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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文翰立即提出进城问题，徐开始作长篇大论的“演说”，并激动地重复了好几遍，大意如下：
实施德庇时爵士与耆英之间达成的协议，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在安排这次会见时，双方的每一个官员都十分清楚这一事实。的确，耆英由于害怕广州城被炮击，曾作出允诺。因此，应当迫使耆英回广州来执行他自己的协议。尽管如此，他会向北京报告，请求皇上的谕旨，无论皇上作何指示，他都会不计任何风险加以贯彻执行。[143]
第二天，文翰到虎门的中国水师提督衙门回访。徐广缙保证，4月5日以前就能得到皇上的批复。[144]
徐广缙回到广州后，立即要求守备部队做好准备，同时告诉与升平社学有密切联系的许祥光，要让团练活动起来。但是，团练切莫引起英国人入侵。[145]“夷人志在入城，不许则必挟兵以要我。先守后战，曲在彼矣。”[146]
尽管有着许多约束，徐广缙的命令还是改变了官府对团练的政策。自1843年以来，这是第一次一位总督认可了团练！
团练在被允许公开组织以前，久已有些怒气。整个广州都知道酝酿中的危机，一些人很惊慌，数以千计的人到城外的寺庙进香，祈求和平。[147]另一些人则很愤怒，城内到处贴有煽动性的传单，号召人们从屋顶上向英国士兵头上浇滚烫的稀饭。[148]三元里的光辉胜利又被重新提起。有10万名乡勇再一次准备献出生命以阻止夷人进城，“我们决不让这些犬羊之辈留有孑遗。我们一定要全歼这些野蛮、自私的无赖，他们的水兵将无一生还”[149]。
绅士首领们一旦得到总督的委托来抵抗敌人，就开始热心地筹划着。年轻人高兴地自愿参加。[150]另外一些人由于许祥光授予了重要的财政权力，开始为团练征税。[151]税款名目繁多。有些地方按照每家的财产收取“捐献”，其财产的估计数目由一个绅耆会议议定。在另一些地方，按照土地的数量确定固定的征税比例。[152]经费一般由“社学”保管。在发生危机之前，社学的董事得随意以任何方式出借这些钱。现在由于随时可能需要这笔经费，他们只能把钱借给特许的典当商。[153]
升平社学总部发出了一系列精心制订的命令：团练被分别指定驻守于城北某些特定的炮台；修建了布满钉子的陷阱和木栅栏；在主要的交叉路口、城墙后面和瞭望塔上都设了岗哨；各“社学”把大炮及火器装备编上号，分发给乡勇。每个人都分到一顶竹笠、一支矛、两把剑。官方提供了一些重型滑膛枪。由于这时的团练基本上都是志愿者，都要继续务农，所以，只有他们晚上来服役时才付给口粮。少数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团练，处于机动状态，没有固定的驻地。其他一些有二十名成员的队伍专负责防火。[154]
城内也组成了城市团练。第一个这样的团练，当然要追溯到1847年“房地产危机”时。1848年中，由于城市周围的匪徒惊人地增多，城北的店主们组织了一个治安委员会，抓强盗，并把他们送交官府。[155]但是，只是在虎门会谈之后，城里才真正从事于大规模的民众防卫。按照徐广缙本人的描述：
回省后，即会同臣叶名琛激励商民互相保卫。家自为守，户各出丁，人不外募；铺户各捐一月房租，费不另筹。计城厢内外壮丁可得数万，公费可集数十万，均由商民自行经理。众志成城，声威颇壮。省城向与外夷贸易各行店，亦公同议定暂停交易，何时罢议进城，再行照旧通商。如有瞻徇违约者，众行共罚；知情报信者，公约给赏。[156]
从表面上看，往日的汉奸已变成今日的英雄。那些昔日被理想主义的林则徐所怀疑的老保证商，今日成了实用主义者徐广缙的同盟军。在广州的商人阶层中，爱国主义是否已代替商业目标？
