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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代子孙在室内神龛里保存的祖先牌位，四代以上的就得移走，“比大家庭更远的宗支就不能从中找到共同的祖先”[21]。但可代以另一种牌位，把它放置于特别的祖先堂即祠堂中，而不是放在家中。这种方式会导致形成一种更广泛的社会集团：比一般大家庭高一级的中间血缘体。[22]围绕一个祠堂所形成的血族以及其他中间血缘体的并入，需要更多的经济来源，于是一个宗族出现了，并且整齐而有系统地成长起来。这样，在只有一个或两个姓的某一乡村地区，可能有一个超过1000人的族，但却有20或更多的祠堂，其中一个主要宗族的祠堂称为大宗祠。[23]
宗祠与宗族土地一样，既团聚血缘体又分割血缘体。[24]因为，当有钱的家庭建立起自己的祠堂并维持着大家庭时，贫穷的同血族的家庭，没有祠堂，仍是分散的，单独的。简而言之，祠堂联合了扩展中的、活动的血缘体，使之与那些较弱小的家庭分开。
放在祠堂中的祖宗牌位没有放在家里神龛中的真正祖先牌位那样有一种内在的神圣感；它们代表的只是一种社会价值，而不是个人的宗教感情。这些牌位，确实给奉祀它们在那里的人及前去膜拜的子孙带来社会地位。对于地方团练的成员说来，能够列入这样的祖先堂，无疑是巨大的刺激。事实上，在广州府的各地方志中，关于团练活动最详细的记载并不见于列传，而见于有关礼典、礼仪这一类。[25]官方对于这类团练的赞许，在为祠堂作的褒奖牌碑中也能发现。团练有可能吸引或煽动破坏秩序的造反势力或异端势力，但他们所祈求的基本价值却是保守的、家族主义的、正统的。
在绅士鼓励下的超越村庄和宗族的乡勇联盟中，血缘组织又怎么样呢？即使在这里，血缘组织仍旧一样重要。东平公社的24名领袖中有大约60%的人是同姓。这当然并不肯定表明亲属关系，但是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谢王两家的明显关系——同辈的人名有一字相同[26]，表明广东省乡勇联盟之所以会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它们是聚集在早已存在的宗族的“旗帜”之下。特殊的团练组织是否曾以多族联盟这种早期形式存在过呢？那是可能的。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团练联盟，比如升平社学，是超越了宗族联盟的。绅士们使许多纵向的血缘体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宗族内的绅士与佃户，同另一族的绅士与佃户之间的潜在的横向纽带，突然间联系起来或者是加强了。某一村的某一农民发现，他与另一个镇上的穷苦农民有着共同的经济或社会利益。如果没有团练运动，各个村子间互相的仇恨阻碍人们觉察这一点，这有利于领袖们控制一个宗族。[27]
表2 东平团练的领袖[28]
这种横向的移动，不可避免地使阶级—宗族的平衡以不断增长的力量互相反对。在外部的敌人——英国人威胁广州的时候，血缘关系维持着。可是，当这种威胁在1849年后明显消失时，阶级就开始居于宗族之上了。团练运动也增强了绅士们在每一血缘体中的统治。族人中的礼仪领导权不是必定掌握在本地著名人物的手中。族长可能是一个相当没有势力的人，仅因为他辈份高而被选，由于他不可能用自己的有力地位去谋私利而得到认可。[29]但是由于团练活动，选择一个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绅士掌管祠堂和“公所”就变得必要了。在地方官与地方名人之间，控制的平衡被打破，终于影响了宗族。随着绅士担任的经济、政治、军事工作的增加，宗族村的作用也加强了。血缘体的领袖们参加了“公所”或“社学”这些紧密的政治和礼仪组织。[30]这个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进程，在20世纪以礼仪与政治的几乎完全一致而达于顶点。1930年时，“（广东）现时的乡村自治政府体系中，区的领导人、村长以及他们的下属，大部分是由有力宗族的有力人士推荐的”[31]。
