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国民性_第20节

途不顺，两次遭到两宫的呵责，两次丢了官，但两宫死后，偏他这样多情，一个人跑到那荒郊野岭去守陵。大冬天的，住在梁各庄那个偏僻地方，也难为他了。但说是结庐，搭个草棚子已经有点夸张，北方苦寒之地，住这样的草棚子要冻死的。有的赞美者说他因此而“鹑衣蔬食，履穿踵决”，则更夸张了（从照片上看，梁的衣服其实很鲜亮的）。当然，说他对清室没感情，只是好名，倒也未必。当初犯颜直谏，表现的就是感情，只是这股子忠贞，当时没有得到接纳，后来借守陵发泄一下，也倒在情理之中。只是，当初的犯颜和后来的守陵，也难说没有好名的成分在内。犯颜直谏以博名，自古皆然，至于守陵，更是这么回事，否则，干吗非要大老远地请人到梁各庄去拍下照片呢？做好事不留名，还真挺难。

但是，博了好名声的梁鼎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跟张之洞一样，端方也对梁鼎芬有知遇之恩。端方在革命中丢了脑袋，身子在四川，脑袋到了武汉。后来他的家人千方百计给他合在一起，运到武昌准备安葬，梁鼎芬被端方家属请来武昌，给端方办丧事。这时已经是民国了，城里的革命党到处给人剪辫子，武昌作为首义之区，剪辫党们格外活跃。梁鼎芬作为前清遗老，好名，也好辫子。所以，冒险来到武昌，于辫子格外小心，终日头戴长尾大风帽，把个小辫子遮得严严的。当时的武昌都督，是已经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众所周知，黎元洪的辫子，当初是被革命军士兵强逼着剪的。大凡不情愿被剪了辫子的，对于仍然保留辫子的人，多少都会有点嫉妒。大家都对辫子有所爱，偏你可以保留，我却不能，于汝岂能甘乎？加上过去都是在湖北混的，大家是同事，黎元洪做了都督之后，梁鼎芬还来信劝其反正。现在老同事来了，怎么也得表示一下。于是，黎元洪就张罗请梁鼎芬来督府吃饭。也有人说，是安了心图谋在席间把梁的辫子给剪了。没想到梁鼎芬不上当，坚持不肯赴会。于是，黎元洪麾下好事的革命士兵就带人前去来硬的。也没有人通风报信，一队人马呼啸而至，到了旅店二话不说，按住梁的头就下剪子，一剪再剪，害得梁遗老不仅辫子没了，连头发也剩不下多少了，简直是牛山濯濯，残草只树。就这样，梁遗老钟爱的辫子，就离开了他老人家的脑袋。梁鼎芬有一脸的大胡子，人称髯公，死后王国维写诗纪念他，开首便是：“海内论忠孝，无如髯绝伦。”这下，胡子尚在，辫子没了。对于一个遗老，确为奇耻大辱。

按说，以梁的性格，遭遇这样的羞辱，肯定会有激烈的反应。然而，据旁观者言，他老先生只是哭了一场，虽说哭得稀里哗啦，哀痛不已，但没上吊，也没抹脖，更没有跳江（这在武昌很方便），然后就买舟东下，去上海了，在那里的租界，革命党人没法这样猖狂。革命后，好些人的辫子，都托庇洋人的保护才保下来的。再后来，梁鼎芬做了清废帝溥仪的师傅，毓庆宫行走，成为跟溥仪来往最亲密的老师之一。在民国的遗老遗少中，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位置。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梁师傅的小辫子，在宫里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岁数大了，估计再留也不会太长了，也就是一根小辫子而已。

其实，辫子对于遗老遗少，只是一种象征。革命党对剪辫子很热心，但革命爆发后，剪辫令是清廷自己下的。再后来，连溥仪自己都把辫子给剪了，多位汉人的遗老遗少，还硬挺个什么劲儿呢？但是，既然做了遗老遗少，总得有个念想、有点固执，辫子，就是这么个东西。遗老们中间好些人，真正喜好的，其实不是辫子，而是名。好名算是个毛病，但是，自古以来，好名总比好货让民众更能接受一点。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15章广学会的精英战略

