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国民性_第21节

第一是水土不服造成的疾病，第二是弓箭和刀枪。战后的林则徐感慨道，天朝虽有百万貔貅，不够临敌之一哄。封闭状态下思想缺失、制度缺失和技术的落后，使得中国大炮成了摆设，军队也就成了摆设。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2章照相这点事儿

照相术发明不久，中国人就有福享用了。被照相的人叫耆英，鸦片战争过后任两广总督。吃了败仗，满人中的开明人士打算用怀柔政策对付洋人，耆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两广总督当时负责跟洋人打交道，他的办法是跟洋人套关系，争取建立私人联系，恨不得攀上亲戚。于是老跟洋人混的耆英，有了一张流传至今的小照，相片质量不高，但却是第一张中国人的老照片。

对于西洋的新鲜玩意，民间和上流社会总是看法不一。民间对轮船、火车和洋枪洋炮都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喜欢，但对有线电报和照相却心怀疑虑。不仅担心照相会把人的魂给摄走，甚至觉得那一排排的电线杆子以及上面的电线有蹊跷。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甲午前，洋人工程师在山东安装有线电报线的时候，德州有家人的孩子丢了，民间哄传是被电线摄走了魂魄然后被洋人拐走了。所以，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各地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有人砍电线杆。但是，中国的上流社会，对有线电报和照相都十分感兴趣。北京算是很保守的地方，1892年第一个照相馆开张，很快就门庭若市，来的顾客尽是王公贵族。

当年的王公贵族，都是旗人。当年的旗人政治态度保守，思想也不开放，对洋务运动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至于戊戌维新，就反得更激烈了。旗兵不喜欢玩洋枪洋炮，而旗人对火车、轮船也不感冒。但是，他们对西方来的小玩意儿却一点不排斥，各式钟表、打簧表、鼻烟、洋烟、光学仪器，兼收并蓄，对电报和照相也充满了好奇。庚子之前，北京照相事业有两家店最为有名，一家叫丰泰，开办者叫任景丰，一家叫鸿记，开办者叫杨远山。这个杨远山在当年也是一个公子哥，风流倜傥，好玩，好交朋友。当年北京城里，上至公卿贵胄，下至书吏走卒，没有不认识他的。来往的朋友，都是好玩的贵公子。当时人称京城二杨，一个是内务府大臣杨立山，一个就是杨远山。

那个时候，旗人公子哥喜欢照相，跟这些公子哥打得火热的伶人们也喜欢照相。现在留下的老照片，就有好些是伶人装扮好了的“剧照”。伶人穿戏装照相，喜欢票戏的公子哥当然也喜欢。一次，汉军旗的赵家三公子赵尔震、赵尔巽、赵尔丰和满人贵族三公子宝杰、宝梁、宝棻外出游冶，吃花酒。酒酣耳热，被怂恿着照了好些戏装和道装、僧装的像。大家看着好玩，见者哈哈一笑，不知怎么就流传到社会上去了，人称“狎客群居像”。但是，有一张居然落到了宫里太监手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这些公子很紧张。虽然当时官员不许嫖妓、不许登台演戏的禁令早已松弛，但这副尊容如果进了宫，被老佛爷看到，还是大有不便。于是马上花了大价钱把相片买了回来。其实，这几位仕途不错的公子有点过于神经过敏了。那个时候，宫里已经有人照相了。西太后照没照不清楚，但至少珍妃有张玉照。况且，即使是皇帝，也喜欢装扮成渔夫、樵夫、老道的模样，现在留下来的雍正的行乐图，都是这个样子，只是唯独没有装成戏子的，也许是因为雍正不喜欢戏子。但当时的西太后老佛爷比谁都喜欢戏子，恨不得让皇帝换上戏装给她演戏，奴才们戏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庚子以后，想通了的西太后，突然之间对照相特别热衷了。这个老太婆不仅喜欢换上各式各样的衣服拍照，各种摆拍，而且还拍了好些戏装照。自己扮成观音，让李莲英扮成韦陀，公主们扮成龙女，这样的观音、韦陀和龙女，毫无疑问都是戏里的扮相，所以只能说是戏装照。到了这步田地，宫外的照相就无法无天了，连公子哥在戏园子里票戏的照片也都有了。

有意思的是，庚子年义和团进北京，痛恨一切洋物，连用根铅笔都被义和团视为二毛子，却没听说他们砸照相馆。跟杨远山齐名的杨立山，在此期间丢了脑袋，跟照相无关，只是因为他跟载漪拌嘴，不买义和团的账。大概当年最欢迎义和团的是旗人，旗人喜欢的东西，义和团也就刀下留情了。

