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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帮助。”
很庆幸我妈妈已经不在了，她要是看到这幅情景，一定会紧张过头不准我走出家门一步。
我让奥利弗坐在我家门厅的椅子上，飞奔去了艾丽斯家。她家的门大敞着，我走进去，很害怕将会见到什么样的画面。
她在厨房里。第一眼看去，我还以为后门边上堆着一大摞等着放进洗衣机的脏衣服，可紧接着，我发现地板上有一抹血迹，上面的墙壁上也有，这时我才意识到那是艾丽斯。老天啊，那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在她身旁跪下来，托起她的头部。她呼吸微弱，但还有意识。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抱着她，试着去拿她身后那面墙上的电话。细密的血沫不断从她嘴里涌出来。我朝着急救报警接线员一阵咆哮，让他们赶紧派救护车来，然后留下了地址。对方说他们会同时通知卫队过来，但我挂掉了电话，因为我无法一边抱着艾丽斯一边跟他们说话。我想跟她说话。电视里播放电影都是这么演的，你得努力让受害者保持清醒，否则他们一旦失去意识就会丧命。于是我一直跟她说话，让她坚持住，她看着我，那双漂亮的眼睛我爱了一辈子，虽然我并没有爱她的权利。她想跟我说什么，可我告诉她要保存体力，看着血不断从她嘴里涌出来实在太可怕了，我抱紧她对她说：“不用等太久的，坚持住，亲爱的，坚持住。”她还是费力地挤出了一个词，不过在她说出来之前我就已经猜到了。“尤金。”说完，她晕了过去。
救护车带走了她，接着卫队也来了，我想起来奥利弗一定还坐在我家门厅。虽然我不算什么聪明人，可到这时也已经很清楚是他下的毒手。我还记得晚上早些时候在纳什酒吧，他扔给我一包香烟时那副傲慢自大的样子。他浑身沾满了艾丽斯的血。我告诉卫队在哪里能找到他，然后看着他们押着他走出了我家。他抬头看着我，从前那些自信和神气样全都不见了踪影，那时我意识到，无论他受过多么高等的教育，多么有钱有型，我都是比他更好的人。我一直都是。
多年前，当他从我身边偷走艾丽斯的时候，我没有奋力争取，甚至可以说我还给他送上了我的祝福。我觉得艾丽斯值得拥有一个比我好的人。那时我就该努力把她赢回来。
第二天我去医院探望了她，可她再也没有醒过来，所以现在我只有每星期去看她一两次，我会握着她的手陪她说话，我看电影里这样做有时候能起作用，能让人恢复正常。我试过带一些她从前喜欢的老歌给她听，我把耳机放在她头上，可她没有任何反应。一天，我正在跟她闲聊，回忆着我们去戈尔韦，还在港口喝醉的那次，这时她睁开了眼睛，我赶紧大声呼叫医生，但他们却说她仍然没有意识，仅仅是睁开眼睛并不代表她能恢复正常。我看过一部电影，是外国电影，里面有个像她一样陷入昏迷的家伙，但他其实知道周遭发生的事，因为当你在房间内移动时，他的一只眼睛会一直追随着你。艾丽斯现在会时不时地睁开眼睛，但似乎并没有用眼睛看，更像是想要眨眼，却反过来睁了眼，不知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她有时候还会笑。希望她是想起了那些美好的时光。
我想她目前暂时无法好转了，但我还是喜欢去看看她，跟她聊天，万一奇迹出现了呢。
我也开始探望尤金了。他还是那个疯疯傻傻的样子，一看见我就很高兴。那天，他还把我连人带椅子整个举起来到处跑！我吓得魂都快没了，有个比较横的医生吼他，让他把我放下来，我们哈哈大笑，开心极了。
奥利弗已经签字把尤金的监护权转给了我。这些都是通过律师办理的。事情有些复杂，因为尤金的直系亲属是艾丽斯，但艾丽斯还在人世，而她的直系亲属是奥利弗，虽然他差点杀了她。奥利弗竟然有胆子问我能不能去探视他。看来，他是想要为自己做些“解释”。去死吧。
不说他了。我准备接尤金来跟我生活。虽然还要经过社工的评估之类的一大堆程序，不过我对结果很乐观。我把妈妈的房间腾了出来，给墙上贴了壁纸，还给他买了一大堆书。当然，肯定不是“那些”书，是其他的。我还给他房间配了一台CD播放器。商店里那人想卖给我一台MP3播放器，可我拿那玩意有什么用。电唱机坏掉以后，我买不到新的，只得又把原先那些唱片的CD全都买了回来。现在让我买MP3，过一个星期又该让我买新玩意了。我可跟不上这种换代的速度。我还买了一辆新车，车后座比较高，这样尤金就能够看到窗外了。我正在戒烟，虽然挺困难的，但尤金在家的话抽烟对他不好。尤金跟我一定会生活得非常愉快的。
每次去看望他，他都会问我艾丽斯什么时候去看他。我还没法告诉他实情。我要慢慢想想该怎么跟他说。也许他看到她目前的状况并不会难过呢。我也不确定，但我知道等他搬来和我住之后，一定会想跑去他从前的家里，去见艾丽斯的。那里现在已经用木板给封住了。我确实得想想该怎么跟他说了。
