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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这首《春晓》，大概是很多中国父母给孩子讲的第一首诗，原因很简单：这首诗简单明了，没有高深的词语，没有用典，远离了文人的学究气，孩子很容易理解。而另外一个原因，也许父母们自己也未必知道：从这首诗开始，我们就在给孩子的心田播下了善良的种子。
诗人在一个春天的早晨醒来，阳光已经透过窗户，射进诗人的房间，婉转的鸟鸣用大自然的语言告诉诗人，这是一个万物萌发、生机勃勃的季节。可是，诗人却十分“不识时务”地想到：一夜风雨，大概有很多花被打落了吧？这首诗妙就妙在，整首诗只有四句，却形成了由快乐到悲悯，由闲适到沉思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悲悯和沉思不是（至少不直接是）对自己命运的嗟叹和感伤，不是对自己命运波折的埋怨，而是对“毫不相干”的他者的同情，甚至，这里同情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一个那样不起眼的事物，一棵草，或是一朵花。
在欣欣向荣中跟着万众一起歌唱、一起欢呼，其实是最容易的事情，也是最讨好的事情。中国自古以来，就从不缺盛世的吹鼓手、权位者的抬轿夫。但是，只有最伟大的诗人，才能在一片欢呼声中看到华丽下的卑微，听到被锣鼓声掩盖的呻吟，触摸到盛世之下的疼痛。因为，最伟大的诗人不仅有一般诗人拥有的敏锐的诗歌嗅觉，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颗对泪水和疼痛最敏感的心，特别是对别人的泪水和疼痛的敏感。
古希腊人将悲剧地位放在喜剧之上，因为他们认为，悲剧能够激发起人类心灵中最崇高美丽的一些情感，例如同情，例如对生命的尊重。诗歌亦是如此，当诗歌只剩下对自己心理的描摹和欲望的展示的时候，诗歌也就走到了尽头，成为无病呻吟和无聊的梦呓，这样的诗不叫诗，只能叫自私。
用时代来书写人生王之涣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一首诗。很多人甚至在上学之前已经能够背诵，教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父母。
诗歌描写的景象似乎平淡无奇：黄昏，太阳从中条山上落下，黄河奔腾，流入大海。诗歌传达的哲理似乎更平淡无奇：想要看到更远的地方，就应该再登上一层楼。《唐之韵》说：“四句二十个字，字不奇，句不奇，景不奇，情不奇，但却展现出如此磅礴的气势，这简直是奇迹！”可是，诗人就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因为，真正伟大的作品，其成功的秘诀并不在其技巧上，而在境界上。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谈“雄浑”时说：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在谈“豪放”时他说：
“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皇。晓策六鳌，濯足扶桑。”
这首《登鹳雀楼》，可以说就是雄浑和豪放的混合体。而这种境界，其源头显然应该是那个充满了朝气和向上激情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拥有像唐代一样的豪放气魄和伟大胸襟。《唐之韵》说：
“有了这样一个不带成见不存偏见的政治核心，加上国力强大，生产力的发展也达到了小农社会的最高水平，于是唐朝人信心十足，对什么都敢用微笑来接纳。在李氏集团统治的二百八十年内，没有因文字触犯忌讳而被判罪的，更没有被杀头的，即便是讽刺了皇帝，揭了皇帝的短，也都只算小事一桩。在封建制度下，这是唯一一个政治气氛如此宽松大度的朝代。”
政治气氛的宽松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每一个唐代人内心都充满了对未来的自信和渴望，即使是在遭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也总能放眼前方，憧憬着未来。因此，尽管李白长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但是他仍然豪迈地高唱“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尽管刚登仕途就被贬官，甚至连累自己的父亲也被远贬交趾（今越南境内），王勃在叹息“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之后，还是满怀信心地高喊“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是一个不允许失望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允许颓废的帝国。王之涣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帝国，而这种豪放和雄浑，就是这个时代赐予他的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帝国加在他肩上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唐才子传》说他“少有侠气、从五陵年少游、击剑悲歌”；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说他“歌从军，吟出塞，皎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
