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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些，叶名琛的官府在1853年初春试图散布英国人打算重提进城问题的无稽谣言。当局显然企图用对洋鬼子入侵的忧惧，作为春节期间采取治安预防措施的理由，并促使农村中的各阶级团结起来。但是已经太晚了。1853年4月26日，广州大街上出现了首批反官府的传单。到6月时，三合会已经在三角洲周围的村庄发动几次小的起义，而且发展到开征税课的程度。光天化日下的抢劫、绑票成了家常便饭。随着混乱的扩展，几乎天天都发生官民冲突。成群结伙的盗贼搅扰着东莞、新会、顺德、香山等县的大部分地区，日益逼近城市。广州城内恐慌蔓延。大米奇缺，囤积盛行，以致省政府不得不禁止米商再提高米价。到了10月，数以百计的三合会员出没于城郊，抢劫掳掠。省城似乎没有任何防卫力量。因为叶名琛一直害怕太平军会突然折回江西或福建而进入广东，所以他把广州一大部分驻军调到陈岭与梅岭的通道上。但是，感谢城市“管理”与团练组织的重建，大部分帮会已被赶走了。城郊变成了武装营地，到处是结实的路障、雇佣的治安巡逻兵、武装的房主。[101]
同月，广州城附近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虎门的职业赌徒和赌场老板与警察发生纠纷，因为后者要索取高于常例的贿赂。于是赌棍与老板同那时已占领了上海、厦门的小刀会的一个分支结盟。在同警察进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斗争之后，会员们终于进行公开的对抗。他们越过乡村，指向坐落在东江上的距广州75英里的惠州。[102]
叶名琛还没有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同惠州的联系就被切断了。粉碎叛军的尝试遭到惨败。不过，至少到11月份时，叛军似乎被遏制在惠州地区。如果不是东莞附近小刀会造反者的出现激励了好斗的宗族恢复抗税运动，秩序也许就重建了。这一次，那些比较贫穷的宗族与秘密社会结盟。叶决定杀一儆百，以免全省效法东莞县抗税的违法行动。1854年1月，他派广州知府前往东莞作一次特别旅行，就那里日趋危险的局势提出报告。知府建议采取严厉措施并着手逮捕和处死那些背离国教的宗族的成员。像以往一样，局势失去了控制。失去了管束的旗兵扫荡了整个的村庄：男人、妇女、儿童被杀，房屋被毁。痛苦、不满，民众的愤怒增长起来。[103]
一个名叫何六的走私者、秘密社会会员，点燃了导火线。他的兄弟在知府对石龙——坐落在惠州与省城之间——的清洗中被杀害。何六悲痛万分，他称自己是“悲伤的复仇者”，并开始招集一支由其他不满者和复仇者组成的队伍。1854年6月，何六在一个名叫刘英才的朋友协助下，集结他的人马攻打东莞县城。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三角洲地区其他秘密社团的首领都打出了造反的旗帜。红巾起义爆发了。[104]
十四
红巾叛乱
古书昭示我等，五百年必有贤者兴，彼超乎侪辈，为国家希望之所寄。明朝灭亡之后，数百年于兹。现正是出现一位拯救民族的英雄之时。
红巾军告示[105]
对当局说来，同时发生起义说明叛乱是事先筹划的——一个反对秩序势力的巨大密谋。[106]
咸丰四年四月（1854年4月27日—5月26日）红巾贼起。先是粤省莠民聚众拜会，其党分布各州县，约期皆反……其余啸聚党羽，私相部署者，不可胜纪。从逆者，裹红巾，服梨园衣冠，设将军、元帅、先锋、军师等伪号。官军麾帜用白，贼遂名之曰白兵。[107]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密谋，也没有合作计划。相反，在何六叛乱之后，造反引起造反，起义明显地处于日益无秩序状态中。先是黄埔周围械斗的宗族同6千名秘密社会的抢掠之徒联合起来，把河南抛进混乱之中。[108]然后，三合会的7千名会员，在一个名叫陈开的人的带领下，出人意料地进攻佛山，并于1854年7月4日占领了这座大城市，引起全省的惊恐。[109]在佛山，陈宣布成立一个新王朝：大宁。他与同伙们改变服饰，蓄起长发，并象征性地称他们的军队为“洪兵”。这些复明主义者最初温和得惊人，只对极富有的人征税。这使得一些人受到鼓舞，也使总督、巡抚感到恐慌。他们不仅害怕陈会获得民众的支持，更怕他学会利用佛山著名的铸造厂和军械厂。大批的军队立即被派往城外，乘战船随潮汐的涨落而进退，只要可能就炮击叛军的工事。但是，佛山仅是开始。远在梧州，山林中的土匪见时机适宜，都开始走出山区，向广州疾进。7月12日，甘先在省城正北25英里的花县发起了叛乱。三天之后，一位名叫区球的秘密社会首领，在城西25英里的三水打出明朝的旗帜。南海也发生了战争。县太爷的衙门被全毁。一队旗军中了埋伏，被消灭。[110]广州城很快陷入包围。[111]
