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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迨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52]
但是，很难使人相信这种民族优越感代表了某种形式的“早期民族主义”。甚至在海外，秘密社团也分成敌对的方言集团，这就纵向地破坏了华人社会，并阻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他们在推翻满清后很长时间内还毫无意义地保持明朝的礼仪，说明民族优越主义和复兴主义是适应于另外的目标的。[53]
首先，赶走满族人可以使他们为自己人种的纯洁而骄傲、自尊。其次，复兴主义与“合理的永恒的土著保护主义”是一致的，它使人回顾旧日的好时光，那时官吏公正，粮食充裕，社会良好。[54]第三，使社会对本地上层阶级的愤恨转向了满族人。第四，在真正叛乱的年代里，复兴主义使三合会的首领们自称不同于一般的土匪，它赋予他们某种政治色彩。因为在华南，存在着三种水平的“叛乱”：盗、贼、真正的造反者。[55]
“盗”，特指乡村中集为小股随意抢掠的一伙，其人员是变动的。一个农民也许参加一次抢掠，下次就不参加了。偶然也为了一次临时抢掠而形成较大的联盟。干这种事的很少能认定是秘密社会的成员，因为在土匪与危险的、反叛的会匪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说在理论上他们有任何共同点，那就是这些都是处在社会压迫之下的力量。[56]
“贼”有长久的相互关系，他们住在村外的山林地区，很少同农民合作。事实上，各村经常不得不筹集保护费，以防“贼”进寨。“贼”总是生活在长期的社会动乱状态中。他们收取过路钱，绑架行人，索要收割税，有时甚至袭击小的行政中心。广东的许多贼帮都是来自鸦片战争时期的非正规的乡勇。当时的一位中国学者写道，“义勇聚则仰食于练饷，散则结党窜踞山谷间，肆其劫掠侵夺，至于拒捕戕官，绅民家受其害，……大府亦养痈无及始以上闻。”[57]同西西里的黑手党一样，中国的“贼”也依赖于秘密社会的纽带而聚集起来。与黑手党不同的是，他们的首领不是农村地主。只有在潮州附近地区，那里的名人很少做官或是做械斗宗族的首领，所以秘密社团才能以首领的显赫豪富而自夸。在较富饶、人口较稠密的广州三角洲地区，农民则一贯反对“贼”[58]。
最后是造反的秘密社团。当地方经济状况渐渐令人难以忍受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本分农民被迫靠偷窃为生，“盗”、“贼”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隐晦的传说暗示着朝廷的气数已尽。打着明朝旗号的某一贼伙会联合许多伙匪帮，而且公开在当地的农民中招兵。官府、公道都不行了。“天道”就要出现。政治上的改变，而不是结伙抢掠致富，成为明确的目标。[59]
这种政治倾向，使中国的秘密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教派有所不同。在欧洲，教会是普遍的。各教派追求直接的个人的关系，否认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从“人间”（City of Man）逃脱出来。[60]他们不是取而代之者，而是逃避者或被弃者。秘密社会则与此相反，他们并不否认一种普遍世界的观点，并不拒绝与他们生存于其中的较大的社会和谐共处。确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曾有过“纯正”的派别，他们的追随者代表了思想上的或社会的一端，如唐代的素食者，或12世纪某种白莲教的教徒。但是通常，不论最初的教义多么奇怪，它的要求很快就会变成世俗的、政治的。2世纪后期的五斗米道首领张陵，只是开创了道教中符治病的支派，但他的儿子张衡却很快地利用教派在四川为自己造成了一块地盘。[61]即使是中国秘密社会中最可能的革命派——南宋的抗粮运动，也不搞乌托邦。当慷慨的圣芳济会士和公有的修道院在道义上激烈反对当时那种财产制度时，中国的秘密组织却简单地寻求财产的重新分配。[62]
上述乌托邦式的逃避与不断的政治活动间的区别，说明了中国的秘密社团为什么持续地卷入改朝换代之中，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从来未能提供任何儒家体系的替代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思想——不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的部分——是完整的。相反，欧洲基督教只是在表面上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却包括两种大的社会思潮。其一是保守主义的，以托马斯派为其杰出代表。他们用自然法则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方式来解释“天国”以外的社会制度。第二种则是激进的，以“千禧年说”、“普遍的爱”和原始共产主义倾向为特征。罗马建立了僧侣的秩序，宽容上述第二种即反制度的派别。9世纪到16世纪的天主教会一直企图封锁、驱除或消灭阿尔比派、圣芳济会或塔波尔派等教派和异端的潜在革命信仰，但却不断地失败了。教会在宗教改革时最终被击败。无论是教派还是脱离者，都“纯粹”是抗议当时的教皇制度和僧侣政治以及它所强调的规则、律令和抑制。教派本身的历史是向教会——当时被公认的价值和信仰的特殊表现——挑战，但并不是对教阶制度提出一系列的替代要求。毋宁说，教派只是代表了一系列的离心力量。鼓舞着他们的信仰，是教会不可能有的情感支持着的，而托马斯学派的社会理论则缺乏必要的“神秘性”，不可能有共同的信仰。