对于西学，国门未开前的日本，比中国要幸运一点，因为他们有兰学，虽然式微，但一直都没有中断。中国明末由耶稣会带来的西学热潮，随着明朝的覆灭已经消逝，到了西方人再次叩门的时候，中国的西学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不仅万国舆图不见了，连已经翻译过来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也没有了。挨了一次打的中国人，出了几本有关西方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无非是介绍了一点西方的地理和政治状况，跟西学连边都还没沾。中国人真正介绍西学，还是在1860年代，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编译所开始的。只是，这样的所谓西学，也无非是最粗浅的数学和声光化电，西方中学课本的内容。为了把那点粗浅的西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人，编译者真是煞费苦心，我们不仅因此有了汉字的元素周期表，也有了稀奇古怪的汉字表达的数学物理公式。在那个时代真正输入一点货真价实的西学的人，还是传教士。

在国门还没被打开之前，新教的传教士们就已经来了。来广州禁烟的林则徐，就跟这些传教士有了一些接触。而这些传教士教出来的中国教士梁亚发，就已经写出了《劝世良言》这样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后来刺激了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中国惹出了一场大乱子。在中国人自己启动变革，发动洋务运动之后，新教的传教士们更加活跃。这些主要来自英美的新教人士，虽然跟天主教的同行一样，在意“中华归主”，在中国传播福音，但却更乐意让中国人接受西学，暗中促进中国的改变，向西方学习，发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变。新教传教士们做这种事，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广学会。

广学会的核心人物是李提摩太，这个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李提摩太对于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跟利玛窦一样，喜欢跟士大夫谈儒学，对于佛道两教也持宽容态度。但他更有兴趣的，却是促使中国的改变，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千方百计促进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向西方的方向在变。在他看来，在当时的中国，最快的促进改变的方式，是通过出版物介绍西方、介绍西学的。而介绍的对象，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中国的精英。首先是有功名的士绅，按李提摩太的估计，当时中国的进士、举人和秀才加起来有五十到一百万，而各省县令以上的文官有两千二百八十九人，武官营官以上有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各种学官有一千七百六十人，驻在各省省会的高级候补官员有两千人。这些人，都是广学会做工作的对象。在他们的如意算盘里，只要这些人中的百分之五能受影响，就会有相当的成效。当时广学会最有名的杂志《万国公报》（英文名字原来是Chinese Globe Magazine，意为“中文全球杂志”，后来改为A Review of the Times，直译应为“时代观察”），杂志题头下面的一行小字说明是：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这本杂志跟当时的其他传教读本一样，都是赠送的，每每派专人送到各个衙门之中。在京则随京报一同，分送王公大臣。同时，也在每年的科举考试期间，向各个层次的举子分发。

但是，从1875年到甲午战前（1894年）将近二十年间，这样的煞费苦心的促进改变，却收效甚微。多数举子和官员，拿到刊物往往随手一丢，只有江浙和广东的极少数人，比如像张元济、孙诒让、沈曾植以及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的弟子们，才会把这刊物当回事。而其他人，只是到了甲午之后才如梦方醒，知道了学习西学的必要，到处找寻当日被他们丢弃的《万国公报》。在甲午战后的中国维新变法期间，广学会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成了维新派的老师，往来密切。那时，不仅《万国公报》成了宝贝，连李提摩太和助手蔡尔康翻译的马肯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在1895年之后也成为最风行的读物。康梁讲西方历史，尤其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谈的有关西方历史的内容，几乎都出自这本西方历史著作。在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万国公报》陆续发表的有关战争的消息、言论、文件和密电，也被编辑成书，取名《中东战纪本末》，多次重印。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和蔡元培编的《东西学书录》，都把这本书介绍为应读之书。维新派在1898年初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收录论文五百八十篇，其中最多的是梁启超，其次是康有为，第三名就是李提摩太。维新派在北京最初办的刊物，居然也叫《万国公报》。在变法期间，《万国公报》还上达最高层，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有心的传教士在皇宫里发现了光绪所存放的全套的《万国公报》。维新人士还计划让皇帝请李提摩太做政治顾问，但因为政变发生，没有了下文。

显然，如果没有甲午战败后的政治形势，广学会传教士们的精英战略无论怎样卖力，基本上只能激起一点点的小波澜，几个水泡而已。当时的中国是一潭死水，精英也是死水一潭，无论怎样灌输，也顶多是死水起了一点微澜。形势比人强，千真万确。近代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基本上没有学习西方的可能。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章大炮那点事儿