7月13日，甘先部向北门发起了首次攻击。如果所有在省城北面的造反者能够配合进攻的话，城门也许会被攻陷。一个星期之后，官方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三支叛军都集中于甘先领导之下。从这时起到围城结束的新年这段时间里，广州处于不断的进攻之下。现在，由于白云山北麓驻扎着上万名叛军，叶名琛不得不撤回一直在围困佛山的政府军。他只能指望三件事：广州能够自卫；佛山陈开的部队不能同广州城北的叛军连接；各县乡村的主要宗族及团练能够保持对政府的忠诚。
首先是城市自卫问题。城墙边每天都要发生小冲突。旗军烧了北郊，毁坏了造反者的隐蔽处所。[112]在城里，官军得到民间团练的补充[113]，组织了由护城委员会指挥的自卫团。委员会确保使各家捐献一定数量的金钱。商人们比以往更积极：伍崇曜和梁纶枢搜集和捐献了50万两白银。护城委员会由四个董事会轮流主持，一个董事会代表城市的一个区。董事会由有声望的居民组成，由藩司、臬司、粮道和巡道管理。[114]
与此同时，佛山的叛军得到广西盗匪的一支大部队增援，准备会合广州城北的甘先。旗军绝无可能阻挡他们前进。但是在广州与佛山之间，有升平社学的旧团练区。那里的团练已不存在，他们的司令部——设在恩洲附近牛栏岗的升平公所，也已被叛军占领作为指挥所。但是如果能鼓励南海的绅士与农民，使他们的团练恢复活动，那么叶名琛还可以指望抑制住佛山的叛军，并保持广州与外界的联系。于是总督尽一切努力以争取那个地区农民的忠诚。他一面保证赦免所有放下武器的人，同时，他还求助于入城危机中的“忠义”之心，那时，农民与官员是一致反对英国人的。这些求援似乎起了作用。1854年7月29日，一股企图强行通过这一地区与甘先会合的叛军被旗军和小队团练打退。但是，在力量对比似乎有利于红巾军时，绅士领袖能够保持住乡村群众的忠诚吗？[115]
无疑，叛军的胜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5日，顺德县城被陈吉部占领；清远、肇庆完全在叛军控制之下；香山县的大部分也为李洪英部占领；而城北的炮台，为大水所淹，天天都受到攻击。在以后两星期中，局势更坏：陈松年进攻新会县城；一个名叫徐兆表的三合会员，在广州西南60英里的开平县附近发起叛乱；河南也出现了首批造反组织；“悲伤的复仇者”何六占领了增城，向前推进以会合驻在白云山的甘先。
广州城周围的钳子正在收紧。现在北门外集结着3万人马。人们开始逃向甚至更加危险的农村。一个英国人描述了笼罩着城市的恐慌气氛。
这些城市什么样的苦难没有经受过！占领，收复，大火，抢夺，毁坏……广州的百姓被恐怖所控制，根本就没有公正可言。谎话不仅说说而已，还付诸行动。如果战事中抓不到俘虏，那就抓无辜的百姓充数处死……几个月来，城门都关闭着，只在某几处开放，还有着许多预防措施。人们必须佩带标记，写上姓名、年龄及住址……恐慌情绪极大——商店关门，贸易停顿；同邻近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16]
红巾军从惠州、穿过番禺县，驻在位于广州城东门外的校阅场。如果拥有30门大炮、110条船的2万名佛山叛军会合了甘先，那么广州城必定陷落。升平地区的团练能否阻挡这一会合呢？
8月的最后几天里，形势突然开始改变。一连串小的地方性胜利似乎证实了叶名琛关于南海团练敢于同叛军对抗的希望。8月11日，在对牛栏岗“公所”的叛军司令部的攻击中，三元里的团练支持了旗军。这时，陈开方认识到，横在他与广州之间的主要障碍，是乡村团练的联盟，这是一位名叫欧阳泉的当地名人在佛山以北5英里处的大沥组织的。8月19日与24日，陈的红巾军两次试图粉碎团练，都被击退。暴怒的叛军最后终于占领了大沥附近坚持抗击的村子之一，并将它夷为平地。[117]但是广州当局已经向那里的团练司令部送来了武器、给养和一小股官军援兵。
