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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令。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这保证了白居易自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曾回忆说：自己出生才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他在写着字的屏风下玩，就指着上面的“之”“无”字给他看。那时候的白居易还不会说话，但是心里已经默默记住了。后来有人问到这两个字，他竟然能够应声指出，屡试不爽。
不过白居易并非方仲永式的神童，到五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作诗了。九岁的时候，已经谙识声韵。白居易学习十分刻苦，“书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读书读得口舌生疮，手肘也磨出了厚厚的茧。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说，宋朝诗人张文潜曾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这种严谨的态度，应该是得益于他少年时代的苦读的。
中唐时期，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战事。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刚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见战事吃紧，便送儿子到南方避乱。年幼的白居易从此经常南北奔走，触目之处，无不是战乱和苛政下挣扎呼号的黎庶，无不是骨肉分离的创痛和苦难。也许从这时候开始，百姓的悲苦和凄凉，就砌入了诗人最初的记忆背景，成为他很多诗歌的不变的底色。
白居易说自己十五六岁时才知道有考进士这回事。于是他除了刻苦读书之外，按照当时的惯例，也拿着自己的作品到长安去拜见名人，以求得到引荐。他在拜访著作郎顾况的时候，顾况看到名帖上写着白居易的名字，还打趣说：“京城米价很贵，白居恐怕不易。”后来他看到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时大惊说：“写得出这样的文章，在京城居住也是很容易的！”
有了前辈的提携，白居易诗名大震，贞元十六年（800年），二十九岁的白居易以第四名进士及第。同年及第的还有一个叫元稹的士子，白居易与他一相识便结为莫逆之交，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各自生命的尽头。
进士及第之后，按照朝廷规制，士子们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方能授官。于是白居易便与元稹等人一起在长安学习备考。
白居易通过了吏部考试，三十二岁时被授校书郎之职，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三十四岁（806年）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县尉之职，在县尉任上，白居易写出大量关注民生的诗歌，并创作出了唐代叙事诗的巅峰之作：《长恨歌》。次年，白居易被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
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职责主要是替皇帝草拟机构文件，地位显要，后来的宰相多由此提拔，所以又被称为“内相”。这一年，白居易刚刚三十五岁，可谓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
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
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在他刚担任翰林学士的时候，一个叫李放的画家为他画像，白居易在像上题诗，说：
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
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
蒲柳质易朽，麋鹿心难驯。
何事赤墀上，五年为侍臣。
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
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
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
（《自题写真》）
此时的白居易已经意识到，自己狂狷的性格处在朋党倾轧的朝廷，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是“收取云泉身”又谈何容易！在被任命为左拾遗之后，诗人昂然以天下为己任：“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初授拾遗》）多次上书议论时政，得罪了权臣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此后几十年的时间中，白居易一直受到李德裕的排挤。不仅如此，白居易因为皇帝任用宦官做统帅，还当面指责皇帝。白居易担任左拾遗，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这个官位的职能，（左拾遗为谏官）可是，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元和六年（811年），白居易母亲去世，他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后再回朝廷的时候，没能继续当左拾遗，而是改授太子左赞善大夫，这大概也跟他任谏官时多次直言进谏，得罪了权臣有关。谁知道，真正的大祸，却在这个陪太子读书的职位上悄悄地等着他。
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因主张用强硬手段剿灭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势力而遭到藩镇的嫉恨，竟然在上朝途中遭到刺客暗杀。（参看《说“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章）事发之后，朝野震惊。刺客的主使其实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朝野上下却无人敢言。此时白居易已经不再担任谏官，可是他激于义愤，不顾自己的职责所限，上书朝廷要求捉拿凶手。他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掉入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中，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牺牲品。
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里，最后是一个孩子大胆地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秘密：皇帝没有穿任何衣服。安徒生并没有说这个孩子的结局怎样，但是白居易用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我们讲真话的结局。他的奏章发出之后，权臣十分不满，给他安了一个“越职言事”的罪名，要处理他。大概别人觉得这个罪名还不够重，于是又添油加醋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落井而死的，可白居易竟然还写了《赏花》《新井》这样的诗，明显是不孝，于是两罪并罚，白居易一夜之间，便由万众瞩目的天子脚下，被贬到了枫叶荻花的江州做司马。
在江州的日子，大概是诗人人生中最悲苦的一段岁月吧。在一个秋天的夜晚，白居易在江边送别朋友，突然听到邻船传来动听的琵琶声。于是“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这个曾经色艺双绝名动京城的琵琶女给终岁不闻丝竹声的诗人带来了些许安慰，但是更多的却是让诗人更真切地感觉到被贬谪的悲凉和无奈。于是，在这个秋夜，同样的漂沦憔悴把诗人和琵琶女联系在了一起，梦啼妆泪红阑干，江州司马青衫湿，船外江心秋月白，两个不相识，但是也不必相识的天涯沦落人，用音乐和诗歌搭起了沟通的桥梁，互诉悲苦人生。
