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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抱任何希望。罗的团练也许不像广东团练总局所假装的那样热情高涨，但他们至少是存在的。[62]黄宗汉到达广州之后，必须立即筹划控制团练运动，并警告英法联军，如果他们在（阴历）四月份之内不撤出城去，将以武力强迫他们撤出。[63]
联军攻打了大沽炮台。皇帝谕令黄宗汉与罗惇衍必须协同进攻：首先夺回广州，然后进攻香港。但事情要做得机密。黄不能公开介入团练的活动，因为一旦夷人以激烈的手段来保护他们在这两个城市中存放的货物时，黄也许还要干预，进行调停。当时总督尚未得到北京的明确命令发起进攻，因为仍有可能依靠外交解决结束这场战争[64]。
1858年6月11日，黄宗汉终于到达广东，并在远离广州的惠州设立了总督衙门。英国人马上警告他不要鼓励团练的活动。但总督没有理会他们，他会见了三大臣以执行皇上的命令。[65]他公开表示赞赏广州人民“忠义之忱”，同时张贴布告，警告联军必须撤走，并答应奖赏忠勇的团练。[66]
抵抗运动的活动速度立即加快了。看起来，乡村里的团练最终将被允许去攻打广州。到处都出现匿名的反洋人告示。成队的恐怖分子，乔装成苦力混入城中。中国警察渐渐害怕在街上被人看见与外国人在一起。广州籍的仆人们都离开了外国雇主的家。[67]
联军尽力维持广州的治安：增加巡逻队、管制交通、关闭一些城门。可疑的恐怖分子被剪去辫子做为标志，并被赶出城去。[68]但是，敌人太难捉摸了。而且，额尔金爵士担心不必要地刺激乡绅，禁止英国人到距城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巡逻。[69]联军只有一次打破了这个规定。6月1日，一个巡逻兵发现一大队乡勇（包括由陈桂籍领导的1000名新安人），在城外6英里处的白云山麓集结。6月3日，800名联军士兵攻击并打破了他们的营地，取得了小小的、但却鼓舞人心的胜利。[70]
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里进行了一场对外政策的辩论。鹰派，主要是都察院或翰林院中的汉人，吵嚷着结束谈判，回到同夷人武力抗争的路上来。[71]6月23日，御史们在辩论中失败。三天以后，桂良签订了《天津条约》。[72]不到24小时，皇帝收到了罗、龙、苏的奏报，他们将白云山的战斗描绘成团练的辉煌胜利。[73]这一密奏的消息，不知怎么泄漏给了政府中少数几位更主战的人物：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左侍郎匡源、户部左侍郎沈兆霖。这三名官员试图利用“胜利”的消息重新进行关于夷务政策的辩论，要求咸丰皇帝鼓励罗的夺回广州的尝试。“且粤民业经开仗，仇隙已成，势不两立，则朝廷即不听攻，百姓岂能歇手？如……阻止进兵，则民与官仇，深防激变。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于此”[74]。这与叶名琛曾提出的论点相同。皇帝也认为人民是必须安抚的；但是现在，条约已经签订了，英、法自然要结束他们的占领。事情已经办妥。[75]
但是皇帝错了，英法联军并不打算撤出广州。总督报告说，英国人正在修建永久性的兵营，巴夏礼正在组织一个有100多本地人做幕友的班子，以管理这座城市；罗惇衍也反复强调了夷人还呆在原处。[76]皇帝听到这些当然很关心。但是，中国眼下欠了英、法一笔巨额赔款，这些钱的一部分将出自广州的关税收入。即使英国人确实统治着城市，朝廷也不能采取会危及这笔收入的行动。咸丰帝知道黄宗汉所带兵勇的力量，需要地方团练的支持补充，如果团练能够成功，他是乐于批准进攻的。但如果胜负未可预卜，黄宗汉就不应贸然行动。[77]
1858年7月21日，在皇帝迟缓的决定到达罗惇衍手中以前，等待了很久的对广州城的进攻终于开始了。7千兵勇满怀信心地攻城，攀爬城墙。但是他们忘记了英国人架在观音山上的大炮。炮火赶走了受到重创的团练，他们垂头丧气地撤退了。[78]
更糟的是，北京的新指示于7月21日的失败后到达，这意味着团练总局不能再进行努力来同城里的外国人对抗。三位团练大臣请求将他们的任务从办理“夷务”改为镇压匪徒。皇帝意在维持现状，说：“现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大局者，仍毋庸与闻。”[79]
7月的失利破坏了这场忠义运动的支柱。皇上否决进攻的流言四处传播，忽然间富户们对广东团练总局的命令也心存疑虑。资金来源开始枯竭。甚至仍在抗英的三元里团局，也短给一月口粮。[80]没有粮食和薪饷，雇来的乡勇就蜕化成了土匪。[81]混乱的循环重又开始。官吏们逃进城，甚至衙门中的职员也星散了。
