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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快件180, 1853年12月24日。FO228/172，巴夏礼的报告，快件5，附件1, 1854年1月9日；快件16, 1月25日。
[104]光绪《广州府志》，卷82, 3下。《在华十二年》，第235—240页。《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3页注36。
[105]英译文见FO17/226，快件18，附件1, 1855年1月9日。
[106]这一叙述主要依据光绪《广州府志》，卷82, 3下—24上；对其他地方志的比较分析，见本书附录。除另有注解，府志是本章材料的基本来源。很遗憾，我没有能看到陈坤的《粤东剿匪记略》（广州，1871）。
[107]民国《顺德县志》，卷23, 5下。
[108]FO228/172，“艾姆斯莱—文翰”，快件73, 1854年6月14日。
[109]佛山位于广州西南15英里，有二、三十万人从事纺织、制藤、铜器、铁器、桂皮、粮食、油料的生产。见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1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0]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7月20日。
[111]参见附录六。
[112]FO228/172，“罗伯逊—文翰”，快件86, 1854年7月24日。
[113]当时，属于广州守卫部队的有5千名旗兵，4千名绿营兵，2千名潮勇，4千名三角洲地区的乡勇。乡勇被认为是守城力量中的精华。朝廷的士兵每月只有5元钱，而雇佣兵可得7到10元。大部分三角洲乡勇来自东莞县，由一个名叫朱国雄的武举人带领。这支队伍参加了内战中大部分主要战役：校阅场之战、夺回佛岭市和进攻石井。后来，朱带领他的团练队伍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抵抗英国人。见民国《东莞县志》，卷72, 4上。《在华十二年》，第229页。
[114]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48上。《清代中国名人传》，第501—502页。
[115]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7月31日。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第326—328页。
[116]《在华十二年》，第227页。
[117]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7, 14下。
[118]FO17/215，Caldwell的英译文，快件123，附件1, 1854年8月26日。
[119]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8月5日。FO17/21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35，附件1, 1854年8月31日；领事备忘录，快件142，附件1, 1854年9月8日。
[120]卫是东莞人，曾任顺德县绿营军官。在红巾叛乱时期，他以一名剿匪勇士而闻名。见民国《顺德县志》，卷16, 5下。
[121]FO17/216，“罗伯逊—汉蒙特”，快件17, 1854年10月17日；马礼逊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54年9月25日。
[122]无疑，广州自保的传统、大族的存在以及省城的巨大影响，终于团结了乡村并最终使秩序的势力占了上风。
[123]FO17/217，马礼逊的报告，快件59，附件2, 1854年11月10日。
[124]FO17/127，马礼逊的报告，快件59，附件2, 1854年11月10日；“罗伯逊—汉蒙特”，快件75, 1854年11月25日；马礼逊的另一报告在上述同一文件中，但无附件号。
[125]FO228/172，罗伯逊—包令”，快件86, 7月24日；快件91, 1854年8月17日。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8，附件12, 1855年1月4日。FO228/189，伯特的报告，快件3，附件1, 1855年1月4日。
[126]FO17/218，陈显良—包令的便笺，快件235，附件2, 1854年12月23日。
[127]陈可能于1854年4月在广西领导了一次叛乱。英国人的报告中谈到，“红肚带造反者”是由一个“广州的小店主领导的”。见FO17/213，“包令—克拉兰登”，快件14, 1854年4月20日。
[128]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8，附件12, 1855年1月4日。
[129]FO228/172，“罗伯逊—包令”，快件84, 1854年7月18日。
[130]FO17/218，“陈显良—文翰”，快件235，附件2, 1854年12月23日。
[131]FO17/227，“陈显良—文翰”，快件86，附件1, 1855年2月14日。
[132]FO17/227，“包令—克拉兰登”，快件86, 1855年2月14日。
[133]FO17/228，“包令—克拉兰登”，快件108, 1855年2月28日。
[134]FO17/202，“巴夏礼—文翰”，快件45，附件2, 1853年5月27日。
[135]薛福成的记述，引自《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3页注37。
[136]FO17/218，快件226，附件1—4, 1854年12月6日。
[137]FO17/218，“包令—克拉兰登”，快件230, 1854年12月11日。叶名琛与包令间的信件，见同件之附件1、2。
[138]FO17/226，“罗伯逊—包令”，快件8，附件1, 1855年1月4日；“包令—克拉兰登”，快件31, 1月15日；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附件1, 1月15日。
[139]FO17/218，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31，附件1, 1854年12月11日。FO228/189，“罗伯逊—包令”。快件130，附件1, 1855年3月9日。FO228/190，彼特的备忘录，无编号文件之附件1, 1855年3月13日。
[140]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附件1, 1855年1月15日；“包令—克拉兰登”，快件36, 1月19日；快件39, 1月20日。FO17/227，彼特的报告，快件87，附件1, 1855年2月14日。
[141]FO17/245，快件62，附件1, 1856年2月12日。
