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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如此，这种满城泛滥、千篇一律的族群，使我感到忧郁。这未必是我个人的忧郁。我找女人容易得很，要想结婚明天就成。
酒店里我负责三楼一区的房间，就是从三〇一号到三一〇号。三楼各个房间都有突出来的漆成白色的铁栅栏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热海市区，眼底下的房舍如洪水一般向海洋里倾泻。这股洪水浊流宛转，裹挟着瓦片、木材等众多的漂流物，浩浩荡荡向大海奔涌，一刹那又永远静止下来，随即造就了热海这座城市。
右面有鱼见崎，有围绕地岬运行的汽车可以抵达的观鱼洞，地岬对面还有一道地岬环抱着锦浦。这些景观，站在这座酒店上看得最清楚，因为这里位于车站后面百折萦回的高坡顶端的附近。
最早出行的客人离店之后，我就开始打扫房间。阳台非常明亮，脚边鲜明地映着铁栅栏的影子。眼下庭园里的日晷上指着上午九点。日晷周围生长着一丛春兰，一半荒凉了，犹如晨起未及梳洗的乱发。
我喜欢在天气晴朗的早晨把离店客人的房间打扫干净。我哼着小曲儿，一边吐气一边揩拭镜子，不时用拳头轻轻敲打几下。我对着镜子说道：
“喂，你小子昨夜看到什么啦？快快坦白！”
我打开衣橱，衣橱里很明亮，镶嵌的木板浮现着美丽的木纹。我在布满灰尘的一角里发现那个下流的东西，也是在这个时候。
床铺上残留着夜香水的香味，我把脸孔埋在被褥里，好一阵子感到心性陶然。
有时女人的头发落在镜子前面，我把头发缠在自己的手指上，老半天茫然地站立不动。
你问我，对那些新郎们不感到嫉妒吗？不会的。这种类似女人体香的气味为我所独占。我一直想象着，自己的女人如今回去了。我觉得那些桃圆脸女人、瓜子脸女人、米粉团般的女人以及苗条女人，都曾经为我所有。至少那些住过我负责的房间的女人，我自以为连她们背上的黑痣长在哪里都一清二楚。证据是，她们回去时，大多数人都向我递眼色，似乎说：“那件事可要为我保密呀。”她们这种无意识的视线，就是犯下的最初的不贞。
……那是去年一月末星期六发生的事情。
既是星期六，又是个吉日。这天东京的婚礼似乎很热闹，宾馆一周前就被预订满了。经常有人在婚宴举行到一半时逃席而来，一般最早十点到达，晚些的就乘末班电车。来得早的，都是婚礼上以茶代酒、希图简便的客人。
迎接十一点半抵达的客人的汽车，由车站开出驶上陡峭的高坡。酒店大门周围的绿树在夜风里窃窃私语，鲜红的尾灯悄悄沿着门前的石子路渐渐临近了。
剩下的只有三〇一号的房客了。我来到柜台，出了门厅，打开车门。今晚外面十分寒冷。
下车的属于普通的商界人士，黄褐色的外套上围着细格子呢绒围巾。也许偏爱美食，一副大腹便便的体魄。他是个五十五六的无髯的男子，跟着下车的是一位身穿黑色羔皮外套的女人。
我听说，真正的羔皮，要比世间女子豪奢的标本——貂皮贵得多。
女人的外套领子呈现海芋花的形状，将脖子埋没起来，所以她的面庞十分鲜润，恰似置于黑色的背景之前。最先下来的男子头也不回只管向前走，女人正要下车时外套挂在车门的铰链上了。我一眼瞥见，立即帮她解下来。她微笑着向我道谢。
大门口自然有灯光，也有门灯，但是没有横过车身的一侧是昏暗的。我看见微笑的女子隐约闪现着白牙，心想，她竟然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
女人很快追上了男人。我鞠躬，拎着行李陪他们两个到了三楼。男人据说是汽车公司的专务董事。
三〇一号房间未必是最昂贵的，但远比带有套间的阴森的二〇一号漂亮、舒适。至少我负责的这些房间，是最适合眺望外头的景观的。
女人穿着外套走到窗前，暖气管里的蒸汽使玻璃窗变得模糊了。她用戴着手套的手背轻轻揩拭。看她那副沉静的样子，我断定她是一位情妇。
战争结束后，暴发户中有很多人，总以为我们这些人不可捉摸。也有不少客人，即便装作熟视无睹，但也不能不意识到我们。然而今天这位专务董事不是这样，作为自己富有教养的证据，他只把我当做一团空气。