幕友亦多星散回家。各属州县，候上司遵此示行者，半年不能回复。省垣为首善之区，刑政荡然，盗贼四起，百姓日在水深火热之中。[82]
协调的团练活动暂时停止了。但是与此同时，反洋人主义却没有减弱，没有集中领导的地方小股武装，仍不断地袭击联军。额尔金甚至在1858年9月同桂良在上海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个情况，但是没有结果。[83]英国人要亲自使农村感到他们的存在，亲自扫除反抗的中心或使他们丧胆。到12月，日常的巡逻已不限于城门，而扩展到广州四周的村、镇。这些巡逻队在1859年1月4日以前都没有受到袭击。可是1月4日那天，700名水兵在靠近设在石井的南海团练总部时，受到了袭击。那里的有些乡勇勇敢地向正在后撤等待联军官员命令的英国人开火。巴夏礼认为，如果石井总部不受到惩罚，那么别的地区就难以管理了。1月8日，在六艘炮艇支持下，1300名士兵向团练总部进攻。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乡勇被打败，总部被占领，村庄被夷为平地。
这以后，接着又进行了三次远征。1月20日，一支炮艇小分队向佛山进发，打算同那里的影子政府交战。但出人意外的是，他们受到了那里的官员的和平接待。1859年2月8日，1000多名英、法士兵在一队苦力的支援下，向设在花县的广东团练总局进攻，把大臣们赶到顺德县。最后，2月19日，一大队远征军溯西江而上，沿途穿过生丝产地到达肇庆，苏廷魁一直在此地组织团练。[84]
这些侵扰的结果是戏剧性的。从石井总部缴获的文件中，巴夏礼发现了皇帝给罗惇衍的一道密谕，皇帝那时正鼓励团练。这份可以用来指控皇帝的文件立即送到了额尔金处。额尔金拿给桂良与花沙纳看，并假意表示不相信皇帝竟会不讲信用地认可抵抗运动。[85]额尔金同时还提出要求：解散广东团练总局，并撤销由于把自己卷进去而失败的黄宗汉的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大臣的职务。事情的内幕泄露了，朝廷很快采取了行动。1月29日，何桂清接替黄宗汉出任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务大臣。他是包括桂良在内的主和派的著名首领之一。与此同时，朝廷否认密谕：“著黄宗汉严拿伪造之人，尽法惩办”[86]。
现在，从理论上说，“忠诚者”变成不忠诚了：皇帝已经接受了广州的双重体系政府。最重要的是，对广州的侵掠，在广东全省都投下了外国人的政治阴影。例如，在石井团练总部被毁时，九十六村地区的反洋人主义即开始销声匿迹。英国巡逻兵一出现，乡中长者就在村边排列成行，极为有礼地欢迎他们。[87]绅士现在把联军视为政治的和社会的真正对手，而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却接受外国人做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
十九
离去
在郊区，游民们仍放纵地像过去一样辱骂外国人，但总的说来，即使在那里，情况也有了向好的方面的决定性变化。在我看来，对敢于面对最近的动乱的外国人，存在着一种信任，了解外国情况，尤其是熟悉英语的愿望，也在增长。
代理中文秘书威妥玛语[88]
广州的政治上的统治者——联军，同中国当局之间逐渐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工作关系。[89]一名清朝官员请求英国人给以帮助或借助其权威，很快成为自然而然的事。[90]此外，联军指挥部还在三角洲地区建立了一种社会保护制度。巴夏礼与阿礼国停止了苦力买卖中罪恶的“猎仔贸易”和城市官吏对广州小店主3%的“抽厘”税，这一举动赢得了成千上万农民和商人对他们的不尽感激。[91]很快，三角洲地区的居民转向联军指挥部寻求革除地方上的腐败和不公正，而过去他们是向中国传统的政府当局提出请求的。事实上，当英法联军不干涉地方事务时，人们反而忿忿不平。