城市里精心组织的团练的产生，无疑表明了事情已发生某种变化。到3月5日，商人们已经用雇佣的“勇”组织起一支治安队伍。五天以后，又有传单欢迎市民加入范围广泛的团练联盟。大商店出三人，中等商店出二人，小店出一人。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则鸣锣为号，关闭城门，集合团练队伍。受伤者发给50元医药费，光荣牺牲者的家属可得150元。城里最受信任的店员和工匠挨户上门登记志愿者。如果某一家不出人，就应当交钱，以便从别处雇人。城墙内竖起木栅栏，又赶制武器。所有这些活动的经费，都由广州的商号负担，不问大小，每家出一个月的租金。有些行不愿捐钱给护城中心指挥部，因为他们认为在1847年危机时捐的钱都被乱花或是被盗用了。所以，他们组成自己单独的团体。城郊的警戒只从“光棍”中雇人充任。[157]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不是爱国主义的。这些人是在保卫他们的家、他们的商店、他们的街道。既反对洋人，也同样防备内部的匪徒、抢劫者以及一定会随着夷人入侵势力而来的逃兵。[158]徐广缙与叶名琛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向皇上提到的商人爱国的首要事例，并不是治安组织，而是他们实行贸易抵制。“至省城向与外洋交易各行店，皆富有资本，安分营生，非官所能操纵，亦复激于义愤，情愿歇业亏资，一律停贸”[159]。如果官方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过去“不忠义的商人”现在自愿抵制夷人，的确令人感动。但是，当徐和叶谈论广州商号的富裕和对生意的满意时，他们错了。他们没有计及鸦片战争后很快出现的经济危机对广东的冲击。
《南京条约》废止了公行，开始了新的自由贸易制度。一夜之间，行商变得“比掮客强不了多少”[160]。不幸的是，他们所控制的资本仍主要是商业的。于是在战后的头一年，广州的商业几乎瘫痪，从前的行商们为支付赔款被派捐500万元而削弱了。[161]同时，寄希望于“新制度”会垮台，他们还有意地限制生意。[162]1843年9月，七艘驶离广州的船有五艘是空载。但是，随着时间向前推移，中国新的商人开始填补他们的空白。1843年冬，载货量又恢复了。这时，行商们认识到，除非他们也按照新的自由竞争的原则行事，他们将会全部被挤出商业。1844年1月，他们终于接受了“新制度”，并像以前一样卖力地作起生意来。[163]
英国人很高兴。公众的敌意已经消除，行商们仍如以前一样购买货物。仍可望经广州运出红绿茶。英国的羊毛、棉花进口量在那一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总计几乎达到800万元。茶叶、生丝以及桂皮等物一年出口量约1, 700万元。同时，销售了4万箱鸦片，收入几乎达2000万元。[164]
不过，行商们仍不满意。他们过去长期在旧的垄断制度下作生意并做得很好，不会赞赏新的自由竞争的市场。1844年和1845年中，他们不断地尝试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包税制或垄断资本形式。有的人企图垄断铁贸易，棉花商希望对棉花征四钱税。经过广州的茶叶贸易仍人为地保持着不等的过境税。桂皮生意由一个广州商人包揽，他的费用比关税高出50%以上。耆英甚至要求德庇时同意100名广东商人享有对外贸易的特权。[165]旧的传统是很难打破的。1844年广州贸易的繁荣似乎证实了英国人拒绝同意恢复“旧制度”是正确的。然而，好景不长。
1845年，英国的工业、铁路投机热引起了不可避免的经济破产。次年，1846年秋几乎没有收成。1847年8月，谷物市场的投机商也遭破产。1847年10月，英国的银行停止兑付支票。[166]危机是短暂的。但是，当英国正在复苏时，经济萧条的冲击波及了广州。
在1844和1845年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广州外国商人的进货量超过了市场的需求。为国内市场所困扰的曼彻斯特纺织公司，对这种过分的乐观渐渐厌倦了。他们的毛织物在广州经常卖不出去，不受欢迎，还要支付货栈租金。到了1847年，曼彻斯特的商人们不愿再投机于海运货物。甚至最有声望最有信誉的怡和洋行也不得不预购一半的英国工业品和其他产品，并且在货物售出后也只能拿到50%的货款。[167]在广州的各英国公司的资本都渐渐被冻结了，资金紧张起来。那些新近从事外贸的中国商号，在繁荣时期向老行商或山西票号借了大笔的钱，现在突然间要求还清，被迫宣告破产。[168]1847年，进口的英国工业品越来越少，丝茶出口也直线下降。
