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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一种近乎执迷不悟的爱，无视自己的命运和苦难，无视自己的颠沛流离，当他对比自己更苦难的人毫无矫饰地表现这种爱的时候，仿佛自己已经是钟鸣鼎食的王公，也许他的确是的，在精神上，他永远是富翁，因为他拥有这样博大的爱。
想起以前读《南史》时看到的陶渊明的一段故事：陶渊明在当那个只能挣五斗米的彭泽令时，没有带家人一起上任。在他任职期间，有一天，他送了一个仆人给儿子，并附上一封信，信里说：
“我把这个人送给你，帮你做些粗活，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你一定要善待他……”
在我心中，陶渊明的这段话远比他已经被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厌恶官场黑暗之类的口号诗句要伟大得多。因为与其空泛虚伪地高谈政治，不如把眼光放到自己身边，真正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时隔一千多年，郑板桥在一封家书里面也告诫道：
家人（家里的佣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越。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教孩子做个强人，从智力到能力，从身体到才艺，据说这个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如果不能比别人强，就会被抛弃被淘汰，而要不被别人淘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淘汰别人，甚至为此不惜任何手段。于是我不禁悲哀地想到：我们的教育，本质上还是以人为敌的教育。可是，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终极是什么，我想，从杜甫，从陶渊明，从郑板桥这里，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在天地间，有一种最大的爱，它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任何意识形态，成为永恒的温暖，成为永恒的阳光，它让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为自己赎罪。
盛世结束的叹息张九龄
安史之乱是公认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但是，也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唐宪宗有一次与大臣们议论前朝治乱得失时，大臣崔群说：“世人都认为安禄山造反是我朝治乱的分界线，我以为，玄宗罢免张九龄，任命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就已经走上衰败之路了。”
盛世的背影
张九龄（678—740年），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七岁开始写文章，十三岁时，广州刺史王方庆见到他的文章，大为激赏：此子“是必致远！”武后神功元年，张九龄乡试名列前茅，长安二年，擢进士。
长安三年，当时的名臣张说因忤旨流配岭南，见到张九龄，对他十分器重，称之为“后出词人之冠”。中宗神龙三年，张九龄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官职，此年他三十岁。后来又迁左拾遗。张九龄为人清廉公正，在担任左补阙期间，负责吏部试选及应举者，被称为“详正公允”。开元四年，张九龄回家侍奉老母，他见当地交通阻塞，便献书朝廷，请求开凿大庾岭。是年冬，他亲自指挥，开通了大庾岭路。
开元十年，张说为宰相，与张九龄叙为本家，擢九龄为中书舍人内供奉，封曲杠县男。张说罢相之后，张九龄受牵连，被贬为冀州刺史。经过近十年的贬谪生涯，张九龄的宦途终于渐渐走向高峰。开元十九年春，他奉诏回朝，担任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副知院事，之后一路升迁，终于在开元二十一年，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就任中书令。