照相是个好玩的事儿，在晚清，凡是好玩的事儿，旗人都有份儿，不管它来自哪里。当年旗人中英语最好的张德彝出使多国，对别的东西都没兴趣，单单把人家的游戏一项一项介绍回来。旗人之好玩，可见一斑。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3章麻将这玩意

中国人其实是有创造力的，这种创造力，在国将不国的晚清时候，表现得相当充分。麻将这玩意，就是晚清国势最微之际发明出来的，属于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一旦发明出来，就像有魔力似的，风靡全国上下。从皇宫到陋巷，一片搓麻之声。

据说，麻将的前身叫马吊，是一种叶子牌，有点类似于扑克的东西，最早出现在明朝中叶。就像扑克在西方是赌局一样，马吊在中国也是赌局，不沾钱没有人玩。然而，南方人有口音，把马吊叫成了麻雀，打牌叫叉麻雀。转回北方，麻雀就成了麻将。不过，麻雀也好，麻将也罢，开始还都是叶子牌，长长的一种纸牌，打的时候抓在手里，都要摆成叉字形，也许这就是为何南方人管打麻将叫叉麻将的原因了。

但凡叫个赌具，就需要加强保密性。抓在手里容易被人偷看，所以，人们就将之改良成竹牌和骨牌，扣在桌子上，随打随抓，又方便，又省力，还保险。到了这个阶段，叉麻将就变成了打麻将，一片噼啪之声，无论碰还是和，都要用力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玩意不发明则已，一旦发明，迅速风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其中又以官场最盛。时人咏京官生活有云：“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京官们个个麻将玩得精熟，外地官员进京，第一项任务就是陪京官老乡打麻将，在桌上输些银两给他们。自然，大家平时谈天，还不就是牌桌上那点事儿，中、发、白而已。即使进了胡同——八大胡同，吃花酒，逛窑子，大部分时间也是打打麻将，只不过此时的麻将有美人陪着。晚清和民国还有一个传说，说是牌桌上运气不好，嫖个雏妓就可以转运。进入民国之后，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麻将之痴迷，已经几近疯狂。袁世凯做大总统，开最高国务会议，几乎每次参加的人都迟到——因为他们通宵聚赌打麻将。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话说在皇帝还在的时候，满朝文武就已经这样了，只不过大臣们在见皇帝之前，还不敢放肆。但是，麻将肯定是要打的，大小官员，哪个都好这口。一个听戏，一个麻将，当年是官员的两大爱好，有些人还要加上吸一口（鸦片）。晚清推行新政，财政状况好转，京官经手的事情多，能捞的好处也多，腰包渐次鼓了起来，所以，打打麻将，也输得起了。朝中的王公亲贵，像肃亲王善耆，以及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振贝子，在新政时期都身居高位，都是麻坛高手，而且赌风甚佳，一夜输上万两银子，眉头都不皱的。大官带头，小官中官自然要跟上。那时候，借打麻将拍马屁已经流行。大官跟小官一桌麻将，小官多半是像红楼梦里的凤姐跟贾母玩一样，要给人喂牌的，好歹也得让领导赢个痛快。只有碰上平级官员打麻将，才会真的不讲情面，厮杀起来。

麻将里头有政治，明白人打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道理。晚清最后几年，向以贪渎闻名的庆亲王奕劻一直受到政敌的猛烈攻击，但他却大旗不倒，始终是一人之下的第一号人物——首席军机大臣。善于知人的西太后当然知道奕劻很贪，但跟人一谈起来，借口总是在宗室亲贵之中，还就是这个老庆比较明白事理，办事放心。满人亲贵无可用之人，倒也不假，但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她老人家不说，其实是老庆会做人。跟王公们一样，西太后也喜欢打麻将，瘾大得很。老庆派他两个女儿，有事没事就进宫跟西太后打麻将，当然，这俩宝贝闺女，都是凤姐一样的水晶人，玲珑剔透，一天玩下来，把老佛爷哄得高兴，连伺候牌局的宫女太监，也给赏赐得高兴。上上下下都高兴，老庆的地位也就任谁也参不倒了。任凭御史弹劾，长得像同治深得老佛爷喜爱的瞿鸿禨说坏话，都无济于事。一个恨奕劻恨之入骨的官场恶少岑春煊，仗着庚子逃难护驾有功，几次当面跟老佛爷挤兑奕劻，老庆岿然不动，岑春煊却着了老庆的道，给排挤出了京师。这种事，后来的岑春煊回忆起来，都恨恨连声，但一直到大清倒台，老庆都没倒。这里面的奥秘，跟太后的麻将，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玩具，麻将也是一种玩具，可以做赌具的玩具。但是，麻将这种玩具却集中了中国文化最恶心的成分：勾心斗角，李代桃僵，互相拆台，见风使舵。玩精了，就不像是在玩游戏，而是在玩阴谋、玩诡计，难怪它伴随阴谋文化盛行这么久。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4章冷清的孔庙和送子的孔子

