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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料旬刊》，地，341下。
[157]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36, 1849年3月5日。《中国丛报》，18∶167页。《中西纪事》，卷13, 14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上—14下。《广东十三行考》，第169页。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28日。
[158]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43, 1849年3月12日。
[1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上—14下。
[160]WO1/461，“义律—奥克兰”，1841年6月21日。
[161]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22, 1843年8月18日。
[162]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65, 1843年9月29日。
[163]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12, 1843年11月14日。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1, 1844年1月8日。
[164]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2, 1844年1月31日。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9, 1845年2月4日。
[165]1844年和1845年的领事报告可参考的材料太多，此处难以列举。关于这些垄断化尝试的记叙，见当事人德庇时：《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2∶48—109页。
[166] 《英国人民的历史》，第161—162页。
[167]《中国通和外交部》，第12—13页。
[168]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72, 1847年8月18日。
[169]《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中国丛报》，12∶331页，1843年1—12月。《清代通史》，第3卷，第457页。《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43—48、54—55页。
[170]就进口方面说，上海耗失商业订单的最初征兆，早在1846年就出现了，那时，广州货栈里堆积着英国的大批毛织品，卖不出去。见FO228/61，快件28，附件1, 1846年2月21日。
[171]FO17/154，快件37，附件1, 1849年3月28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6页。
[17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13页。
[173]《广东十三行考》，第168-169页。
[174]数字据英国领事报告：FO228/61，快件28;FO228/72，快件11，FO228/85，快件65;FO228/99，快件25。
[175]《广东的公行》，《通报》2.3∶309—311页。
[176]G.William Skinner: 《泰国的华人社会：分析历史》，依萨卡，1957，第42页。
[177]FO228/143，快件169，附件1, 1852年10月28日。
[178]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34, 1849年2月28日；快件41, 1849年3月10日。
[179]“近者乐，远者来”，见《论语》子路。
[180]英译文见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28日。
[181]对这一时期广东省经济的总的讨论，见本书附录四。
[182]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32, 1849年3月22日。
[183]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0, 1849年3月30日。
[18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36下—38下。
[18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39下—40下。《1849年的伪诏》。
[1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3上—46上。
[18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6上—47上。
[188]同上。
[189]同上。
[190]包令后来宣称，美国领事曾把巴麦尊放弃进城要求的意向告伍崇曜，伍又告诉了徐广缙，见FO17/188，“包令—格兰维尔”，快件1, 1852年4月19日。
[191]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5, 1849年4月18日；“徐广缙—文翰”，快件45，附件1, 1849年4月1日。
[192]《1849年的伪诏》，第310—313页。
[193]郭士立原是荷兰教会派往泰国和中国的德国人。他是最早掌握了中文的传教士之一。他在各地热心布道的同时，也为鸦片商和西方官员做翻译，后来他成了英国公使的中文秘书。
[194]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1, 1849年3月31日。
[195]FO17/154，“文翰—徐广缙”，快件45，附件2, 1849年4月2日。
[196]FO17/154，“徐文缙—文翰”，快件45，附件3, 1849年4月6日。
[197]FO17/154，“文翰—徐广缙”，快件45，附件4, 1849年4月9日。
[198]《中国丛报》，18∶280页。《中西纪事》，卷13, 5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2下—13下。
[199]徐被封为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叶，男爵，单眼花翎。