唐代为避免大臣专权，并没有专设宰相一职，而是由三省长官，即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尚书省长官本是尚书令，由于唐太宗即位前曾经担任尚书令，因此后代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共议国政，他们其实都是宰相。为了分权，唐代还经常让不是三省长官的官员参与宰相政务，一般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衔以示区分。因此，张九龄其实是在担任中书侍郎的时候就成了大唐帝国的实际宰相，而次年担任中书令，更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张九龄为相贤明正直，敢于谏诤。曾上“事监”十章，论前古兴亡之道。开元二十二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契丹，大败。安禄山被押解至京城治罪。张九龄对玄宗说：从安禄山的面相看，这人以后一定会造反，最好趁此机会杀掉他。可是玄宗却动了恻隐之心，说：当年王衍听了石勒一声长啸，说他以后一定是叛党，虽然事实证明王衍是正确的，但是安禄山应该不是石勒吧。于是放走了安禄山。如果当时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那么唐朝的历史必将被改写。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蜀地，此时才想起张九龄的劝谏，叹息道：“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张九龄去世后，玄宗追思其功，派人到曲江祭奠张九龄。
张九龄担任宰相的时候，正是开元盛世的顶峰，玄宗对张九龄十分敬重，说他“风威秀整”，气质迥异于常人，还说：我每次早朝时看到张九龄，都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世人也将张九龄的风度誉为“曲江风度”。
开元盛世的出现，跟唐玄宗初期的励精图治和姚崇、宋璟以及张九龄等大臣勤于政事是分不开的。可是，唐朝走到历史的顶峰之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低谷。晚年的玄宗耽于享乐，不理政事，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对张九龄也日渐疏远。李林甫与惠妃勾结，屡次在玄宗面前进谗，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次年，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张九龄被贬荆州之后，忧愤交集。“每读韩非《孤愤》，泣涕沾襟”。荆州是屈原的故乡，张九龄想起了屈原表明自己忠贞的《橘颂》诗，他在《感遇》诗中写道：“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他想，自己也就是那柑橘吧，想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朝廷，但怎奈奸臣当政，闭塞了皇帝的视听。（“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人生的起伏进退，也许只能归因于命运的安排吧。（“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开元二十八年春，张九龄告假南归，五月去世。此时的张九龄未必知道，他已经被选中，成为大唐盛世结束的标志吧。从他离开政坛的那一刻起，开元盛世已经走向没落，大唐的繁华也随着他的背影徐徐落幕。
思念：用时间来置换空间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思念之所以产生，大抵是因为错位。这错位有空间的，也有时间的。情人分别，友人离去，万里迢递，关山难越，强作镇静地挥手预告着无数不眠之夜的降临，手中已经发黄枯萎的柳条，只成为一个逐渐淡漠的记忆，留不住厮守时的温度，挥不去相思的忧苦。
盛唐的一轮明月从海上升起，多年前，张若虚曾经咏叹过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壮阔，现在，张九龄也来到了这月光下，他是否也想起了这首诗？想起了“何处春江无月明”的诗句？也许他想到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天之涯，地之角，在同样的月光下，也有一个人在望着这皎洁的月亮，抛洒自己的一腔相思呢？也许，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所有的凝视，所有的叹息，都属于这无尽的思念，留给这温柔的月光。于是诗人熄灭了蜡烛，让月亮的光华更圆满地泻下吧。
诗人走出屋外，更深露重。在面对空间的阻隔时，每个人都有过相同的愿望，希望能化为一只飞鸟，飞到思念的人的身边，但是，这愿望只是一个奢望，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草。于是，面对空间的不可征服，唯一的一点安慰，就是想到在此时此刻，另外一双眼睛也和自己一样，凝眸遥望着这月光，于是，透过安详的月夜，似乎，就看到了那双眼睛。空间的阻隔不可骤然消解，但是，月光帮着思念的人，用时间置换了空间，千里共婵娟成为离人的安慰，也成为思念的凭证，月华如水，思念如歌。
可是，这种置换，也是从来无法填补相思之苦的。作者只有想着手捧满把的月光赠给那个思念的人，可是，山遥路远，如何赠得？诗人叹息了一声，告诉自己说：还是睡吧！也许，在梦里，还能与你相会，与你享有不会错位的同一片时空呢？
