的衙门中就职；“在那个重要关头，城市的安宁甚至城市的生存，都有赖于这个当局”[23]。当然，私下会告诉他，所有他的行政决定都要得到联军的准许。
柏贵对此建议考虑了24小时。这期间，城里的许多绅士都请求他为了商业的利益和社会秩序接受这一建议。[24]柏贵谨慎、保守，不是那种“豪侠”人物，不可能领导一场反英的民众团练运动。1月8日，他接受了联军的条件。[25]第二天，英法联军在柏贵的衙门里为他举行了铺张的就职典礼，因为他的威望及行政“气氛”将是联合政府真正的工具。事实上，他是英法统治的傀儡，他被限制在衙门的最深处，有英国士兵看守，而外面都交给了联军的委员：汤玛斯·贺罗威上校、马蒂内·德·舍内上尉和巴夏礼。[26]巴夏礼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权力，单独处理省里的日常行政事务。[27]满族将军自动解散了他的卫戍部队并交出了所有武器，从巡抚衙门发出所有文件都由巴夏礼草拟或批准。[28]
除了以上所述种种及建立了一个联合法庭外，巴夏礼还监督城市的治安。最初，由100名英国人和30名法国人组成的警察部队单独巡逻。但是对番鬼的害怕造成了恐慌，巡逻队一出现，商人、房主们都赶快躲起来，而盗贼则跟在巡逻队后面偷东西。最后，改为每一巡逻队包括一列外国水兵与一列中国警察。[29]
随着城市缓慢地复苏，联军开始考虑中国政府对这一新的方针会作出何种反应。皇帝会同意柏贵继续留任吗？
1858年1月26日，灾难的消息传到北京，叶名琛因“刚愎自用”过迟地被解职。他的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大臣的职务由黄宗汉接替。在黄未到任之前，柏贵暂署这两项职务——尽管皇帝十分明白联军对他的委任。[30]
但是，柏贵在地方事务方面的地位已受到了妨碍。当联军在广州委任柏贵时，省里的臬司、知府、粮道在佛山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为乡村的绅士们提供了一个忠于朝廷的代替者。[31]而且，高级团练大臣们也在制订一个协调的抵抗运动计划，以把英法军队赶出广东。
十七
广东团练总局
著柏贵与绅士罗惇衍等，密传各乡团练，宣示朕意，如……仍冥顽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调集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
咸丰皇帝上谕[32]
乡村的团练过于松散，过于缺少训练，难于对入侵力量进行真正的对抗。但是，英法军队现在是占领者，他们受到了任何抵抗运动都能够筹划出来的骚扰。乡村中的团练可能并不愿意反对一个官方任命的巡抚，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省里的三个高级绅士已得到皇帝的密许，要赶走敌人。这些由于红巾叛乱而回家乡来的爱国者们，决定试办与别处绅士正在创办的同样的地区性团练。
这些人士中的第一人就是龙元僖，顺德团练总局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龙的同学、同乡罗惇衍。罗与龙一样，出身于大良世家。他的父亲罗家正，1813年中举，是著名的越秀书院山长。由于在入城危机时所起的作用，升为五品，并领导了重修顺德历史的修志局。当他的儿子惇衍出生时“满室红光”，预示了这个孩子将来光辉显赫的一生：翰林院编修，四川、安徽两省学政，侍读学士，通政副使，然后是通政使。咸丰皇帝即位，罗在财政、政治上的保守观点与皇帝的看法相吻合，他青云直上了。那一年，他呈上了一篇著名的奏折，提出了传统的道德观正在被官吏的腐败和乱政所破坏的警告。皇帝同意他的看法。次年，罗惇衍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然后是左副都御史。1853年下半年时，他是刑部侍郎，也是地方团练的著名支持者。[33]
苏廷魁，三位领袖中的第三位，与罗一样，是道德主义者。但与罗不同，他性情急躁，多次卷入了政策争论。他也是广东人，是龙、罗的同年。1835年入翰林院，与罗、龙共事。鸦片战争结束时，他激烈批评温和派的“抚夷”政策。1843年，他大胆地指责穆彰阿失职，在咸丰皇帝继位后，他弹劾赛尚阿破坏旧制。1854年，他丁忧在籍，红巾军起，他反对借外兵。与罗、龙一样，苏也是地方团练的热心鼓吹者。朝廷决定支持团练活动后，苏返回广东主持地方防务。1854—1855年期间，他与大良总局密切合作，在向江西派遗勇营以对抗太平军方面，几乎是个专家。[34]所以，在反英抵抗运动之前四年，三位领袖中的两位就已经发展起一套地方防卫的协作体系。
三人中品级最高的罗，在联军进城时，刚好三年服丧期满。他与龙、苏二人联名上疏皇上，请求准予协调团练活动以抵抗英国人。1858年2月8日，皇帝密谕批准。[35]他们一接到命令，立即在广州城以北25英里的花县开设了广东团练总局。他们受命“督办夷务”，刊刻了“钦差办理广东夷务关防”[36]。