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此不同。经过大融合的汉代儒学以及它的“五行”说、它的宇宙统一论、它的“神授皇僧”、它的天人感应说，使得它可以包容很多潜在的主张废除道德律的和反叛的思想倾向。同时，也由于孟子主张反抗的权利和后来公羊学派思想家的神秘的“君子”，使得有足够的余地含纳任何思想——除了从这个文明以外输入的新思想外。中国秘密社会和派别的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因素，是从佛教传入的千年至福说。
在发生饥荒或灾害的年月里，佛教三世说给那些受难者带来希望和安慰。由于这种理论认为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的过渡以灾难为先兆，它就与实际历史中的灌溉破坏或入侵的循环完全吻合了。正直的人可获救、免除苦刑和灭绝；简而言之，精神力量可以战胜世俗的权威。[63]但是，儒家政治制度的安排使得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自称独具了那种精神力量。一旦某一个皇帝龙袍加身，他就被赋予了统治天下的神权，直到新的灾难再度出现为止。所以，历史上这种关于神灵干涉的佛教信仰，最终还是允许统治者转向儒教来平定混乱。世界是没有穷尽的。不满、离心、反叛，都被纳入儒家历史的永远重新的无穷轮回之中。即使是佛教，也只是预言万物皆空：这不是世界的结局，而是它的产物。阿弥陀佛的佛教乐园从不是现世的。历史只是一个过程，但永远不能成为一种进步。[64]这是中国与西方思想最根本的不同点。圣西门、傅立叶和马克思把历史联结起来看作是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进步，由此诞生了现代社会主义。这种历史观，直到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才传入中国。[65]那以后，康有为才有可能把公羊学派的“大同”学说从世外桃源变为乌托邦，从恬静的过去变为光辉的未来。但那时，中国需要一个西方的而非本土的天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儒家学说奄奄一息。
十二
广东与太平叛乱
祖先神圣的传统既已湮没，上天亦抛弃了我们。那些专心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人，那些看到我们的地方官是多么自私和人民是多么堕落的人，都有一种沉重又令人不可思议的预感。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许多人都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动力将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一位中国知府的谈话，1846年[66]
鸦片战争对广东、广西两省的山村产生的影响，同美国内战对中西部和西南部产生的影响几乎相同。像杨格与詹姆斯一样，秘密社会的组织不断地向边远地区扩展。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以及失业的增长，那些外出冒险者、亡命之徒觉得能够到手的东西太少，地方官的管制又太严，于是沿广州向西移往山区。[67]1841年春，湖南巡抚忧心忡忡地报告说，山区通道上的苦力们已卷入鸦片行业，并加入起源于广东的秘密社团。[68]1846年以后，原先活动于珠江三角洲河道地区的海盗转移到高山区，加入了苦力的活动。[69]19世纪40年代后期，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地区主要有五股力量在活动：任文炳的上万名广东河匪活动于平南附近；梧州有田芳帮；湖南边界的棒棒会；广西陶八的林匪及罗定州周围的凌十八。[70]这些团伙在三省交界的地区内来回活动，在这里抢劫，在那里索取过路钱。他们所造成的混乱有助于太平叛乱的发生。当后者兴起时，他们先是同太平军作战，继而又与清军打仗，像变换据点那样频繁地变换立场。为了生存下去，盗贼们很明智地只在农村地区活动，不去搅扰城市，以获得地方官的容忍。[71]政府衰弱时，他们的人数就大增，并从山上下来。而当政府强大时，他们又收缩——他们是帝国军事运气的晴雨表。最重要的是，他们给整个华南提供了暴乱的背景。他们加之于广州的经常的财政上和人力上的紧张，给那一时期广东的历史打上了印记。而他们在广西边界的存在，使得周围的农村变成了兵营。
