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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进的计划。[182]所以他的唯一希望是清朝皇帝给予有利的答复。他的希望似乎没有全部落空，从广州城传出令人乐观的消息说，皇帝准许进城。[183]
徐广缙关于同英国人在虎门会谈的报告，于3月11日送达北京。在详细叙述了他的军事准备（但完全没有提到团练）之后，总督提醒说，英国人可能绕过广州而北进江浙。[184]这一点使徐向皇上吁请谕令夷人不得进城的请求受到阻碍。因为皇上真的对英国人可能北进的前景感到忧虑，于是就命令徐让步，让夷人保全面子，“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185]。
总督一定是在3月25日到3月30日之间收到这一指示的。这比他约定给文翰回答的日期只早几天。徐现在处于困境之中。他所同意的而朝廷并不知晓的民众抵抗运动在迅猛发展，如果现在取消它，就会是大灾难。于是，徐决定向皇上报告团练之事，同时隐瞒自己在这个运动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加急奏报于4月14日送到北京。朝廷终于知道了有10万人“自发”地组成了团练。当然，“他们是忠顺于朝廷的命令的”。但是，驻在广州的正规军只有几千人，“岂能敌汹汹之众？……地方文武，亦安能有千亿化身，为之禁止耶？”如果允许英国人进城，那就意味着“内外交讧”[186]。
广东巡抚叶名琛，极力支持他的朋友的意见。他说，英国人是在虚声恫吓，“声东击西……但外强中干，口虽大言不惭，实则力有不逮”[187]。再说，地方团练已经组织起来，“均皆良善，并非匪徒，本系各顾身家”[188]。皇上被说服了。同一天，即1849年4月14日，他对总督和巡抚认为“进城一事实属万不可行”的奏折，批示“照该督等所议酌办”[189]。
朝廷的这道新谕旨4月29日才送到广州。在这段时间里，事态一直由徐广缙控制着。他大概相信有关团练的消息会使皇上改变主意。但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应付英国人。如果他只一味拖延，文翰就会发觉他是在隐瞒真相，那就造成了入侵的口实。[190]于是，徐独自做出了一项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冒险的决定。4月1日，他通知文翰，朝廷的谕旨已到达，内容是：“朝廷不能违背百姓的意愿而屈从于来自远方的人”[191]。徐伪造了一道圣旨[192]！
这场赌博的含意是非同小可的。如果英国人不理睬假诏书而攻打广州城，那么徐即使不算谋反，也得落个抗旨的罪名。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英国人确实见到了真谕旨的译本。因为，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英国的中文秘书处在广州衙门里就有一个极好的情报网。低级职员偷出奏报及谕旨的副本，便可得到报酬。在那年的3月底，郭士立[193]已经得到并翻译了皇帝关于暂时允许洋人进城的谕旨，但是否可靠尚有怀疑。[194]所以，当文翰得到假圣旨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欺骗。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进攻角度。他质问徐：一个城市的百姓怎么能够阻止一个巨大的帝国履行条约义务？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195]？徐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开始猜测文翰将要后退。[196]这一猜测只过了一星期就实现了，英国公使突然地无望地中断了通信，发出一个温和得可笑的警告：“我只能重申对进城要求未获准许的遗憾。这种无视条约的行为，迫使我向我国政府报告。”[197]
这是19世纪中国的首次外交大成功。北京喜气洋洋。[198]朝廷嘉奖了徐广缙、叶名琛[199]以及著名的绅士首领，就是普通市民也被授予一块写着“众志成城”的匾额。[200]广州人十分满意。更重要的是，绅士们对徐、叶十分感激，因为他们使民众抵抗的传统合法化，并使广东省在精神上获得复兴。他们在为这两位英雄建碑时说：
从1840和1841年的战争中结下仇怨以来，十余年间，彼等践踏我疆土，捕逐我男妇，河海内外同被摧陷，独我广东灭之于三元里，诛之于黄竹岐，即三尺童子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凡此均吾粤民风使然，亦赖诸大人关心民瘼，激励百姓奋起，才得众志成城，固若金汤。[201]
徐广缙为成功而自鸣得意。他甚至对皇上夸口说，他胸中有这一谋略，已有很长时间。“臣等窃以进城之万不可行，有不待今日始之者。”[202]皇帝没有注意这种微带无礼的语气，因为他分享了总督的乐观情绪。不幸的是，他们都错误估计了英国对中国进攻的长期性；虽然在当时，他们的对策确是一次辉煌的成功。徐广缙使圆变成了方，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驾驭”了夷人，又使百姓满意。所以，1850年7月4日，皇上任命徐广缙单独掌管朝廷的夷务。[203]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这位两广总督几乎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设计师，他的建议都毫无异议地被接受。
徐本人，由于高兴、自信，以为他可以办成任何事。作为林则徐的老朋友，他一直同他一样，力主禁止鸦片。现在他以为他可以号召公众团结一致，最终在广东省扫除鸦片。下属们的强烈反对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204]后来，或许是想对伍崇曜及其他人在护城期间的作为给予报偿，他转向对外贸易。这次他获得较大的成功。1850年1月，他下令增收新的茶叶税，茶叶只能存放在公行的货栈里，这样，又转向了旧的垄断制度。[205]文翰为阻止这一计划而诉之于海关监督。[206]英国人只是发出一声宽慰的叹息，就搁置了这一切。6月，南海、番禺两县知县乘英国人不备，突然规定每一担茶叶交两钱税[207]，同时恢复了旧的垄断制度。在英国人还没有真正弄清事态时，公行已得到了选择商人同外国人作茶叶生意的权力。他们征得的附加税都送到徐的衙门，以换取承包贸易税的特权。[208]两年以前，英国人的抗议可以使全城震惊，可现在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徐变得越来越傲慢。据说他对自己的成功是如此得意，以至于把所有的公事都交给只知道“朘削民之脂膏”的助手们。[209]除了这些传闻之外，1849年的外交胜利还产生了一些对中国的未来并不很乐观的复杂情况。
首先，对团练的支持助长了社会的偏向。绅士们随着权力的平衡对他们日益有利而牢牢地控制着地方团练。与此同时，这种动员使农村陷入混乱，鼓励了“好事者”[210]。1849年的反洋人事件就这样赞许了自1841年以来泛滥起来的社会动乱。
第二，北京使自己受制于两广总督的决定，小人物掌了大权。
第三，英国人愤怒地思考了他们的失败。1849年危机后不久，巴麦尊发表了他有名的所谓“威吓的棍子”的话：“这些半开化的政府，……每八到十年就需要整整队，以使他们不要乱了套。”[211]这不是巧合。
北京换得了七年的自在。其代价就是天津条约。
[1]《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2]《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9页。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4下—25上。
[4]《鸦片战争》，第4册，第23页。