茶叶贸易在资金危机过后很快恢复过来。1838到1842年间，每年出口茶叶4200万磅。但从1844到1851年，年平均出口量猛增至6400万磅。那些杞忧者关于新的条约口岸将会挤垮广州的茶叶贸易的预言，似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乐观主义者忽视了一个问题：广州同中原地区之间，横亘着大庾岭山脉。所有的货物都必须经过又高又陡的陈岭或梅岭的狭窄小路。这就使得广州的商业可能成为能控制这两条通路的造反者或匪徒手中的抵押品。最初，这一点看起来并不重要。当新的通商口岸开辟后，红茶和浙江、安徽的茶叶自然地开始流向上海，但是江西、湖北、湖南的茶叶仍旧在广州交易。广州人认为这些贸易可以补偿那些失去了的市场。这是近视的观点。因为茶叶贸易现在从地理上划分为两部分。北方的茶叶流向上海，南方的茶叶送往广州。北江上游及梅岭通道的船夫和苦力突然间失去了工作。他们在远处运茶线路上的同行仍同往常一样，而他们，作为长江流域南部老式运输的主要中间转运人，却失业了。梅岭地区10万失业的脚夫和北江流域上万名贫困的船民成了秘密社会或匪帮的现成招募对象。由于骚乱增加，可搬运的货物减少，失业扩大。这种失业不稳定的循环，对华中和广州都是灾难。到太平军在这些地区作战时，船民与苦力都卷了进去，广州的茶叶贸易额几乎下跌到只有原来的一半。[169]
茶叶贸易的变化并不是40年代中期的商业危机直接引起的；但是，纺织品市场的变化却是1847年商业危机直接影响的结果。[170]优质生丝出产于一片100英里长的狭长地带，上海即在其东南角。由于上海的商号供货能很快适应当前的需求，上海有成为中国生丝主要交易中心之势。资金危机只不过是把可能变成了现实。当远离产地中心的广州囤聚了过多的货物时，上海跃居领先地位。广州不再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了。[171]
首先感到这一收缩的是当地的搬运工、货栈主、钱币兑换商以及买办等依靠外贸谋生的人。伴随着反洋人运动而来的城市的很多不稳定，可能就是这一经济危机的表现。[172]最后，连大商号也受到了影响。因为生丝贸易的衰落，许多老行商开始专营茶业，还有的人越来越转向经营高利贷。鸦片战争以后，需要资金以重新建设。公行在高利率下乐意提供资金。[173]但是，“新制度”和贸易状况的变化共同造成的影响是无法克服的。到1900年时，所有的行商，除了怡和行的后裔，均已穷困潦倒，默默无闻。就是伍家的巨额财产，也只剩下10万元了。[174]
图一 1845—1848年间广州英船进出口货物趋势[175]
福、潮沙船商在这一时期也败落了。不过更多的是由于有桅帆船的兴起，而非鸦片战争的影响。自从1835年泰国的商号采用这种帆船后，远洋中的沙船就越来越少见了。[176]1842年后，外国船获准参与中国沿海的贸易。外国船在速度、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胜过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海盗船，沙船被挤出了运输业。最后，由于海运贸易大多是奢侈品贸易（海参、燕窝等），在19世纪40年代的困难时期中，当然首先衰落了。有一段时期，沙船业的纯利高达200%—400%，到1852年，只有20%—40%。[177]
最后，那些为英国货充当掮客的商人发现，对所有这一切压力的反应，就是本地对外国纺织品的需求几乎下降到零。所以，1849年时只有纺织品商行中断英国人的贸易是不奇怪的：毛织品商于2月26日中断贸易，棉织品商于3月3日中断贸易。[178]他们的一份传单说：
我等常闻“近者乐，远者来”[179]。如此，生意就会兴隆。又闻国家安宁，货物就会自由流通。故我等布商从夷人手中买货又运销各省，一直相安无事。自道光二十一年英夷滋事以来，各商号生意眼看一日不如一日。试问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中能获微利者究有几家？……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丝和棉做成衣服而必须用外国货乎？[180]
是商业的衰落而非排外主义，激起了抵制。[181]
虽然存在着对入侵的恐惧，虽然广州的布商由于经济损失产生了怨恨，商人同英国人仍有着强烈的共同利益。是地方的而不是民族的利害关系激发着他们。
英国人眼看着团练在增加，公众热情在高涨。毫无疑问，公众将反对他们进城。文翰3月22日接到了巴麦尊的指示，否定了他的如果徐广缙不同意入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