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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他们的军事技能。洪的思想体系显示了这种吸引力的两极。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要维持自尊，不能简单地成为外国信条的“奴隶”。所以，他把基督教据为己有，并声称那个外国人于其中的作用大于中国人的作为普遍价值标准的新世界教义的本源，是属于他的。中国由于把自己的千年王国后的理论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将至的教义混合起来，因而打开了进入那个新世界之门。
受公羊学派的影响，洪撷取了大同、太平的理论，创立了他的，也是中国的独创的乌托邦。“天父上主皇上帝自始创天地、陆海、人类及万物于六日之中，由是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人与人之间，出身高下之间，并无差别。”[80]在这个所有人都平等的时代，中国曾接受过天父的最初教义。所以，中国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只是历史上的坏人败坏了真正的教义。汉朝亡后，那些恶魔般的进攻中国的中亚夷人拒绝和败坏了中国在大同时代有过的真正教义。“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81]。鞑靼人是使中国走向邪路和不纯的原因，给历史打上了它的印记。所以，太平天国如同所有千年王国说的信从者一样，要来扫除这个腐败的、使人类日益远离纯洁的原始教义的媒介物。
这个理论并非仅是洪秀全的发明。清朝初年，忠于明朝的顾炎武等人就认为，圣贤之道被宋代的“新儒家”败坏了。对这些生于蛮夷占领时期的经验主义者说来，周朝是一个社会典范。但是他们已没有早期儒家的相当“天真”的观点，后者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道德重生，周朝的理想制度就可以恢复。换句话说，历史只是一个有限的因素。这一派的另一位学者黄宗羲认为，好的“法律”是“自然的”，而且必须从“好”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同样的法律会是不适当的或不能引用的。这样，历史主义诞生了。其中一些人如王夫之，还开始为发现“民族的”传统而进行了最初的谨慎的探索。他不认为不论是谁只要接受了儒家学说就自然而然地是中国人。他在《黄书》中介绍了为什么蛮夷不属于历史上的中国人的理论，因为孔夫子本人是反对蛮夷的。这当然不合逻辑。不论王怎么说，满族人确是很不错的儒家。于是，需要创立一种汉人固有的、新的传统。这是洪秀全的贡献。它对当时中国的上层阶级说来是不可思议的幻想，是愚蠢而令人讨厌的，但对那些反满的南方人却颇有吸引力，他们在儒家的社会秩序中没有紧要的利益。“上帝划分了世界的各个王国，并以海洋做为各自的界限。这就好像父亲将财产分给儿子们，每个儿子都应当尊重父亲的意愿，平静地经营自己的一份家业。为什么满族人现在强行进入中国，并掠夺其兄弟的财产呢？”[82]
洪对满族人的仇恨相对说来是沉默的。而杨秀清，一个烧炭挖煤工人的领袖，则在其中引进了狂热情绪。杨加进了“实际”的种族情绪成分，这对于发动一场革命运动说来是必须的。[83]满族鞑靼人成了所有罪恶的化身，吸干了中国的生命要素。“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84]，一旦这些鞑靼魔鬼被消灭，中国就会恢复其本来面目，上帝在人间的王国就会建立。这就是千年王国，就是天堂——而得救的办法就是杀死满族人。这样，后退性的“拜上帝会”兄弟变成了激进性的太平天国革命者。过去突然变为未来。中国只有摧毁儒家的历史，才能成为自己。
鸦片战争后广州周围地区的经济、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太平运动的兴起。但是真正产生不满的温床以及太平天国扩充的地区，却是充斥着失业者与苦力的湘南与广西；还有长江流域，这里有贫苦的农民及“流氓无产者”[85]。因为这些，也因为太平天国以南京为中心，所以太平军绕过了广州。但是，其他的秘密社会却像猎狗盯着猎物一样，注视着似乎就要改变的天命，并从内地转向巨大的广州城，向往在那里的享受。