报纸上称那栋房子是“恐怖之家”。在我看来，这年头你哪怕是在家踢伤了脚趾他们都会把房子称作“恐怖之家”。他们就爱小题大做。出事后的第一个月，我进出自己家都得从后门走，前门简直就是“媒体混战区”。他们想报道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就是我爱了又失去了。这样的故事哪能上得了头条。
后记
奥利弗——如今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话果然没错。比起美名，恶名似乎更对人们的胃口。不光是小报这么认为，就连新闻报纸上都专门留出篇幅来报道，一位头顶着光环的成功作家如何堕落成了可耻的抄袭者和打妻子的男人。那些曾经口口声声跟我以密友相称的评论员，现在都在采访中宣称早就发现我身上有什么诡异之处。他们揣测说我殴打妻子成性，即便是庭审期间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个说法，他们编造一些从未发生过的对话来暗示我一直有暴力倾向，而艾丽斯对我非常畏惧。
一家小报刊登了一篇四十年前的学校作文，用以突出我拙劣的文笔和松散的叙事。那些曾经像随从一样围绕在我周围的博士生都声称我毁掉了他们的事业和信誉。哎哟真是可怜哟。评论家也说一个没有孩子的人不可能写得出如此吸引儿童读者的书。他们从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以前说的是我没有养育儿女的责任，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所以更能够了解孩子的想法。一群蠢货。他们挖掘我的过去、我的背景，还问了许多关于我亲子关系的问题。最终除了我父亲早年当过牧师的事之外，也没有发现更多的黑料。
庭审结束六个月后，我弟弟菲利普给我写来一封信。连他的字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我知道他一定为了写信给我是不是“正确的做法”很是苦恼了一番。他提出，如果我有一天想要“卸下心中的重负”，他愿意以牧师的身份帮助我，或是担任我的告解神父。他让我要相信我还有机会请求上帝的宽恕，抛开别的不说，他一定会“永远做我的聆听者”。垃圾。
我好想念艾丽斯。
我原以为这里的食物会难以下咽，没想到竟然还不错，而且还管饱。我在米其林星级餐厅里吃过比这还不如的菜，不过这些饭菜的品相还是可以再多花点心思的。
我被安置在一栋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里，房子从外面看气势宏伟，让人望而生畏，可内部都是福米卡塑料贴面，年久失修，满是污渍，看上去毫无生气。男女在这里被隔离开来，这我倒没什么意见。
我有自己的房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里比寄宿学校还好些，不过跟我同住在这里的是一群恶棍。记得多年前，一位缺乏想象力的公务员同事在他办公桌上放了一个“诙谐”的小标牌，上面写着“不是疯子也能来这里工作，但疯子才能在这里工作下去”。当时我完全没觉得这话好笑。
不过，这里并不是疯人院，这是个伤心人之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曾因精神失常而犯罪。我感觉自己到这里来也是一种欺诈行为，不过这对我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的整个人生就是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个骗局。我并不需要跟其他人来往，大多数时间我都选择一个人待着。
院子里面有一片农场，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干过体力活儿了，但还是很享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我已经不再是个年轻小伙子了，但这几十年来我的身体从没像现在这么健康过。
我是个模范“病人”。在这所精神病院里，他们并不称呼我们为囚犯。我时常听见他们说，“政治正确得简直有点过头了！”我同意这个看法。看守和护士们都还不错，我也从不给他们找麻烦。这里的人普遍都知道我的罪行是“一次性”的。我“一时冲动”没控制住自己。我正在服用低剂量的抗抑郁药物，在繁忙和嘈杂的环境中也能够保持平和。
我每六个月都会接受一次“心理健康检查”，来确认我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可我要是被判定为精神正常，就可能会被释放，这可绝对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这里，即使我对社会对自己都并不存在威胁，我还是不愿离开。我打算好了，一旦他们提出让我走，我就假装自杀。