所有这些变化破坏了宗族维持的社会平衡。到1845年时，社会开始分化为富裕者、贫穷者两部分，血缘关系不再能够模糊阶级利益了。这种在中国社会中常常呈现的阶级利益，在团练运动中明显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它们并没有创造团练运动，像今屈诚二等史学家曾论证的那样。他们说，绅士们发起团练运动就是为了使怀有敌意的佃户在经济上继续处于受统治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时期的绅士团练被明确地看作是镇压造反农民的“反革命”力量。然而，团练在最初是团结了地主与农民的。在部分地由于鸦片战争引起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排外主义与宗族使广州的乡村联合起来。但上述势力终于使社会两极化，于是团练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民众自卫和使公众一致的手段，而成为其巨大的权力掌握在有钱的名人手中的社会控制的机构。随着这一进程，农民变得愤愤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族的秘密社会。[32]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南欧，尤其是西西里地区也发生过同样的分化。
近代经济的到来（不论其是否与外国征服相结合），都可能，而且肯定会使亲族中一些家庭富裕起来，而另一些家庭则陷于贫穷，从而瓦解亲族社会的平衡，或者破坏亲族关系本身。传统的血族复仇制度可能而且确实会“失去控制”，并产生罕有的仇杀和残酷的恶棍；阶级斗争的因素也就开始进入其间。[33]
产生黑手党的原因，也创造了三合会。
十一
华南的秘密社会
孔圣人传给我们笔墨，我已连续三年应考；迟早上天会赐惠于我，洪家的儿子们将榜上有名。
三合会入会仪式[34]
历史密谋论的学者易于认为秘密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密谋论还强调：人毕竟是有自由意志的生物，而不是环境的工具，也不是社会力量的产物。于是，非人格化的历史很方便地被赋予了人性。此外，这类秘密有其自己的魔力：神秘的暗语、夜晚用头巾遮住的人形、辨认时的微妙的握手、遍布各地并伸入了高层的兄弟。它们诱使人们相信，历史的枢纽是由18世纪的启蒙主义、意大利的烧炭党或者第三共和国的互助会的图谋而旋转的。
19世纪的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秘密社会，也陷入了同样的罗曼蒂克的观点之中。毕竟，中国的秘密社会比起他们的欧洲同伴来显得更神秘，而且无可否认，他们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广东，似乎到处都是“三合会”。三合会是一个总称，其中包括三个相似但各别的社团：天地会，在福建最为流行；三点会；三合会，在广东很发达，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也有。一次次孤立的叛乱撩开了它的神秘面纱，使欧洲人得以对这个神奇的下层社会瞥上好奇的一眼。19世纪早期，一个叫陈礼南的福建人，曾带着他的天地会众威胁东莞县。南海、香山两县也常受到三合会地方支派的搅扰。三合会的成员通常被称为“脑”、“房长”、“柳枝”或者“铁板”。1838年时，三点会甚至在三角洲地区公开吸收成员。[35]
名称无关紧要。对华南的百姓来说，每个社团的行为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并不注意是分支还是分会，广东人将所有这些团体统称为“洪门”。它们是各别的、独立的，没有中央领导，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名称行动。这种散漫既是团体的弱点，也是它的力量所在。由于没有一个终极的指挥相关，社团很难长久地维持一次大规模的起事。许多年来，三合会的历史只是一些分散的不成气候的造反故事，没有任何团聚一致的痕迹。另一方面，由于其机体是由许多小细胞所组成，除非能够扫除所有在中国东南部集镇入会的那些“危险人物”，要破坏这些社团几乎是不可能的。[36]
各个社团之间共同的东西就是入会仪式和通常只以口授方式传下去的历史。由于明显的原因，关于三合会的起源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某些重要的细节却多一致。在入会的仪式上，大师长总要向新教徒讲述：1674年，福建少林寺的和尚们——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如何响应康熙皇帝的召唤，自愿出征，驱赶厄鲁特噶尔丹。由于神助，打败了蛮夷。皇帝奖给方丈一枚特别的印章。60年后，邪恶的福州知府渴望得到那枚仍由附近的和尚们保存着的珍贵印章。于是，他首先设法使雍正皇帝相信，少林寺的和尚要造反。然后，在一个名叫亚七的叛变的和尚帮助下，他烧了庙宇，杀死了几乎全部和尚，只有五人带着那枚印逃到省里一座高山的另一庙宇中。在那里，他们发现一个瓷香炉漂浮在小溪上，上有“反清复明”字样。香炉闪着红光[37]，显示出一把神奇的剑。发现这些以后，突然有五个生人神秘地加入到五个和尚中。这五个人就是“虎将军”和——按某些说法坚持认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十四岁孙子。他们歃血盟誓，举起造反的义旗。在首次与清军的遭遇中，他们被击溃。在被追逐之中，弟兄们分为五大房，散布在南方和中原，发誓要继续同万恶的清朝作斗争。[38]
