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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作为尚书的怀塔布和许应骙，四位侍郎只是跟着吃挂捞。虽然说当时的体制，尚书侍郎跟现在的部长副部长不一样，侍郎并非尚书的副手，尚书不代递，他们可以单独代递，但一般来说，很少有侍郎吃饱了撑的，会为一个小小的主事得罪尚书的。
为一个主事而丢了官，又不是什么贪赃之类的大事，礼部六堂官多少有点冤。但是在变法之前，怀塔布和许应骙这两个宝贝，就已经吃过一回下属的瘪。清朝的惯例，凡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人，只要中了进士，就得分发六部。当年有一位文延照先生，就原本在内务府干得不错，中了进士，改到礼部做郎中，按资格排在前面，为领办司员。可是，此公在内务府当大爷当惯了，加上一口很重的鸦片烟瘾，根本起不了早。而领办司员又得经常与堂官打交道，堂官们往往坐着等到天黑也不见他的踪影，很生气，要开他的缺儿。丢饭碗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不过，文延照没有托人求情，而是找了一天，天不亮就跑到怀塔布的家里，要求晋见。门子说，大人还没起呢。文延照大怒，在门庭咆哮，你说我迟到，今天我来了，你还没起，到底谁迟到！如此不公的堂官，早晚有人参你。如此这般，大骂而去。
骂完之后，你还别说，怀塔布和许应骥还真就没敢上奏开了此人的缺儿，经人说和，仅仅去掉了他的领办司员，依旧做他的郎中，还在某司掌印。当年六部的规矩，掌印者权重，但无需干活。这样的安排，正中文延照的下怀。当时的官场就是这样，有来头的下属，即使上司也惹不大起。碰上怕事的，也只好息事宁人。
以往的史家，论及礼部六堂官事件，都以为怀塔布和许应骥是顽固派。其实，他们只是因循保守而已，说白了，无非是俩混日子的高官，多少还有点怕事。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满朝皆是。不肯代递王照的奏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真的视王照要求皇帝出国考察的言论过于“狂妄”，那个年代，皇帝怎么能出国访问呢？出了国，尤其是到“敌国”日本，不就是陷君父于险境吗？这样狂妄的言论从他们部里出来，万一皇上不高兴了，他们不也连带着麻烦？对他们来说，跟违抗皇帝旨意比起来，效忠更重要，或者说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冒风险更重要。不错，他们这样的官僚，对于变法的确充满了疑虑。但这种疑虑与其说是出于顽固，倒不如说是出于本能。在他们看来，宦海沉浮年头多了，怕的就是变化，不变，自己后面的路很清楚，该怎样做也很清楚，但变了之后，就一定有许多不定因素，说不定会危及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下属咆哮，完全可以忍，可以妥协，但是这样的咆哮如果是为了变法，而且是充满风险的变法建议，就难免要阻扰一下。他们这官做到一定份上，大体就是混日子，任何一点风险都经受不起。没想到的是，前一个郎中的事儿平息了，后一个主事的事儿却栽了。
好在戊戌变法很快就结束了，礼部六堂官也官复原职，整个朝廷又继续因循下去，直到混到八国联军入侵，他们才混不下去了。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8章刺马案的人工迷雾
张文祥刺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桩疑案。张文祥就是张文祥，一个干过捻军，也干过太平军的刺客。而所刺杀的马，是当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在校场阅操完毕，在返回衙署途中，为埋伏在路旁的张文祥所刺杀。此案震动朝野，朝廷调动了曾国藩在内的多名大员审讯勘察，折腾了半年，才算结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笔记，言人人殊，民间则编出了京剧、弹词、评话、文明戏来演绎，越说离结案的结论越远。死后被朝廷立了专祠祭奠的马新贻，在民间的口碑，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负义，贪生怕死，还因好色而谋害结拜兄弟，霸占了结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员自太平天国造反以来，折损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党人没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还真是少见。两江总督又是跟直隶总督一般分量的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大员突然遇刺，引人关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从晚清哄传到民国，长盛不衰，跟这个案件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锋利的匕首用毒药喂过，行刺过程干净利落，在重兵护卫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毙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审理过程中倔强不屈，无论怎么动刑都面不改色，直至最后凌迟处死，一声不吭，绝对是一条汉子。