房子已经卖掉了。所有收入都用来支付艾丽斯后续的疗养费用，尤金的抚养费也都转给了巴尼·德怀尔。艾丽斯住在一家私人疗养院。律师告诉我她的房间很美，她接受的是最好的治疗，但这些她都毫无知觉。她目前的状态很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些故事书的版权和版税都已经转给了薇洛妮克夫人，我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指责，尤其是在法国，因为我偷走了一位战争英雄的遗产，还从他和他外孙的死亡中获取利益。可他们还不知道真相比这更糟糕，我就是害死他们的元凶。我从未把这部分故事告诉精神病医师。这将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何必要为自己的罪行清单再加上纵火和谋杀呢？
记者们多次试图要来探望，提出要代笔捉刀来写我的故事。这完全是种侮辱。我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礼请求。但有一个法国记者却是例外。至少，我感觉她应该是个记者。她的来信比别人的要更正式，而且她相当执着。她的名字叫作安娜丽丝·帕蓬。她的前五封信我都没有理会，到了第六封，我终于给她回了信，我感谢她的关注，但谢绝接受采访，也很抱歉我不会把她列入我的访客名单。我的访客名单上是一片空白。
一个月前，她又回了一封信，内容令人无比震惊。
信上说，她是个律师，不是记者，但她对我的案子或是我的罪名没有任何兴趣。她说她最近初为人母，而她宝贝儿子的出生让她发现了一系列的秘密，她都有些后悔一开始不该去探寻那些事。
她的登记出生地是法国波尔多的一个小村子，名叫克洛尚，时间是1974年3月11日。她出生时的名字叫作诺拉·康德尔。出生当年的7月20日，她被送人收养。安娜丽丝希望我能够帮助她找寻她父亲的下落。有人曾暗示说她母亲说过我就是她父亲。
是劳拉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坦白地说，在经过两年来的查证，却发现她父亲可能是个残暴的禽兽、一个抄袭者时，她不知自己该做何感受。
安娜丽丝的原始出生证明上，母亲那一栏写着劳拉的名字。通过查证，她知道劳拉已经死了，而且是自杀。她认为母亲的死跟她的出生有关。她通过劳拉从前学校的网站找到了一些她的照片，虽然她们的身形和眼睛的颜色很相似，但她身上有一点却跟劳拉完全不同。于是她开始转而调查寻找她的父亲。出生证明上父亲的姓名是空白的，不过安娜丽丝联系到了当年帮劳拉办理收养的社工。据说，劳拉很肯定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名叫奥利弗·瑞恩的爱尔兰学生，但她被禁止在出生证明上登记我的名字。安娜丽丝很快发现奥利弗·瑞恩更为众人熟知的身份就是声名狼藉的文森特·达克斯。她在我的书的封面上看过我的照片，也在YouTube看过一段我参加某个电视节目的视频，她注意到我们的言谈举止和说法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叫人无法忽视。然而，她说，“还是有哪里不对劲”，因为安娜丽丝是种族混血，而很显然，“你和我母亲都是欧洲白人”。
我的双手又开始颤抖，我把信放在书桌上，这样上面的字就不会一直跳动了。
我女儿追寻真相的道路只能用曲折来形容了。
我最近采用了个人基因组服务来对我的DNA进行基因分析。结果显示，我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血统，这表示我的父母有一方是种族混血，比方说，我的祖父母中有一个是黑人。我查到劳拉的父母都出生在爱尔兰，但关于你父母的信息却少得可怜。我注意到你的肤色比普通的爱尔兰男人要略深一些，不过你的面部特征无疑是“白的”。
多亏了DNA图谱提供的新数据，基因理论研究发展迅猛，现在科学告诉我们，人的肤色不是单纯由一个基因来决定的，而是受多组基因共同影响（多基因遗传）。所以说，除了父母的肤色之外，还有许多因素都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肤色。所以说，如果你有多种族血统，你就仍然有可能是我的父亲。
她提出要来探视我，采集我的口腔上皮细胞进行DNA测试。她向我保证这是个简单的非侵入性采样程序。她准备来都柏林，希望我能同意跟她见面。
反复看了多次你的视频之后，我想有极大的可能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会给你带来耻辱，也不清楚你对种族和谐持何种观点，但请你牢记，当我开始寻找亲生父母的时候，从未想到过我的父亲或母亲会在监狱里。养育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