这个杂凑的传说与真正的社团历史毫无关系。确实有一座少林寺，以中国拳术的发源地而著称，但它是在唐朝的河南。有十三名武功和尚帮助了皇帝的传说，那是指唐太宗，他的敌人是王世充，事情发生在7世纪。1674年也确曾有过一场叛乱，但其首领是在台湾的忠于明朝的朱一贵。当然，历史上的一些社团确实是从宗教礼仪神话中产生的。既然首次可信的历史把他们同1786年发生在台湾的林爽文起义联系在一起，看来很清楚，三合会起源于台湾，他们从那里迁移到大陆的福建，传说中的庙宇就在这里。18世纪末的白莲教叛乱之后，他们散布于整个华南，同其他一些元朝佛教组织传下来的分支——青莲、无为、八卦等教派一起，周期性地搅乱社会的外表。1800年以后，每一次小叛乱通常都要引起三合会的活动——常常以复明为名，如1813年八卦教叛乱， 1814年朱毛里叛乱，1832年赵福才的瑶乱等等。[39]
传说中对这些晚些时候的历史只字未提。但是，在某一方面，严密警戒的仪式，比那些关于三合会活动的枯燥的历史记载更富有启示。它的秘密性与中国家村生活的公开性形成鲜明的对照。[40]像围以高墙的衙门或是紫禁城，秘密社会也围着一层使人敬畏的礼仪外壳。在那个农业帝国的乡村范围内，三合会作为一个反对派，作为社会之中的一个政治机体存在着。不仅如此，秘密社会代表着一种人为的但却完整的又一社会制度。入会就是新生，就是进入一种新的永恒的关系。社会差别就会被废除，一个伟大的统一就会出现。
“我等谨遵天意，结为一体，立志推翻清朝，恢复明朝，以使天地之意志再次合一……今晚我等对天起誓，天下所有兄弟皆为同胞，如一父所生，一母所养，同祖同宗。”[41]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的纽带。盟誓之后，每人饮血酒，然后学习辨认的特殊记号。[42]“如果我像亚七那样成为叛徒，就让我的头像这只白鸡的头一样被割下”[43]。这是真正的血缘的手足之情，一种人为的亲属关系，其作用与家庭相似。[44]
大家庭是中国理想的社会单位。通常，只有主干家庭在财政上是合适的。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必须组织自己的夫妻家庭，或者成为流动人口，这些人在孔子的社会理论中被视为“危险阶级”[45]。这些社会内部的无产阶级不自觉地有助于使任何微小的社会或经济危机变成一场灾难。[46]但是，他们的家庭主义理想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在那些造反组织中也刻意地复制了亲缘关系，并以精心设计的认可仪式来保证这种人为的关系。申请入会的人必须先净身，然后穿上白衣服。白衣服象征着新人的纯洁，象征着反对黑暗势力的纯洁的明朝。[47]新生是全面的。入会者洗去旧世的尘埃，进入一个新时期。“用三江水洗去你们脸上清朝的污垢，将显出你们的真实面目，闭上你们的嘴。放弃你们清朝的服饰，那是奴役的象征，代之以穿明朝的衣衫”[48]。这是复兴主义，不是革命党，但却是革命者。[49]毕竟，三合会不仅要恢复明朝，他们还从康熙皇帝的那枚印得到了神赐的合法性。他们的叛乱总是有理由的。在特殊方面，地方官贪婪，滥用儒者的职权；在一般方面，则是因为朝廷违反了以君主制的典范明朝为代表的正统秩序。在秘密社会的思想与官方认可的儒家反对思想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反满主义。但即使是这一点，也是传统的。南宋以降，民族优越论就一直是秘密社会的理论要素之一。南宋时，统治者坚持中原统治外夷的权力。[50]不论是女真、契丹、蒙古还是满族人，蛮夷都是纯正的汉人憎恨的目标。在广东尤其是这样。人们怎能忘记1650年对广州11个月的围城？怎能忘记当鞑靼军队终于用大炮攻破城门，他们狂怒的血腥野蛮报复杀死了10万余人？[51]这些普遍的记忆并未消逝。事实上，孙中山等反满的革命者认为，三合会思想的要素就是对清朝的仇恨。
迨至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