我们（至少在男客之中）倒是喜欢被当做空气对待。感情一旦投入，即便对方心怀好意，也只能引起我们的反感。把我们当朋友看的客人，对于他们的这份礼仪均报以轻蔑。客人一旦采取过分恭敬的态度，比起过分蛮横无理的态度，更使我们觉得受到了侮辱。法庭上法官如果比被告更加惶恐不安，这就太奇怪了吧。总之，要互相尊重人生的职责。三〇一号的客人立即叫了加冰威士忌。因为酒吧已经闭店，我问他啤酒行不行。客人很老实，他倒答应了。
女子脱掉外套，换上了英国制的花呢旅行装，拿出细而长的珊瑚烟嘴儿，用染着同样珊瑚红的指尖儿撮着，抽起香烟来。由于光线的关系，她的脸色有些黯淡。不知什么缘故，我一直注意着这个坐在正对面的女人的视线。
男人不论干什么事都是自己先决定下来，然后才征求女人的意见，那种闺房秘事也是可以想象的。他猛然想起什么似的，对女人问道：
“喝点儿啤酒吧？”
女人吐着细细的烟圈儿，很不耐烦地说：
“不。”
“那么，来杯汽水怎么样？”
“……不，啤酒可以。”
这时，女人的烟灰已经积得很长了，我一眼看见，正要告诉她：“哦，那烟灰……”话还没有说出口，女人早已注意到了，她将烟嘴儿伸向桌子上的烟灰缸。
其实我要说的只是一个感叹词“哦”就完了，男人怪讶地抬眼瞅瞅我。
烟灰积得老长，终于掉落到裙子上了。
男人没有注意，看来他只留心那个感叹词，于是问我：
“怎么啦？”
“啊……”——我毫不犹豫地盯着女人说，“回头我给您刷一刷吧。”
男人顺着我的视线转过脸，看着莫名其妙笑着的女人。男人再次回过头来，眼睛里闪动着不悦的神色。我感到自己的表现有些出格，于是赶紧逃出那个房间。
我巴望听到那女人背后谈论我的笑声，但这种妄想和我平素的性格不太符合，多少使我感到了痛苦。我想：“我也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汉子啊！”
但是，等我第二次送啤酒去的时候，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这回我也只能格外低头哈腰地应酬一番罢了。
这样的一个深夜，走廊有着一种庄严的气氛。很少有呼叫的铃声。我站在寂静的走廊上，瞧着一扇扇上了锁的“我”的房间的房门，心中浮起一种奇特而又滑稽的联想。这些房门里头是一座座烤面包炉，我拱手等待着面包快些出炉。我暗暗嘀咕着：
“嘻嘻，放在炉内的那块面包早该烤熟了吧？”
翌日早晨，天空微阴。我陪他们到餐厅，别的侍者也都各自陪着客人进来了。都是些一目了然的新婚夫妇。餐厅里非常宁静。这时，有一位勇敢的新郎，也许是要为新娘子吃的第一次早餐拍个纪念照吧，他连餐巾也没有从上衣取下来，便急急忙忙打开相机站了起来，惹得全场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
我是最后陪三〇一号的客人到达餐厅的。女人的眼睛比昨晚显得稍稍有神，眼白处微微发青。我昨晚未曾注意，她长着一双秀腿，母鹿般的结实的足踝，使人强烈感到她就像“动物”。
我的差事只需将客人领进餐厅就行了，其余皆有餐厅女孩子们照顾。女侍们站在唐代四君子模拟刺绣壁画前边，浅蓝色的制服外面裹着围裙，木头人般的毫无表情。不是我吹牛，只要我在餐厅里一露面，就能发觉她们之间那种面无表情的局面，仿佛流过一道电波，立即相互牵动起来。其中，有的人甚至大胆地对我挤眉弄眼。
然而唯独那个早晨，我对餐厅恋恋难舍。早晨的餐厅除了为三〇一号客人保留的一桌之外，其余都被新婚夫妇占满了。三〇一号的女人穿过人群走到自己的桌边，一点儿也不忸怩，但也并非虚张声势。和其他桌子边上的那些愣头青丈夫不同，她让神情威严的男人走在前头。尽管如此，这个女人的做派和人品都无可挑剔。
我将他们送到那里，就去三楼收拾房间了。我一边上楼梯一边思索。
“看来，这一对也许是真夫妻吧？我听人说过这样一对夫妻，他们每晚都会带着陌生路人般的表情走出家门，到预先商定好的咖啡馆去玩一会儿，见面时总是互相亲切地打招呼：‘呀，好久不见啦，您好吗？’然后肩并肩回到自己家里，据说不洗牛奶澡就睡不着觉。那人也许是喜欢把自己的夫人装扮成小妾吧？”
整理好房间，本该回到事务室去，可我又鬼使神差地到了柜台，这种事儿从来没有过。
两人已经吃过饭了，在休息室里同酒店经理聊天。女人站着，看样子她懒得再聊下去，不由离开了座位。
女人对柜台里的人轻轻地点点头，毫无兴趣地望着小卖店里的彩绘明信片。我正好走到她跟前（女人一定是为了等我，才在明信片前面磨蹭时间的），她问我：
“从哪儿能到院子里去？”
“啊。”我快活地应了一声。我自信，我的青春的嗓音和胸前的金扣子很相配。