鲁迅先生曾经谈到，中国的孔庙虽然很多，但很冷清，老百姓是不去孔庙的，似乎说明，孔子跟民众离得很远。鲁迅先生是从晚清走到民国的，清朝的孔庙的确很冷清。每个庙门口没有戏台，倒是有一块刻着“文武百官下马轿”字样的石头，庙的外墙多半高大，上面写着“宫墙万仞”，森严、威武。这样的地方，当年根本就不让平头百姓进来，想来都来不了。能进来的，都是有功名的读书人，或者现任的官员和过去的官员。孔夫子其实未必跟百姓离得有多远，再愚蠢的乡下人想必也知道孔夫子是干吗的。只是，当年的体制根本不让百姓跟孔子亲近。

曾经有一度，孔庙其实很受百姓的青睐，尤其受女人的欢迎。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提到，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也有孔庙。那时候，经常有妇人去孔庙求子。不知怎么回事，当时的孔庙居然还设有孔子之榻，前来求子的妇人还要露形，也就是脱了衣服登榻躺一躺，大概觉得这样才会应验。在孔子的床上裸身睡过，受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后魏孝文帝是个追求汉化的鲜卑皇帝，对孔子很尊敬，感觉这样轻慢了圣人，于是下诏禁止妇人进孔庙。后来，随着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孔庙也就越来越神圣。到了清朝，在特别尊孔的满人皇帝手里，孔庙就变成了鲁迅看到的样子——神圣、肃穆但冷清。明朝的时候，至少书生们还可以聚集到孔庙闹闹事儿，可是自打金圣叹哭庙案之后，书生的这个特权也没了。孔庙成了有专人（各地的教官）管理，只准春秋两祭，士人参与的官办仪式场所。平日大门紧闭，连鬼都不见一个。可怜赫赫威名的孔夫子，只有到了祭祀的时候才能享用一下冷猪头，祭拜过后，就便宜了教官。虽说按理士绅们平时也应该在里面的明伦堂讲讲经，但这么正经的地方有谁乐意去呢？

我们实在不知，当年北朝的妇人为何喜欢到孔庙里去求子，过程还多少带点色情色彩。类似的情形，后世只有在淫祠，如五通神庙这样的地方才会发生。孔夫子一个大男人，虽然当年活着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也见过名声不佳的美妇人南子的，但他怎么就在老百姓眼里变成送子观音或者娘娘了呢？莫非因为他是野合而生，特别具有性方面的暗示？民间的事情好些没理可讲，我们实在不知道当年百姓的想象力是从哪个方向展开的。但是，既然百姓能把伍子胥庙演绎成五撮须相公庙，把杜拾遗（杜甫）庙演绎成杜十姨庙，并塑了十个美娇娘，大姨、二姨……一直排到十姨，认定孔子可以送子，也不奇怪。

中国老百姓造神拜神，是有强烈功利意义的。他们一方面在不断制造一些无厘头的神怪出来，无端地供奉；一方面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努力将他们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赋予自己需要的功能。观世音菩萨由男变女，然后再变千手千眼，无所不能。关云长一个从自身事迹无论如何都看不出跟钱财有半点瓜葛的家伙，最后居然变成武财神，饱受商家的香火。林夫人，一个官家太太，变成妈祖，海上的第一女神。当年的孔子，自然是不会被轻易放过的，大概也就是按这样的思路被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文人墨客的鼻祖，浑身洋溢着文采的家伙，如果再能有助于女人生子，那么生出来的娃娃将会多么有出息？要知道，古代的中国一向是个官僚帝国，成为文人，为官为宦，一直都是百姓的梦想。而这种梦想，自打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又跟孔子搭上了不解之缘。有什么理由、什么借口，可以挡住百姓对孔老夫子的这种期待呢？

然而，这样的期待，这样一种基于生活的神灵再造实践，居然活生生被皇帝，也许还有打小报告的士大夫给扼杀了。此后，百姓的这种愿望，就只好寄托给一个不知什么来路的文昌帝君，还有三十六星宿中的魁星，让魁星阁和文昌庙白赚了好些香火，而孔子却被束之高阁，干干地看着眼馋。

当然，把孔夫子高高挂起，是符合统治需要的。孔子在后来已经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志，必须有一定的神秘性、严肃性。把孔子跟凡夫俗子，尤其是跟妇人搅和在一起，即使不脱衣服，也无论如何都正经不起来了。不仅道学家没法装正经，皇帝也不好端着了。不端着，政治的假面就挂不住，好些冠冕堂皇的话都说不了。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