去年上半年，联军的衙门表现出革除弊端的意愿，可是到了下半年，自从宣布敌对状态结束之日起，联军在大多数事情上不再接受中国人的请愿。这样，可怜的百姓就失去了伸告冤屈的手段。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联军不注意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彻底了解有关中国的所有情况。[92]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一直被看作与盗匪、海盗、“汉奸”等破坏秩序的势力是一路货色。可是现在，红巾军摧毁了地方政府，广州人开始把夷人看作是一种稳定政治的力量。1859年，当肇庆、嘉应以及梅岭通道地区再次发生叛乱时，这一力量是使广州得到极大安慰的源泉。似乎只有联军才能阻挡匪徒进入广州。[93]“确实曾有报告表明，当地匪徒打算同外省叛匪联合起来，伺机采取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94]。西方的蛮夷对中国来说，不再是陌生人；在控制的问题上，他们是政治上的对手。广东的现状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缩影。
当1859、1860年北方再次爆发战事时，三大臣仍幻想恢复抵抗运动[95]，但已为时太晚。广东团练总局的财源已枯竭，绅士们似乎不再关心大沽事件。罗惇衍催逼各地方官，苦苦抱怨显贵们拒绝交付他们的份额，甚至列出拖欠者的名单，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各宗族和各乡村不再合作了。人们以愤恨、轻蔑的口吻谈论三大臣；而当团练总局的收税人出现时，各村均武装自卫。[96]
当然，绅士中仍有一些人反对夷人，希望把英法联军赶出广东。但是，咸丰皇帝已告诫三大臣，“目前天津的乱局已不可收拾，但广州的事务仍可依前令处理，汝等必不可惹起事端”[97]。罗惇衍明知无所作为会失去所有尚存的地方排外者的支持，但仍不得不告诉绅士们取消对广州的进攻[98]。团练萎缩了，消亡了。在老的反洋人中心地区巡逻的英国士兵看到的是友好的农民，他们拒绝向绅士的团练局交纳保卫费用。一队英国兵甚至在罗、龙、苏曾作为团练总部的公局中过夜。在这里，一名县丞“深感邻村绅士力量的增长。据他说，他们曾使他的地位下降到几乎不起作用的地步”。现在，只有在风中飘动的撕破了的反洋人告示，才能使英国人记起广东的抵抗运动。[99]
1860年新年，两广总督穿起朝服庆贺，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表明旧秩序已经恢复。[100]英国人继续检举绑架者，在乡村巡逻，阻止在边界的叛匪，使他们不得逼近三角洲地区。[101]甚至南海、番禺的绅士们也开始接受联军存在的现实。一次他们向联军委员们提出，请求“发给一份以他们崇高的民族文字书写的文件”，允许在石井建立团练以防盗匪。[102]他们怎么能对外国人统治的事实视而不见呢？他们自己的一名地方官审问两名罪犯时施用刑罚，巴夏礼断然把他投进了监狱。[103]
英国人并没有感觉到所有这些事情的讽刺意味。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25年来他们走了多远。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在未来的60年中，他们将会使自己同曾与之战斗、并给予约束的官僚阶级等同起来；他们也不可能预见到，他们英国人将被新的中国视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这个新中国恰恰是他们无意中帮助建立起来的。
这么容易统治是太美满了。巴夏礼本人感到了这一点。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最初所持的目的。现在，越早脱身越好，最好在引起新的纠葛之前。”[104]于是，1861年10月21日，就在20年前炎热的5月里卧乌古曾占领过的高地上，联军的指挥官们最后一次集合他们的队伍。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厚厚的城墙破裂崩坏了，河南华丽的别墅毁坏了，池塘里飘满了浮萍。[105]现在，礼炮燃响，换上了中国当局的旗帜。联军在最后一次胜利的夸耀中撤出了广州。[106]残破、卑微、经历了不能消除的变化的广州城，最后被留给了她自己。没有欣慰，没有愤怒，没有抗议，甚至也没有希望，广州城看着英法联军离去。
[1]《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
[2]1856年10月8日，广州一位绅士向地方官报告说，他认出了停在黄埔的一艘快速帆船（用中国索具的西式船）的水手中，混有1名海盗。4名官员和60名士兵登上船，它是中国人所有的，但在英国的航海册上以“亚罗”之名非法注册。当中国人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