王之涣的诗集可惜已经散佚，《全唐诗》仅收录其诗歌六首，但是这六首诗几乎都是传世名作。《唐才子传》说王之涣为人慷慨有大略，善作边塞诗，与高适、王昌龄、崔国辅等都有唱和，名动一时。可见在当时，王之涣诗名就很大。关于他的作品受欢迎程度，薛用弱《集异记》里面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开元中，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来旗亭小饮，正好有十多个梨园伶官和四位著名歌伎也来此会宴，他们三人便在旁边一面烤火一面观看。王昌龄提议说，我们各擅诗名，究竟谁胜于谁，今天我们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者。第一个歌伎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在墙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随后王昌龄又添得一道。王之涣说：“这几位为普通歌伎，唱的都是下里巴人。应看那名气最大的歌伎唱的是谁的诗。若唱的不是我诗，则终生不敢与你们二位争衡了。”待那名伎唱时，果然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三人不觉开心笑起来。诸伶因他们大笑而见问，知是王之涣等，非常高兴，即拜请他们入席。
这就是有名的“旗亭画壁”的典故。元人还编成杂剧上演。由此不仅可见当时王之涣的诗名之盛，更可见唐朝的确是一个诗歌的朝代。在唐代，“和尚、道士、妓女等有些文化修养的人，都敢大大方方站出来赋诗一首，有不少人甚至还留有诗集”。（《唐之韵·千古唐诗》）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里曾经记载过一个故事：
一个叫高霞寓的监军曾经想出钱赎一个歌伎，歌伎却对价钱不满意：“我是能够背诵白居易《长恨歌》的，价钱怎能跟一般的歌伎一样呢？”高霞寓无奈，只得再增加赎金，才得以如愿。
一个充满自信的时代，必然造就充满自信的人；一个以艺术为主流思想的时代，必然造就艺术的高峰，这也是唐诗成为后世中国诗歌无法超越的原因。王之涣们在这样的时代生活，用自己的诗歌书写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其实，也是用时代来书写自己的人生。
当时间跨越千年之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还和唐人一样吗？贾樟柯曾说：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经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而对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而言，还有什么变化比这样的变化更致命？而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又有什么悲哀，比得上这种变化更悲哀啊！
多年后，我们的后人再谈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用的是我们谈论南朝宫体诗时轻蔑的语气和口吻，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酾酒拭霜刃?弹铗歌大风王翰
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每个朝代都有边境，但却不是每个朝代都有边塞。边境是一个地理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山川、界河、烽火台；边塞是一个审美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大漠孤烟、夜雪弓刀、金戈铁马。或者说，边境是现实化的边塞，而边塞是诗化的边境。要将边境诗化为边塞，不仅要有雄厚国力支持下的国民豪迈的自信，也要有在沙场和诗坛两个战场都能纵横驰骋、游刃有余的诗人。于是，上苍将这个使命交给了唐代，以及唐代那些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边塞诗人，因为他们就是盛唐的仪仗队，展示着盛唐的国威。
新旧《唐书》本传记载：王翰少年时豪健恃才，性格豪放，倜傥不羁，登进士第后，仍然每日以饮酒为事。他家资富饶，“枥多名马，家有妓乐”，“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颐指侪类，人多嫉之”。他个性极强，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只做过长史、县尉一类的小官。但是这种豪放不羁的性格却有助于他成为一个诗人。《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翰有诗集十卷。可惜宋代已经失传，《全唐诗》仅载其诗十三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凉州词》。