诗歌到此戛然而止，但是窗外的月光依旧浩渺无边，在这同一片天空下，有多少人，受到了这月光的恩惠，将自己的思念抹上了这月华的光芒？又有多少人，受到了诗人的恩惠，吟咏着诗人清丽的乐章，把自己的思念，插上诗的翅翼，飞翔在这千古未变的月华之下呢？
让诗仙敛手的诗人崔颢
唐代诗人辈出，当中执牛耳者当属李白杜甫。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因此李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标杆，全面超越固不可能，即使能在一招半式上讨得便宜，也可垂之不朽了，崔颢就是这样的诗人。
崔颢（704？—754年），汴州人，《唐才子传》说他是开元十一年进士，以此计算，崔颢中进士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可以算是少年得志了。与很多神童出身的诗人一样，崔颢方仲永式的光芒似乎只是在中进士前后短暂地闪耀了一下，之后就几乎杳无声息了。进士及第之后，他担任尚书司勋员外郎。政绩上没有什么声誉，也许是由于受南朝诗歌影响的原因，时人评价他“少年为诗，意浮艳，多陷轻薄”，诗名并不好。而其名声不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是在他的私生活上。
《唐才子传》说，崔颢少年得志，行履放纵，嗜酒好赌，更关键的是好色无度。娶妻专挑美女，“稍不惬，即弃之”。史书里并没有说崔颢频繁娶妻又弃妻原因是什么，只是说他“凡易三四”，三四之类数字，在古文中常属虚指，也许是崔颢结婚离异太频繁，让史家也难于计算了吧。不过也许由于这些原因，崔颢的名声一直不是太好。在他的仕途生涯中，也曾经有过机会，可以借名人提拔而改变命运的。比如当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李邕听说崔颢的诗名之后，曾亲自邀请崔颢至家做客。谁知道崔颢来之后，献诗一首，第一句就是“十五嫁王昌”，李邕一听他走的还是淫词艳曲的路子，大怒说：“小儿无礼！”拂袖而去，再不与之交往。
诗风不合于时，名声又欠佳的崔颢，在名家辈出的唐代，早年一直无籍籍名也许是注定的命运了，但是，上苍也许只是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让他从世事的艰难中跳出狭隘的轻薄浮艳，在困顿之后奏响悲凉的琴弦，留下真正动人的乐章吧。史书说崔颢到了晚年之后，诗风突然一变：“风骨凛然”，让人称奇。也许，这真的应了那句话：“诗穷而后工”，当崔颢完成了少年轻薄到中年困顿，直到老年刚劲的旅程时，诗神为他安排了一场无法断定盈亏的交易，以诗人一生的宦达为代价，换取诗歌最隐秘最精深的密室的入场券，让崔颢一睹诗神最灿烂辉煌的羽翼，在这羽翼之上，留下自己的华章。交易的地点，就是黄鹤楼。
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仙人驾鹤而去本是传说，但是诗人每每将假做真，也是借求仙访道抒其在现实中的不平，浇胸中之块垒吧。年少的辉煌与半生的失意交织在胸，纠缠不清，形成了万吨沉埋地底，但是一遇缝隙就会喷薄而出的岩浆，而登临黄鹤楼，就为这岩浆寻到了这难得的缝隙，于是，当诗人的沉郁冲开缝隙冲向云霄的时候，诗人就再也不顾及什么平仄格律之类的清规戒律，而任由这郁结之气挥洒恣肆了。
古诗最忌用词重复，深知格律的崔颢不会不知道这点，但是在诗歌的前三句，诗人却兵行险着，每句都出现“黄鹤”一词。但是让人惊奇的是，三次重复的出现不仅不显得累赘，反而给人气韵上一唱三叹之感：三次黄鹤，仿佛是一道三叠泉，诗兴甫发，诗歌的甘泉刚刚奔出，第一个台阶便将其搁置一下，激起飞花点点；等到我们冲过第一叠，满以为能够一泻千里之时，第二叠又拦住了去路，此时泉水击石，泠泠作响，水花四溅，急着要翻过第二叠，奔下悬崖；谁知此时第三叠又横在路前，此时泉水之势已被蓄足，碎琼乱玉渐迷人眼，日光下彻，飞花点翠，美不胜收。直到冲过第三叠，泉水终于舒展了身体，调正了方向，潺潺而去。更令人叫绝的是，三叠似乎将前三句分成三节，但是气韵却一往贯通，似乎是诗人登楼望远，怀古思今，那一股沉郁之气在胸中历经百波千折，虽幽深隐晦却不绝如缕，终于在黄鹤之影已了无踪迹可寻时，自诗人的胸中吐出，暴晒在这高楼之上，日光之下。《红楼梦》里黛玉教人作诗时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不以词害意似乎人人都懂，可是很少人能有这样的天纵之才，有这样的胆识，在要求最苛刻的格律诗的天空中用自己气韵的狂风扫除一切规则的羁绊，亮出一片从来没有过的青天。
这股气一旦从诗人胸中吐出，便一发而不可收，树影历历，芳草萋萋，万千忧喜，涌上心头。鹦鹉洲是三国时祢衡被杀之地，但是作者并不挑明，只是用地名含蓄带过，余音袅袅，让读者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是作者悲叹自己一生如耿直敢言的祢衡一样，命运多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