十三
收紧圈子
周围所有的村子都处于一种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中。村庄、市镇甚至小村都有围墙，似乎各自都准备好与邻居作战。相距不足英里的村庄，都环有16到20英尺高的围墙，人们仅可者到里面的房顶。围墙一般是方形的，没有扶墙，也没有可以沿墙进行射击的地方，不过是最原始的防御工事。[86]
1850年夏，广西的造反者首次侵掠广东。5万名叛匪打着明朝的旗帜。从山上的村庄横扫而下，占领了清远县城。这里距广西边界90英里，从广州溯北江而上，到此100英里。到1851年1月，他们已经巩固了对县城的统治，开始缓慢地顺流而下。他们的进展使其他秘密社会团伙受到鼓励，在广州东北40英里的从化发动了起义。然而还不止这些。夏天，叛乱蔓延于沿着广西边界的西江各县，多支新的队伍在太平天国的追随者凌十八的号召下兴起。他们不抢掠乡村，不糟踏农田，而是开征轻税，试图赢得农民的支持以扩充人员，进攻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这是造反，而不是盗贼。官方开始警惕起来。总督徐广缙在北京的朋友、同僚向他送来了警告说，新即位的咸丰皇帝已经听说了叛乱的事，并对此越来越不安，如果不能很快地平定这个地区，那么总督本人将要对此负责。于是，徐在广州周围县份招募壮勇，把他们派到广西边界。不幸的是，这些“志愿者”不仅开小差，还逃到叛军一方，增加了他们的力量。总督愈加担忧。他决定亲率一支经过挑选的旗军前往省城以西300英里的高州。到那儿以后，他立即开始在广西边界与罗定州之间清理出一条安全警戒线，希望能阻止叛军沿西江而下并与清远的复明叛乱者联络。但他的力量不可能吃掉叛军。1851年9月，凌十八冲破了防线，占领了罗定。徐广缙很快从顺德调来两万“志愿者”，并退到距罗定50英里远的信宜。在那里，他度过了1851年的冬天。他希望在春季重建防线，可是到了那个时候，田芳的军队袭击了正在广西边界上的梧州。[87]
总督不能平定这两个地区。于是，他调来更多的乡勇，要求巡抚叶名琛接替他在罗定的事，以使他可以前往广西。1852年6月1日，叶将他的办理夷务大臣的关防交给了暂署巡抚柏贵，向山区进发。三个星期后，他的军队到达罗定并立即与凌十八交上了火，结果旗军、团练败绩。叶名琛认识到，只要罗定四周的大多数秘密社团继续帮助广西的造反者，他就不可能指望打败凌十八。于是他开始以金钱、官职为诱饵，收买当地的土匪，换得他们的支持，以此破坏造反活动。这个政策成功了。1852年8月2日，当他再次向凌十八挑战时，造反军大败。据说凌十八自杀以免被俘。延续了整整12个月的暴乱被镇压了。[88]
但是梧州的反叛仍在继续。皇帝说话算数，他终于让获得成功的叶名琛接替徐广缙的总督职位，并命令徐戴罪立功，继续平定广西地区的运动。叶决定在1852年秋季以同样的策略去对付其他叛乱地区。可是到了11月，广州也日益不安定，于是叶匆匆返回，发现省城周围正酝酿着叛乱。[89]
自从太平军冲出广西进入华中，事情变得很明显，湖南、江西将不得不依靠相对说来未受搅扰的广东在军事上及财政上的支援。至于对北京来说，叶名琛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对广东的控制，使广州的税收能用于平定叛乱。[90]但是，广西战役最初的费用，已使广州负担过重。到1852年9月，仅两广地区就已经花费了400万两军费。这一笔巨款（大致相当于525万美元）中的一部分出自广州藩库卖官所得的银票[91]，50万两是预定应送交北京的海关关税收入。一年以后，当政府甚至考虑向旗军付期票时，藩台还不得不命令省里的地方官各认捐一万两，上交藩库。但这只是应急的办法，还是要寻找其他的财源。1851年秋，皇帝记起了在广州进城危机中广东绅士及商人的慷慨大方，于是要求徐与叶探查由绅士支付两广军费的可能性。16个月以后，1853年3月，地方名流被要求向藩库捐献一个月的财产税。绅士们愠怒地同意了。这样收来的钱渐渐成了官方收入中的一项差不多被认可的来源。从1852年到1855年，顺德一县的地主就捐献了35万2千两，另外还交税20万两。[92]