[200]《中国近代历史文选》，第229页。又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下，《中西纪事》，卷13, 6上。
[201]英译文见FO17/155，快件66，附件1, 1849年5月18日。这是一本印制的小册子，5月11日送给《京报》的长期订户，说明为什么要给徐广缙建碑。
[20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0下。
[203]《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98—399页。
[204]FO17/155，“文翰—巴麦尊”，快件71，附件1, 1849年5月21日，快件78，附件1, 5月24日。
[205]FO228/112，“包令—文翰”，快件4, 1850年1月8日。
[206]FO228/112，“包令—文翰”，快件10, 1850年1月21日。
[207]每磅三分之一分。
[208]FO228/113，密迪乐的报告，快件179，附件1, 1850年12月28日。
[209]“徐广缙”，见《清朝野史大观》，卷4。
[210]“粤人严禁洋人入城”，见《清朝野史大观》，卷4。《中西纪事》，卷13, 6上—6下。
[211]《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52页。
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
十
阶级与宗族
乡中设升平公所以安良善，建议勇祠以励民气，皆本真之谋也。[1]
19世纪的广东社会，是各种互相关联的组织的复杂混合体：团练、公行、秘密社会、绅士委员会、海盗帮、“公所”以及更重要的血统集团。最后这一组织表现为“族”[2]，它使得华南与帝国的其余部分有所区别。这并非因为别处不存在宗族组织，而是因为这些庞大的、实行族外婚的血统集团，在广东是基本的、普遍的群众组织形式。首先，它们是省里最大的地主。[3]它们的“族地”（祭田或长田）[4]提供的收入，由族中长者掌管，用于资助生童学习、有功名者的津贴、考试费用、救济贫苦者或残废者以及病人等。[5]有时，族田的收入干脆分给族内各家；与此相应的，这些家庭在族中买入更多土地时也要分担支出。族田的收入是惊人的。在一个有5千户的广州三角洲镇上，有130个祠堂，年收入租金达90万元。[6]
这样的富裕而有影响的家族，就是广东省一个个经济和政治势力的中心。[7]从有声望的绅士领袖的荣光中受惠的族人，或者在地方争斗中乐意其宗族成为联合体一分子的族人，当然不愿离开它的保护伞。[8]土地象征着这个统一体，象征着这个集体力量和声望的源泉。但是，与此同时，其他的力量——也是以族田为表征的——却驱使这种血缘组织分裂。宗族并不代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或静止的关系。用于津贴的租谷经常是从较穷苦的族人和本族的佃户那里征收来的。这些农民可能、而且确实对族长们强收高额地租或高利贷怀着强烈的不满。[9]认识到这一点，有的宗族的族规禁止向族人收取祭田田租。[10]但是，在那些宗族与村庄合二而一的地方，这种族规就难以实行。于是，经常有各种势力相互推拉，有时分裂、有时团聚着宗族。这些力量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最明显的是，一边表现为阶级关系，另一边表现为亲属关系，二者共存于宗族之内。地主与佃农[11]各自与别的宗族内的伙伴们有着即使不是现存的，也是潜在的共同的阶级利益。但与此同时，这种横向的联合又由于纵向的亲属关系而有所减弱。这样，由于缓和了阶级冲突，宗族有助于农村的稳定。不幸的是，宗族斗争即是使血缘组织团结的最为有力的手段之一，同时它又分裂了广东的乡村。
图二 宗族组织中的亲属阶级关系
1766年时，乾隆皇帝对当时广东发生大量的宗族斗争十分关心。
粤东随祠堂租每滋械斗顶凶之弊……建祠置产以供祭祀瞻族之资，果能安分敦睦，……何尝不善？若倚恃族蕃赀厚，欺压乡民，甚至聚众械斗，牟利顶凶，染成恶习，其渐自不可长。此等刁风，闽广两省为尤甚。[12]
皇帝命令进行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有些宗族控制着大量的“祭田”。族内各家轮流收取每年的地租；同时由这一家支付有关的土地税并把剩余部分放债取息。富者日富，很快农村就分为极富的族与极穷的族。前者无疑地压迫后者。但是，两个势力、财力相当的宗族由于土地、水权等问题如果发生争执，就只有兵戎相见，一决胜负。于是就筹划一场战斗。族人集合在祠堂中，他们得到保证，受伤者会有奖赏，死者会有奉入祠堂的荣誉，残废者则给予终身的津贴。如果杀死敌方一人而杀人者受到官府的注意的话，那么，族内另外一个由于其他罪名而被追捕的人将自愿做为“顶凶”。他的自首满足了官府，而他的家属则可以从宗族的基金中得到一份固定的收入。[13]
江西的宗族斗争则与此截然相反，绅士们从不卷入。农民自己秘密决定开仗日期，在自己中间选举领袖。只是在战斗之后，他们才向族内名人寻求法律保护。当然，族内的富户不赞成这些，而且常常试图由他们自己来审断为首的人。但是，当长老们在祠堂里会集时，却往往发现面对他们的族人是一群暴民，这些人要阻止这种审断。[14]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血亲的冲突就分裂了宗族。
另一方面，在广东，宗族斗争却是由族长们公开决定和组织的。因为对于族长们来说，这是增强他们的势力及加强对祠田的宗族控制的重要方法。反过来，祠田为斗争提供了费用。归根结蒂，宗族斗争所祈求的价值和所允诺的奖赏，加强着宗族的团结和较富裕支派的控制力。[15]
19世纪时，宗族械斗成了广东的地方病。省里不少地方处于“长期混乱”的状态中，其特点就是设防的村庄、高高的围墙、土坝、碉堡和半职业性的战士。[16]例如，黄埔周围的两个族，在1835年和1836年一直互相仇视，用血写复仇檄文，毁坏对方的坟墓，并且如同18世纪时曾描述的那样雇用“敢死队”或者“顶凶者”[17]。大多数这样的争斗都起因于水利或土地。各族宁愿兵戎相见，而不愿到地方官的大堂上去申诉，因为在那里，他们会遭到勒索，或是接受不可捉摸的审理。交战双方在事先很了解他的宗族在军事上会有什么损失，这是一场经过计算的冒险。不幸的是，暴乱的地区趋于扩大。雇佣兵出现了。有的宗族联合其他无亲属关系但同姓的族来扩大他们的同盟网。[18]甚至团练也成了扩张的工具。“为了共同防卫之目的，同族人集中起来结成保甲，而保甲则招募地方团练，巡逻放哨。所有这些事务，都是在祠堂里分派的，所以祠堂必须变成军事指挥部和团练集合的地方”[19]。广东的宗族与团练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已合为一体，一个单一族的村的团练，不多不少就是一个宗族组织。团练的首领就是宗族的首领。伤者或死者被赏以祠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得到列入宗祠的荣耀。
“祖先堂”这个词，在广东就是指祠堂。由于十分强调风水，吉祥的地段是人们最希望的，所以很难得到，只有富裕的血缘组织才有能力获得这样的圣地。[20]“祠”同血缘分裂和宗族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