诗歌首句不事铺垫，如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句一样，不由分说地劈面而来，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盛宴场面：名贵的夜光酒杯，斟满了稀有的葡萄美酒。据专家考证，唐代的葡萄酒多为红葡萄酒，于是，我们似乎能够想象出斟在晶莹剔透的酒杯中那红色的液体荡漾着波光。若无第二句，读者也许会以为描述的是某个王侯大臣的盛宴场面。对第二句，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马上琵琶是为即将出征的将士们宴饮助兴；另一说琵琶是军营的号令，命令将士们放下酒杯，奔赴战场，这种说法估计是从“马上催”三字判断的。不管是哪一种，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宴饮之时，还有西域特有的乐器琵琶为将士们弹奏。而若第二种说法属实的话则更妙：以琵琶作为军营的号令，这种创意也许只有想象力极为丰富、极具浪漫情怀和艺术修养的唐朝人才会想到。可是，战士似乎并没有听从召唤，放下酒杯，因为后两句说得很清楚：即使“醉卧沙场”，也得把酒喝完。原因很简单：如果此次出征，等待自己的是死亡的话，那么，醉死沙场和战死沙场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这两句，蘅塘退士评曰：“作旷达语，倍觉悲痛。”历来评注家也都以为悲凉感伤，厌恶征战。似乎诗中的将士是在借酒浇愁，甚至希望以酒精麻痹自己，忘记战争的残酷。但是，清代施补华的《岘佣说诗》评说：“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这“领悟”两字，说得实在太妙。
唐代的边塞，是对战争、对生命的诗意化的展现，这种展现首先是依托在强大的国力之上的。因此，盛唐人虽然也有痛苦，也有思念，甚至也有几分无可奈何，但是，主导他内心的，依然是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这是其他的情绪所无法压倒的。面对死亡，抒情主人公选择的不是浩叹，而是微笑，“只有盛唐人能这么微笑着来感受走向死亡的痛苦”。（《唐之韵》）甘地曾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死去的人，不懂得怎样活着。”正因为将士们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死亡的意义，他们才可能这样豁然达观地对待自己的死亡，甚至拿自己的死亡来开玩笑。这种将伦理道德审美化、狂欢化、戏谑化的风格，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因此，后代那些正襟危坐的道学先生们只能按部就班地把这首诗“作悲伤语读”，被施补华讥之为“浅”也就不奇怪了。而施补华所说“作谐谑语读”其实就是深入诗歌的本质，探求其精神源泉，这个精神源泉，其实就是在西方影响甚大的酒神精神。
“悲剧不是生命的镇静剂，而是生命的兴奋剂和强壮剂。悲剧之所以给人以个体毁灭时的快感，是因为它表现了那似乎隐藏在个体化原理背后的万能的意志，那在现象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生。”
“酒神精神达到了肯定的极限，它肯定万物的生成和毁灭，肯定矛盾和斗争，甚至肯定受苦和罪恶，肯定生命中一切可疑可怕的事物。总之，肯定生命的整体。”（转自西祠胡同）
只有拥有强壮健全生命意识的人，才能在这审美化、狂欢化、戏谑化中，理解审美背后的快感、狂欢中的融入、戏谑下的自信。
因此，唐代的边塞，不是秦代危机四伏的长城，也不是明代等同儿戏的山海关，更不是宋代满含屈辱的岁币。而唐代的边塞诗，也就不是屈辱的悲歌，也不是弱小者的申诉，而是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浪漫和潇洒，是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与自信。
将绝句咏成绝唱王昌龄
“二十四史”可是说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历史系统，但是究其根本，这只不过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历史。鲁迅先生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姓的家谱，可谓一语中的。只要是权贵者或者跟权贵有联系的人，不管你是白痴还是变态，在中国的史书里总会有一席之地，要在中国青史留名，不借助权贵的东风几乎是无法做到的。而一些真正彪炳千秋的人物，在所谓正史中却往往只有寥寥数语。王昌龄就是这样的人。关于王昌龄，《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只有区区五十一字的介绍，《新唐书·王昌龄传》也只有九十八字的介绍，于是，要了解这位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都享有盛誉的唐代边塞诗的代表诗人，我们只有从散落的野史和笔记中去寻访他的踪迹了。
在盛世中坎坷?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昌龄，字少伯，生卒年不详，一些资料记载，他生于698年左右，卒于756年前后。关于他的籍贯，正史中也没有记载，有人说他出身太原王氏，又有人说他是京兆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