[5]同上书，第30页。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 23下；卷29, 23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62—163页。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 23上—24下；卷29, 10上、24上。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6, 1841年4月6日。民国《东莞县志》，卷70, 7上。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7, 6上—6下。
[8]《鸦片战争》，第4册，第29页。
[9]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8下—19上。《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4页。
[10]石井，后来石井社学所在地。位于三元里以北，南海、番禺交界处。社学遗址现仍在，为当地小学。
[11]《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1页。
[12]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11上。
[13]江村在番禺的西北角，邻近花县、南海交界处。
[14]《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
[15]见本书附录二。
[16]D.A.Low: 《布干达人民主义的到来》，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4.4: 433页，1964年7月。
[17] 《中国丛报》，4∶414页，1835年5月—1836年4月。
[18]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8下—19上。
[19]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47上。
[20]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 16上—18上。
[2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3下—24上。
[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38上。
[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上—27下。
[2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4下—9上。
[25]黄是卓越的古文学者，广州著名的书院学海堂的八大山长之一。
[26]这就是升平社学。
[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2, 15上—17上；卷33, 11下—14上。
[28]《中国丛报》，11∶64页，1842年1—12月；12∶328页，1843年1—12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下—30上。
[29]《中国丛报》，11∶576页，1842年1—12月。（现据英文回译——译者）
[30]《孟子》，《尽心章句》下。
[3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2]华南地区在正式活动中也避免那种直接见面的接触。如土地交易、解决小纠纷、订婚、决定产品价格等，都需要中间人。见Daniel Kulp：《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以下简称《华南的农村生活》），纽约，1925，1: 99页。
[33]《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第35—37页。
[34]《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5]《清史》，台北，1961，第4829页。谢兴尧：《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上海，1935，第137—144页。张相文：《南园丛稿》，北平，1929—1935，卷8, 9上—11下。
[36]由于某些原因，码头附近那些卖咸菜的小贩，多加入这样的团练。见FO228/126，密迪乐的报告，快件9，附件1, 1851年1月7日。
[37]《鸦片战争》，第4册，第34—37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10下。
[3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8上—10上。《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7—121页。
[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36下—39上。
[41] 《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5—117页。
[42]钱江最后被流放到新疆。在那里，他发现他作为一个活动家的声望已超过了他本人的实际情况。他几乎成了强硬政策的象征，而这个政策正在被耆英之流出卖。他的声名传遍边疆的守卫部队。他很快得到赦免。他从新疆回到北京，在大臣间周旋，提出各种建议、计划，但均未被采纳。不过，京城的一些重要官员仍同他保持联系，并试图为他谋个特别任命。但没有成功。更有甚者，当太平天国取胜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据说他作出了明快的反应。他宣称：“我的才能不能埋没。”然后乘一辆旧马车逃出了北京，到武昌投奔洪秀全。在那里，他据说曾向天王提出过征服全国的宏大计划。罗尔纲认为根本没有这样一次会面。钱最终与其他的团练专家一起投奔雷以诚的幕府。钱在那里创造了一种新的税收“厘金”，这似乎是无疑的。他获得了成功。但他傲慢无礼，最后甚至雷也被激怒，将他斩首。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上海，1950，第117—149页。
[43] 《鸦片战争》，第4册，第35页。《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21—122页。
[44]《战时和议和后的中国》，2∶29—33页。民国《东莞县志》，卷34, 23下。《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22页。
[45]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8, 1844年5月1日。
[46]关于进城问题，有不少杰出的论述，尤有价值的是John J.Nolde的《广州城问题》和《1849年的伪诏》，后者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20∶299—315页，1960—1961。
[47]Nathan A.Pelcovis: 《中国通与外交部》，纽约，1948，第2—3页。又，Arthur Redford：《曼彻斯特商人与对外贸易》，曼彻斯特，1934，第九章。《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2章。
[48]《中国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