广东团练总局把它的势力从县发展到广州城南：从东莞、新安得到兵源，从顺德得到财源。[37]东莞以它勇猛的战士、卓越的射手闻名，一直是招募兵勇的传统地区。不如东莞出名的新安，在1856年由于苏廷魁的命令也成立了团练。当地最有势力的族长陈桂籍是苏的一个学生的兄弟。陈本人是进士，曾在北京户部任职；红巾叛乱期间，他反回广东照料家产。[38]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苏廷魁要求陈氏兄弟建立团练并组织对英国的抵制，因为新安是向香港提供农产品和劳力的主要基地。[39]苏是他们与叶名琛的衙门之间的联系人。但是总督发现，这个由广州的团练总局每年资助24000两白银的团练，实际上是一个宗族的工具，陈家利用它来解决与新安沿海各村的旧矛盾。当梧州发生骚乱时，陈氏兄弟说服柏贵，说只要他们有更多的钱，就能够组织三千多兵勇阻挡叛军，但被叶名琛驳回了。自然，陈氏兄弟收回了他们的建议，但他们仍保持着对县里团练的控制。当苏廷魁1858年被任命为“钦差”时，他们立即把全部人马交给了广东团练总局。[40]
基金和给养都由顺德的团练总局提供。花县的总局一建立，龙元僖就把大良公局的一些工作交给绅士委员会中一些可靠的人去处理。[41]龙元僖的族人龙葆成，负责管理一个筹集资金、担任联络的特别机构，称为“新青坛文社”，向广东团练总局输送了大量的借款、沙田租、厘金和捐款。[42]这笔钱交给总局的粮饷委员、来自顺德的前知县何大璋，由他去购买船只、武器，雇用兵勇。[43]
由于依靠顺德县，1859年初“大臣们”决定将总部迁往该处。[44]虽然北部各县也是抗英的，他们却没有供给广东团练总局在当地的各种需求。南海县尤其是这样。那里，“九十六村”与旧的升平社学一致，从1841年起就有自负的团练。在每次危机中，他们从来都拒绝向任何团练总局提供人员或资金，现在仍然如此。他们战斗得勇敢、凶猛，甚至也使自己的行动与“大臣们”发出的指示相协调，但他们完全受自己设在石井的总部所控制。他们的总部以梁起鹏为首，他只有低级功名，是有名的梁姓族人。[45]如果说他们还承认任何合法的政治机构，那就是臬司在佛山的影子政府所建立的团练组织。
罗惇衍很快就使佛山的忠义者归顺了团练总局。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政府仍旧保留着它的防御总部：丝墟联防局——其总部设在佛山，并在南海、番禺的每一个丝市上都设有招募处[46]。1859年，联防局的各机构最终并入了广东团练总局。
红巾叛乱时期的政治崩溃使得建立广东团练总局成为可能。但是，权力分散化又使得罗、龙、苏不能创立一个真正的地方组织。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大臣们”似乎形成了省里的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但是，即使是朝廷的谕旨、驱赶外国人的集体行动，也不能消释20年积累起来的地方主义。
十八
抵抗运动
虽附省之郡邑团练尚属整齐，而自四年间股匪滋扰以后，民力迥非昔比，集众易，而不能令义愤之人襄粮以从。兵端开，而更虞致不逞之徒乘间而发。
穆克德讷和柏贵奏[47]
1858年上半年，乡村的团练使广州城为之恐慌。警察、士兵，只要在城门附近走动就会被抓走。对所有外国人的人头都悬了赏格。设置了陷阱。每晚都有建筑物被火箭或纵火者烧毁。有钱人都逃出了城。郊区荒无人烟，为抢劫集团提供了隐蔽所。[48]住在广州或是香港的外国人发现，很难买到粮食，也很难雇到帮工的人。地方官们已命令小店主离开广州，两万名劳工离开香港回家[49]。
巴夏礼徒劳地企图利用柏贵来安抚乡绅和忠于朝廷的官员。巡抚同意了，他写信给佛山的影子政府，请求他们停止无用的反抗。[50]但他的调停毫无用处。“大臣们”拥有的朝廷谕旨，似乎抵消了柏贵的权力。[51]此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柏贵只是巴夏礼的傀儡，甚至咸丰帝也感到“柏贵禁止义兵之语，可见受其挟制”，皇帝要求“该督（黄宗汉）到粤后，仍当借绅民之力”[52]。柏贵认识到，三大臣一定会继续以省的名义说话，直到拥有更大权力的黄宗汉来代替他们。[53]但是，他仍然企图让北京知道，罗惇衍所描绘的关于一个强大的团练运动的乐观景象，是歪曲了事实的。百姓实际上很穷，全省各地盗匪活动再次兴起，大多数广州人根本不关心占领问题。[54]
柏贵在皇帝心中引起的疑虑，由于收到正在前往南方途中的黄宗汉的报告而加重。[55]新总督试图在江西、江南、福建招集援军，但没有一个省可以向南方分出兵力。广东团练总局似乎是收复广州的唯一希望。[56]但是，已有迹象表明，群众的热情并不像罗、龙、苏说的那样高涨：“各乡团练并无剿夷之心。”[57]
难道不能再信任罗惇衍了吗？根据他向皇帝的报告，全省都已准备好把夷人赶下海。枪炮已装好火药，兵勇已训练，给养已准备，间谍及恐怖分子已秘密进城，只等皇上一声令下，就可武力攻城。[58]
皇帝犹豫了。很显然，只有等黄宗汉到达广州，送回一份没有偏见的、可靠的报告以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59]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据当时正在白河进行的中国同额尔金和葛罗[60]的外交交涉情况来做决定。如果能够利用俄、美说服英、法，就没有必要进攻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仍可用广州人向联军进行拦腰一击。这与天津谈判的情况是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咸丰帝命令“该侍郎等惟当密筹防备，候旨遵行”[61]。到1858年5月9日，即额尔金和葛罗强行通过大沽炮台的前一天，皇帝对俄国或者美国的调停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