19世纪40年代广州周围的混乱，使得大部分鸦片供销网移到广西。这件事本身就吸引了秘密社会及广州的盗贼。而且，战争后的两年间，省里许多银矿相继关闭，造成了一支失业大军。最后，1848、1849、1850年连续干旱，桂平发生了米骚动以及可怕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与从广东蔓延过来的土匪交织在一起，秩序混乱到极严重的地步，使团练得于1850、1851年应运而生。[72]团练一成立，本地的地主就利用它来镇压客家佃户——他们已开始加入一个隐藏的组织，称为拜上帝会。[73]社会很快分为两极：本地的地主团练为一方，客家佃户的拜上帝会为一方。于是秘密的、破坏偶像的公社弟兄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
我们已经叙述了两省相似的形势。但是，为什么广西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兴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基督教理论——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的传入，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和逼近的革命素质？
基督教的末世论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千禧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74]但是，只有在现存的制度具备了接受它的条件时，乌托邦思想才能处于超凡的地位。一个神奇的领袖，如果想使他内心的幻想与外部的现实统一起来，他就必须能够协调他周围的各种共同希望和恐惧。事实上，他的幻想只有似乎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他自己才会清楚地接受自己的幻想。这对未来的太平王洪秀全是十分适用的。他的“启蒙”时刻早于他对基督教的发现。在他神经崩溃时期所做的奇怪的梦中，他象征性地再生了：有一名老妇人给他清洗，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外科手术一样被重新安排。[75]然后，作为一个选民，一位神奇的老人送给他一把神剑，并传给他真正的教义。[76]受震动和被改变的洪秀全仍然忘记了这段经历，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梁阿发的基督教小册子；那时，梦的含义才突然清楚了。那老人就是上帝，是“天父”。洪秀全则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兄弟。他将要改变世界。
这些书实为上天特赐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无前时之病，则虽得此书也不敢相信它们而独自来反对天下的习俗；如我只生了病而没有得到这些书，则无以进一步证明我所见的真确性，而可能认为那只是病中的幻想。[77]
在洪接受基督教千年王国说之前，他的价值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78]其他人也一定以类似的方式体验了某种心灵上的压力，才可能接受洪传播的教义。最容易相信这种狂想的是那些“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徘徊于绅士世界的边缘，又没有真正的地位和财富。他们是小镇上的教师、乡村大家的西席或者无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试图在这个儒教体制的国家中赢得自己的一席地位。就像洪本人，他在初试中总是第一名，却从未中过秀才。愤怒，甚至内心的狂想，使许多人转而反对这个制度。这样与人疏远的人，一般会使人转向秘密社会：神秘的道教、民间迷信、复明的梦想。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的力量源泉：西方。
密迪乐指出，每一次英国人在华南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洪秀全就学习外国的基督教义。比如，在广州，在达格拉刚刚钉塞虎门的大炮之后，他正开始在广州罗孝全的浸会教堂里阅读圣经。[79]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产生了文化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如同那些排外的人们面对英国人的猛攻所产生的感觉一样。但是，即使是排外主义者，也充满着矛盾感，就像广州人既仇恨外国人，又暗自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