“刚才那间休息室的门关上了，我陪您从大门口出去吧。”
一种职业的欢快使我走在前头。推开涂着白漆的柴门，来到晨光熹微的小小庭院里，冬玫瑰的花朵落在石板路上。日影还不足以清晰地映在日晷上。一个角落里开着白色的山茶花，这是一位美国高官的夫人回国时亲手种植的。
女人走到爬满墙壁的干枯的红色长春藤前边站住了。这个女人对山茶花不感兴趣。也许是近视眼吧，她眯细着眼睛望着热海市区重重叠叠的房屋。海面阴沉，看不清水平线。
我打开柴门缩回身子，此时应该调头离去才是。可是我总想在这里和女人两个单独待上一会儿，谁也看不到，哪怕两三秒钟也好。
女人掏出香烟，插进烟嘴儿里，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送给我，我连忙谢绝了。我能为她做些本属于自己分内的服务，心里也很高兴，所以我赶紧用酒店的火柴为她点了烟。
“你挺机灵啊！”
女人开始注意起我来了，我傻乎乎地羞红了脸。
“啊。”
“你在这里很久了吧？”
“啊，解除接管时就来了。”
“是吗？”女人靠在白栅栏上，我说“告辞了”，便低着头匆匆逃回。女人有没有说“谢谢”，我不记得了。
三〇一号的客人离店是那天下午。天空云彩密布，很少下雨的热海似乎要下雨了。
这段时间酒店里很安静。客人要么出外游玩，要么睡午觉，再没有干别的了。
我去整理三〇一号室，走进屋里闻到一种奇异的香味。
我们这些侍者，可以说是发挥想象力的天才。每天面对眼前一排扑克牌的背面而生活，即使不翻过来，也能读出正面的数字。我在阴天里晦暗的酒店的一个房间转了一圈儿，对于这个女子在此如何度过周末的一日，眼前看得十分明白。
我像平时一样打开衣橱，法国香水“夜间飞行”的瓶子空了，横倒在一边。我把瓶口抵在鼻子上，呆呆地走到阳台上，不觉之间下起雨来了，雨丝细细，但异常寒冷。眼下远处的热海车站月台露天的顶棚，被雨水淋湿了，黑乎乎一片。
平时我决不肯干那些模仿别人的傻事，而现在却鬼迷心窍，一心想在女人睡过的床上躺一躺，抱一下铺散过女人香发的枕头。
万一被同行们看到了不好，我想把房门锁起来。客人一般都把钥匙放在桌子上，那里应该有一把标着“301号”的钥匙。
可是，我找遍整个房间都不见这把钥匙。心想莫非还给柜台了，到柜台问了说没有。那女人肯定误把钥匙带走了。经常有这样的事，有的放在手提包里，回去时忘记归还了。
钥匙实在找不到了，我便产生一种渺茫的希望。我觉得，我同那位女子的缘分还没有断，这就是证据。
——我在明信片上简单地写了几句话，内容如下：
近日承蒙来我店住宿，非常感谢。其间不知是否误将房间钥匙带走，今不顾失礼，冒昧拜问。若万一带回，请及时寄还，不胜荣幸。
我去柜台翻阅了住宿登记，只见上面写着：
东京都涩谷区松涛町十号藤泽源吾等二人
明信片写上收信人“藤泽先生”的字样，发出去了。
三〇一号室的责任人是我，保管钥匙的责任也在我，写明信片是当然的解决办法。
你没有被客人拿走钥匙的经历吧？这种场合，作为一个侍者，我的做法是否有些过分了呢？假如另有一位藤泽夫人存在，她会不会借着这张明信片向她的丈夫发难呢？给那位老爷添麻烦，会不会使酒店失掉好容易获得的贵客呢？这种损失远远不是一把钥匙的价值所能抵偿的，不是吗？
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这是唯一的最佳处置办法。既然不知道住宿登记上的地址是不是真实的地址，那么现在就先担心这担心那的，未免有些犯傻不是？
……给你说真的吧，其实我本来想把明信片收信人写成这个女人的名字，但是住宿登记上没有她，我心里真是窝火。既然是堂堂正正以一个男人的名义发出的，那么我的嫉妒使得我多多少少巴望那男人受到自家老婆的一番惩治。
信发出的时间是一月末。
一直没有回音，一周过去了，十天过去了，我什么也没有等到。我新配了一把钥匙，经理也没怎么骂我。渐渐地我把对那女人所抱的幻想，权当是逢场作戏罢了。
二月十四日，我收到一个像医药样品的小盒子。因为我在那张明信片盖着酒店橡皮戳的旁边，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但这小包发件人的名字使我感到狂喜。那不是藤泽源吾，而是藤泽赖子。
我从同事的眼前一把抓住这个小包，急急忙忙想一个人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