不可避免的，三角洲地区绅士日益不安。两省的全部费用要完全依仗他们，这负担是难以承受的。[93]官府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又能怎么办？要保卫全省，就得向团练、军队付钱。可另一方面，如果广东人被压榨得太厉害，他们自己就会造反！1850年底，皇帝下令蠲免两广次年的田赋，更加剧了进退两难的矛盾。因为皇帝也希望既获得民众的支持，又能有收入。为了保证收入，并继续“榨取”百姓，广东的地方官隐匿了上谕，继续收税。但这消息迟早一定要泄露。
1851年3月底，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这个骗局，他们立即给省内的朋友们写信，宣称藩台应对没有公布蠲免上谕之事负责。因此而发生的丑闻震动了全省。新会县令公开道歉并保证加倍退还所征收的钱。有人建议所有文童拒绝参加当年的府试。抗议最厉害的是东莞县，绅士暴民包围了县衙门，要求就地退还他们交的税款。[94]县令幸运地从后门逃脱，带着钱财和官印跑到广州。在广州，他立即提出了对东莞绅士的反控诉。徐广缙决定支持县令，给绅士们来一个杀一儆百。首先，他上奏北京，要求禁止东莞的士子参加地方各级考试。然后，他把骚动首领之一，一个姓李的军功秀才以暴动的罪名投入监狱。李在狱中割断自己的喉咙以示抗议。于是东莞的绅士们发誓不再交一两税金，直到得到赔偿为止。1852年秋，徐离开广州，绅士们转而向柏贵施加压力，要求他对死者的家属予以赔偿，柏贵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0月，武科士子集于广州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李的老同年求见署巡抚，柏贵再次拒绝了他们。这一次，他们宣称将联合抵制考试，使事件引起皇上的注意。柏贵害怕，勉强让步，希望东莞县最终能平静下来。[95]
但是，抗税运动已经蔓延开了，新安及广州周围地区的绅士拒绝交纳任何田赋。1852年是个坏年景：夏天的大水毁坏了花县与广州间的许多村庄，水稻几乎颗粒无收。可是官府还要征更多的田赋、更多的税、更多的捐献。混乱开始蔓延。番禺发生了激烈的宗族械斗，秘密社团得到参战宗族的奖赏，也卷了进去。[96]所有这些——抗税运动、财政枯竭、强行收捐等等——对已经受苦的广东只是新增的负担而已。流行的团练运动、城市的混乱、乡村的贫困、社会的两极化——所有这些都堆在一起，而这时，除了山区的叛匪和沉思中的绅士，又加上了复活的秘密社会的活动。
早在1843年，三合会就再一次在广州周围公开活动。首先是为了收取非法的过路钱和抢劫，其次是为了同对手卧龙会进行帮战。[97]虽然据说他们存在于全府，但他们最有力的活动是在靠近澳门的香山县东部沿海。[98]1843年冬，来自较穷些的新会、新宁县的会匪开始在那里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集会。几百人聚集于一个乡村集市，岗哨拿着枪，鼓励当地农民加入他们的组织：三合会。一些农民相信入会就可以避免沉重的压榨，宣誓为会员，交付300文制钱为会费。偶尔也有整个村子为自保而入会，因为三合会靠袭击那些未受保护的村庄而维持自己。结果，低级办事员、衙门的差役、地方官府的警察都成了会员，并帮助使三合会的活动不被发现。整个1844年，局势不断恶化。看起来，什么也不能阻止三合会接管全县了。1844年冬，首领们认为他们已经强大到足以自行攻打县城了。但他们在那里犯了大错误。当会匪进城后挨户搜讨保护钱时，一个名叫郑逵鸿的当地名流与一名服丧在家的地方官招集绅士，组织团练，把三合会赶出了县城，平定了全县。[99]
1845年后，三合会销声匿迹了。他们或者被轰轰烈烈的团练运动镇压了下去，或者从广州被赶到了广西。偶尔有孤立的地方性活动，直到1853年，广州城周围潜伏的社团活动才再次公开出现。
如果说1852年是农业的坏年头，1853年则是城市商业的坏年头。从1848年开始，广州就处于最严重的金融紧缩之中[100]。更多的脚夫、苦力和洋行买办失业；与此同时，农村那些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农民也感到租税压榨甚于以往。城市中的失业者与农村中的佃农开始加入三合会。他们注视和等待着某种未确定的东西。在厦门、上海及广州周围地区，三合会慢慢地确认时机到了，政治世界将要经历一次伟大的改朝换代。
由于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