[142]叶名琛并不急于让朝廷了解他对自己的司法权不满的程度，也不急于让朝廷知道他对绅士领导的团练欠了巨大的人情。他的军事副手沈棣辉呈送给他一份忠诚者和乡勇的荣誉名单，但他把它搁置起来。他不是没有奖给那些忠诚的绅士以通常的匾额，但只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皇帝的名义。而且，在向北京报告新造会战这样重要的胜利时，他甚至没有提到任何乡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见《大清历朝实录》，咸丰朝，卷167, 1下—2下。同治《续个南海县志》，卷5。《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2页注4。
[143]《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第406—407页。FO17/23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08，附件1, 1855年6月9日。FO17/233，“包令—克拉兰登”，快件297, 1855年9月13日。《在华十二年》，第235—240页。
[144]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9, 16上。
[145]《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第407页。
[146]FO17/234，威妥玛的报告，快件331，附件1, 1855年10月13日。FO17/229，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5，附件1, 1855年4月15日。FO17/23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08，附件1, 1855年6月9日。FO17/23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68，附件1, 1855年11月14日。
[147]贝利沙鲁斯（Belisarius 505？—565）东罗马帝国大将。——译者
[148]《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5—20页，126—140页。《清代通史》，第3卷，第115—119页。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5.2: 235—250页，1937年6月。
[149]H.H.Gerth和C.W.Mills编：《马克斯威伯的社会学论文集》，伦敦，1948，第183—184页。
[150]FO228/157，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01，附件1, 1853年7月21日。
[151]民国《顺德县志》，卷20, 14上—14下；卷23, 6上。
[152]这类团练中最著名的有冲鹤的潘家、龙山的左梦衡、小湾堡的程选、大沥附近的杨康。见民国《顺德县志》，卷18，19。
[153]民国《顺德县志》，卷18, 6下。
[154]民国《顺德县志》，卷18, 2上—2下。
[155]民国《顺德县志》，卷3, 1上；卷23, 7上—7下。
[156]这一叙述依据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又见牧野巽：《支那家族研究》，第575页。
[157]民国《顺德县志》，卷18, 6上；卷23, 9下。以下的论述，除另注明者外，均据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一文提供的情况。
[158]民国《顺德县志》卷3, 5上—6上；卷23, 14下—15下。
[159] 《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第175页引。
[160]《中国东南地区的氏族组织》，第76页。《中国的土地与劳工》，第37页。《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08页。《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第47页，第63页。
[161]T'ai-ch'u Liao：《学田：教育经费的一个问题》，载于《燕京社会研究杂志》，2.2: 212—233页，1940年2月。
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
十六
广州被占
引人注意的因素，是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沉寂，是在150万人口方面没有任何活动。他们的脉搏似乎由于前晚的恐惧而停止；如果他们还能够想，他们的唯一希望，似乎是让征服者忘掉他们的存在。[1]
由于著名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爆发了中英间第二次战争。[2]随之而来的是英国海军3个月的断续的攻击。然后，包令与海军上将西摩尔停止了进攻，等待伦敦的最后决定：英法远征军联合行动，向中华帝国进攻。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业已贫困的广东又加上了一层经济重压[3]：即使是在平静时期，保卫费用已达每天1200两（约等于1700美元）。[4]叶名琛宣称：“我一心期望全体绅民捐款以敷需用。”顺德派捐20万两，新会12万两，香山10万两。叶一面向捐献者保证将为他们向皇上请赏，一面又警告说绝不能少捐，这笔钱是必须的。[5]
这不是募捐，而是勒索。例如1857年10月，行商之一，爽官之子[6]因捐不足数遭到拷打，财产充公。[7]通常，捐款册发给当地的名人或族长，同时官方向他们保证，“如果有人不服从，该村委员会的绅士得秘密将其拘捕并送交审判”[8]。这也许使地方名人有了许多压榨农民的机会，但却保证了广州得以在财政困难之中维持它的行政职能。
但是，就是那些“忠义的”绅士最终也感到厌烦了。随着白银一两一两地流入广州的钱库，他们开始要求计算他们捐献的巨款：仅番禺、南海、新会、顺德和香山县就达150万两（相当于210万美元）。有些人，如“九十六村”骄傲的名人们，拒绝再交纳任何捐款，但向总督保证，只要一声令下，每个16岁以上的男子都可以集合成为训练有素的武装团练。另外一些地方，尤其是番禺的东部，干脆解散了他们的乡勇。广州城内，像1849年一样作了准备，组织了自卫委员会，允许各区居民决定是否维持团练，大多数选择了“否”[9]。
看起来，英国人似乎永远不会进攻。夷人一直继续着零星的海上攻击[10]，但是广州人开始相信，英国人已经放弃了真正占领广州城的一切打算，因为印度爆发了士兵暴乱。[11]
当中国人自信地拆除了设在城门外的防御工事时，额尔金爵士[12]却决定在北上白河以前先攻打广州城，惩罚一下叶名琛。[13]“亚罗”号事件过去15个月后，英法联军开始炮击广州城。那时，战争的迟来削弱了官方的团练运动。只有千总邓安邦统领的1000东莞乡勇进行了真正的抵抗，其他的乡勇都在致命的炮火下逃出了北门。[14]
1857年12月29日下午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