火炮这东西，说起来原本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到了明朝中叶，中国人的发明，已经被西洋人运用得更好了。中国人最早引进的火炮叫佛郎机，是通过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得到的。佛郎机，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对葡萄牙人的称谓。佛郎机这种火炮的特点是射速快，那时的火炮都是从前面填装火药，然后放上炮弹，在后膛用引线点燃，发射出去。不仅每次填装需要时间，而且发射多了炮膛会灼热，必须冷却一段时间。但佛郎机火炮就不用这样，它有好几个活动的子炮膛，可以事先填装好火药，连续发射，而且母膛也没有发热的可能，所以射速比一般的火炮快得多。但是，佛郎机的填药量太小，属于轻型火炮，威力不够。后来，中国又引进了红夷大炮，威力巨大，不仅可以攻城拔寨，还可以轰击进攻的散兵。这种炮显然跟荷兰人有关，当时正是荷兰人称霸的时代，而荷兰人在中国是被称为红毛夷的。当然也不绝对如此，因为当年的中国人对西方人认识比较模糊，往往分不大清楚这国还是那国，有的红夷大炮，其实也是从葡萄牙人手里弄来的。后来，红夷大炮虽然在名称上被中国讹为红衣大炮，但即使是中国仿制的，名称中国化了，技术仍旧是人家的。

晚明是一个国家在制度和治理方面接近崩溃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欧风东渐的时期。明朝的海禁松弛，乘着殖民扩张的东风，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来了。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不仅从利玛窦等传教士那里得到了三棱镜，了解了《坤舆万国全图》，还引进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引进了西洋火药和火炮的使用和制造技术。当时引进西洋火炮的时候，往往是连同葡萄牙人的炮手一并输入的。正由于这种火炮技术上的优势，才使得晚明在满人的军事压力下勉强维持下来。可惜，技术上的补偿，永远阻止不了制度的崩溃。逐渐地，掌握有优良火炮的明军成了运输大队，好多炮队连人带炮都被清兵俘虏，明军的优势从此不复存在。

后来入主中原的清王朝，虽说从此有了火器，但在研究仿制和使用上，却始终没有赶上被它打败的明朝。首先的原因是由于礼仪问题，清朝跟罗马教廷闹翻，中西交流从此中断，刚刚有点苗头的西学断了根。其次，也由于清廷的对手大多为比他们还要落后的游牧人，有点火炮就占了大便宜。只有一个俄罗斯还算是平等的对手，也还在蒙昧时代，火器水平不高，打了一仗，后来就不打了。所以，火器也没有外部改进的压力。所以，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出现在有意给自己国家做间谍的某些传教士面前的中国大炮，基本就是摆设，好些还是前明时代的旧物，不能升降，不能调整射击角度，也没有瞄准器，有些火炮已经多年没有燃放过了，一放就有爆炸的危险，对自己人威胁更大些。当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时，麾下的海防炮台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水准。跟英国人的小型舰队接触几次，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炮弹不是飞过军舰，就是打不到军舰，一点威胁都没有，每次都是英国人把中国人的炮台轰平了拉倒（但在上报朝廷的奏章中，都是国人大胜）。后来，总算睁开眼睛的林则徐，从澳门弄来了一些合格的红夷大炮，可以升降，可以瞄准了。后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守卫的虎门炮台，就装备了这样的大炮。可惜，这样的炮台却没有顶盖，而且由于增兵的缘故，上面挤满了士兵。英国人只消用排炮劈头砸过去，炮台上的炮和士兵就都报销了。守卫厦门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一直就没睁开眼睛，战前铸造了好些巨型大炮，用人拖到炮台上，既不能升降，又不能调节射击角度，也没有瞄准器，生生固定在炮台上，说是等英国人来了，一炮拍过去，就解决问题。英国人来了，大炮是响了，但连人家的边都没沾，人家几排炮就把炮台轰塌，士兵大溃，颜伯焘也跟着跑，奔出厦门才发现，英国人其实还没有登陆。于是，总督大人把官儿给丢了。

鸦片战争中，跟英国人对阵的中国人不是不勇敢，也不是用刀矛对付西方的先进火器。要论数量，我们的大炮和火铳并不比对手少，但我们的火器基本上都没什么用。真正给英国人造成伤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