白云山的叛军无望地等待陈开的到来，开始不安定起来。首先有一个中心领导的问题。红巾军明确宣称要恢复明朝：
总理政务除奸诛邪灭清神威大将军总督兵马罗、总理国务内阁大臣加三级纪录五次杨为晓谕事：缘中国户口众多，难分良莠。惟我大明太祖洪武在位时，万国通商，尊卑有序，干戈不起，于邻邦均无欺诈。[118]
惟一的问题是，找不出一个冒牌皇帝让他们扶保。当一个秘密社团的首领以明朝的名义自称为总司令时，其余的人就拒绝服从他，于是他气愤地带着他的6千人马投降了官府。有些首领争执于战利品的分配和收税权等问题，各派甚至刀枪相向。随着时间的消逝，会集在城北的大群部队，耗尽了南海、番禺两县的物资。那里的大部分村庄已被烧毁或已荒芜。许多人向富裕些的地区迁移。到了9月5日，甚至何六也决定退出联合部队。[119]
广州的军事当局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他们受到团练胜利的鼓舞，决定发起一次冒险的突袭，以减轻城东的压力。1854年9月7日，由卫佐邦[120]率领的部队冲出城门，攻击驻在校阅场的大股叛军。红巾军惊慌逃跑。在绕城向牛栏岗甘先的司令部撤退时，丢下了明朝印信、武器和辎重。这是官军首次在野战中打败大股的叛军。现在，广州城有了一定的军事安全保障。但是围城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商人简直不相信政府能够坚持住，他们自己也被不断的捐输搞得人穷财尽。反政府的公开街谈巷议越来越多，许多商人秘密地把私人巨款转移到香港。常规的运茶船只开往福州，广州的国际贸易陷于停顿。小店主们甚至开始相互廉价出售货物，以便在城市陷落之前结清账目。另一方面，随着城里食品渐渐耗尽，米价飞涨。[121]为了生存下去，政府必须恢复行政管理和同农村的经济联系，以重获税源。这样，内战进入了新的恢复乡村的延长期。不论广州能提供何种支援，绅士领导的团练将一个村镇一个村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重建秩序并剿灭秘密社团。团练中心成立起来。在南海县，大沥联盟和“大沥局”负责佛山的叛军；在番禺县，“北路平定会”负责攻击驻在佛岭市社学的一个主要的叛军司令部；吴姓宗族的团练网则同新造周围的黄埔红巾军作战。东莞县令华廷杰领导了本县的抵抗，终于在1854年12月26日打败了何六。在顺德县，由东莞的团练局训练当地团练并给予财政援助，以便收复县城。
许多团练局是由那些领导了19世纪40年代反英运动的人掌管的。[122]而这一次，防卫的方法有所不同。大面积的乡村需要平定，而不是被保护。这不是一个像保甲制度那样的静态控制问题，而是在某一特定地区赶走叛军的问题。平定的方法逐渐有所发展。20个或更多的村子组成一个“围”。然后在这一地区清除所有的不安定因素：武装土匪、秘密社会成员或者那些被族长们认为是惹麻烦的人。一旦建立了这样一个安全区，它就与另一个“围”联合起来。这是通过“约”来安排的。“约”区能够集中队伍较大的武装团练，在“围”之间的地区就可以被肃清。与此同时，“约”还采取如控制食品价格、分发救济粮、分配族田的收入等措施，以确保不再发生混乱现象。这种作法对日后地方主义的发展极为重要。所有这些事情，都由作为团练局的辅助机构“公局”办理，使得政治、审判、财政等大权，落入重要乡绅的手中。
1854年秋冬季节，秩序的势力缓慢地、逐渐地恢复了对乡村的控制。9月，增城被收复。10月，团练重新占领了香山、新会县城，并且荡平了甘先司令部所在的牛栏岗旧升平公所。次月，收复龙门县，并摧毁了佛岭市红巾军的中心。12月，花县重新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新宁与新会的叛军被打散。到1855年1月，三元里周围的地区也已肃清。
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广州城，乡村的平定几乎没有引起注意。1854年9月7日校阅场胜利之后，当局关心的主要有三件事：城北地区、佛山的叛军以及在黄埔附近新造的日渐活跃的三合会帮。
9月，北门围城的部队后撤了六英里，但仍在城外，威胁着城市。10月，发现衙门里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