时倾一杯酒?坐望东南山
江州之贬是白居易生命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的诗人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直言朝政不避权贵，针砭时弊不顾安危。但是经过了这一次仕途的打击之后，诗人已经“谁知名利尽，不复长安心”。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穆宗即位后，白居易授中书舍人，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可是朝廷朋党之争依然十分激烈，诗人不但无可作为，反而终日忧惧。于是白居易主动请求外任，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在杭期间，白居易率众挖湖筑坝提高西湖水位，灌田千顷。为了警示继任者重视水利建设，亲笔写下《钱塘湖石记》刻碑于西湖岸边。白居易从杭州离任时，为前来送行的百姓写诗道：“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如今杭州西湖上的白堤则为白居易当年修筑，故名“白堤”。
杭州任满之后，白居易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晚年的白居易，对仕途更是不再抱有希望，荣枯由之，听天由命，与世相忘。他以妓乐诗酒自娱，自号“醉吟先生”。白居易说自己“惟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代人统计，说白居易诗歌“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白居易饮酒颇具文人情调，良辰美景，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边饮酒一边吟诗一边听琴，陶然自得。白居易有时候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以竹竿悬挂两只酒壶，操琴饮酒，乐而忘归。
《穷幽记》说，白居易家有池塘，可以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就在船上。白居易在船边吊百余空囊，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欲饮食即拉起，吃喝完再拉起一只，直到吃喝完为止。
除了好妓乐饮酒之外，晚年的白居易亦颇好佛，以至于为自己取了一个颇有佛教意味的号：“香山居士。”也许是经历了仕途坎坷之后，诗人以佛法作为自己的逃遁之所吧。
晚年的白居易几乎过着隐居者的生活，一直到生命的尽头。846年，中唐最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去世，葬于龙门山。往来祭拜者不绝，因白居易好酒，因此人们总把酒洒在坟前地上，以至于很长时间里，坟前土地都是湿漉漉的。唐宣宗曾经写诗悼念他说：
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伟大的艺术家生前不为人知，死后声名鹊起似乎是一条规律，钱钟书先生就曾戏言诗人生前无法养活自己，死后却养活了无数的人。马克·吐温有一篇小说叫《他是否还在人间》，说几个穷困潦倒的画家为了出名，抓阄让其中一个假死，然后其他人拼命为他炒作，结果大获成功皆大欢喜。看来这个规律不仅在中国适用，在西方也不乏其例，不过，白居易可能是这之中不多的例外之一。
白居易一生著作诗文七十五卷，共计三千八百余篇。数量是李白、杜甫两人总和的两倍，有人把白居易称为“诗王”。虽然这个数字比起清朝乾隆皇帝的四万余首似乎逊色了些，不过，乾隆诗歌的价值是断不可与白居易相提并论的。
白居易在世时，他的诗歌就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了。白居易到通州的时候，经常看见旅舍柱上有题写自己的诗句，到底是谁题写，他自己也不知道。过江南的时候，正好遇上主人召集朋友宴饮。宴席上，白居易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歌伎们纷纷指着白居易悄悄说：“这个人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啊！”虽然没有现在年轻人追星的疯狂，但在当时也很是让白居易过了一把明星瘾。从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是学校、佛寺、旅店、行舟之内，经常可以看到随处题写的白居易诗句，士人、庶民、妇女也经常吟咏白居易的诗歌。当时有一个军使高霞寓，想买一个歌伎，出价之后歌伎却说：“我能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够跟其他的歌伎一个价钱呢？”高霞寓无奈之下只好增加价钱才得如愿。
白居易的诗歌不但在国内有巨大影响，甚至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赢得了众多的国外读者。当时他的诗歌在日本、新罗、日南（今越南）都有传写。据《旧唐书》记载：鸡林国（今韩国）宰相十分喜欢白居易的诗。于是往来两国的小贩经常把白居易的诗以一篇一百金的高价卖给他。而且宰相对白居易的诗歌鉴赏水平极高，如果用赝品去哄他，他一眼就能辨别出来，令人惊叹。日本国史记载：“醍醐天皇称：‘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嵯峨天皇也曾手抄白居易诗歌，藏之宫廷，甚至以之考试臣民。日本文化显彰会在白居易墓前立石云：“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文化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契丹国王也曾经将白居易的诗翻译成契丹文字，诏大臣阅读。
在出版业不发达，更谈不上现代传播工具的一千多年前，一个诗人能拥有这样的声名，只能说是个奇迹。用宣宗悼白居易的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只是唐宣宗未必想到，直到一千多年后的现在，白居易也是世界级文化名人。在西方，他与“乐圣”贝多芬齐名。据报载，宇宙行星以中国历史名人命名者有23人，白居易名列第四，其他诗人则无此殊荣。这样的情形，也许只有四个字能够贴切地形容：万古流芳。
行走在大地上的诗人
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功，除了与他个人的天纵之才以及对诗歌严肃认真的态度有关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他是一个真正地行走在大地上的诗人。白居易说，我只是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写作之外，其他都懵然无知，乃至琴棋书画，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娱乐的，我也一无所知。诗歌是他的全部，也是他的生命。而他最伟大之处，就是当他自己双脚站立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的时候，他的诗歌也坚实地站在了上面，站在了穷困、无助而又永远经受磨难的百姓一边。
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他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喻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在白居易著名的《与元九书》中他曾经提到：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的“道”是什么？就是以诗歌为武器，为正义、为弱者呼号呐喊。白居易十分崇敬杜甫，说他的诗可传者千余首，但是又说：
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原来，他认为，诗圣的白璧微瑕就是如“三吏”“三别”这样反映民众疾苦的诗篇太少！而在白居易的很多诗歌中，也都可以看到杜甫忧国忧民的影子，在一些诗句上，甚至也有酷似之处：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