这样的汉子，按情理，不是职业杀手，就是英雄好汉。在人们的期待中，无论如何，此案必有蹊跷，即使没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国藩这样的老江湖、老宦场，在接到重返两江总督任上审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说起此案时，也认为此案“甚奇”。然而，审理结案的结论却跟人们的期待大相径庭，没有找到主使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过是一点私人恩怨。那个时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审讯不公开，结论也无从讨论。所以结案之后，人们更是议论纷纷，传言四起，相关的演义事业自然就更发达了。当时又已经有了租界，在别的地方演恶心马新贻的戏可能被禁，但在租界里演，谁也没办法。
此案的结论，从最初江宁将军魁玉和漕运总督张之万，到后来的曾国藩，基本上是一致的。据《清实录》和曾国藩的奏稿，结论就是，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动机很平常，无非是那么点私人恩怨。曾为发逆（太平军）后通海盗的张文祥，因马新贻剿海盗，杀戮同伙甚多，没了落脚之处，老婆又被人拐走，拦驾告状，马又不理，开小押（赌场），又被马新贻禁止，于是走投无路，遂起念杀马，马新贻也就真的让他给杀了。
显然，这样平淡无奇的结论，实在是太不过瘾，也太像是有意隐瞒了。别说民间，就是对于此案发生即疑诼纷起的官场，也难以服人。于是，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传是丁日昌因马新贻查办他的儿子，托请不入，因而雇人报复的。也有传其实跟曾国藩被遣散的旧部有关，他们没看上跟湘军没关系的马新贻做两江总督，涉及朝廷的权力之争。也有人传是因为马新贻是回民，他的死，跟回汉争斗大有关联。
日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看到一篇文字，写的人名叫陈功懋，祖父当年在给马新贻做刑名师爷，马新贻被刺之后，一直参与审理。陈功懋根据祖父留下的笔记，整理出刺马案全貌。据他讲，其实刺马案的结论，在魁玉和张之万的审理中就已经做出了。朝廷加派曾国藩来重审，审了好长时间，却并没推翻原议，不是曾国藩有意徇私，不想让同僚难堪，而是在当时，就算曾国藩清廉公正，也大概只能这样结案。这样结案，跟主要事实并无太大的出入。
但是，结案的结论的确跟审出来的事实有所不同，几位朝廷重臣，或多或少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比如，马新贻在太平天国乱时担任庐州知府，出城追击叛军中伏被俘，俘虏马的，就是时为捻军头目的张文祥。只是当时马新贻化装了，张文祥并没有认出来这家伙原来是个朝廷命官，反而因马新贻的亲兵时金彪是同乡，用乡音聊起来，动了怜悯之心，连他们两人一并放了。这个事实，结案时根本就没提。另外，结案结论提到了张文祥的妻子，被原来海盗的同伙拐走，但却没有明说张的妻子其实已经归了马新贻做三姨太。而这个三姨太，就是传说中张文祥的把兄弟曹二虎美貌的妻子。传说的故事里，张文祥和曹二虎还有马新贻，都是结拜兄弟。后来张文祥看出马新贻不是个东西，先行离开了，但曹二虎不肯，要留下来共享富贵。曹二虎的妻子因十分美丽，被马看上，从而马借故害死了曹二虎，霸占了他的妻子。而张文祥刺马，就是为了给兄弟报仇。其实，张文祥在妻子被拐后，曾经打探到了妻子的下落，说是在马新贻家做佣人。当时身为马新贻亲随的时金彪，也设法把张的意愿告诉了他原来的妻子，但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他走，拒绝相见。这挺正常，有哪个女人放着大官的姨太太不做，乐意跟一个四处漂泊的人漂泊呢？一直到张文祥刺死了马新贻，他都不知道妻子已经是人家的三姨太了（马新贻的三姨太，在马死之后自尽）。张马之间的仇怨，其实还是此前马新贻剿匪以及毁了他生意造成的。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这点事情也许不至于让人跟一个这么大的官同归于尽，但张文祥就能做到。我们不得不说，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一些具有特别性格的人，就是可以做出出乎人意料的非常之事。
当然，这样两处的隐瞒，对审案者来说，其实只是出于对死者的善意。毕竟这两件事都是马新贻的某种污点，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对于后者，马新贻虽未必知情，但毕竟是纳匪人之妻为妾，于官声有碍，好说不好听。都老爷（御史）如果知道了，参上一本，也可能会丢官。前者问题就更大，做地方官的被“贼人”俘虏，丢了城池，却没有死节，细究起来，按清朝的法律是要杀头的。马新贻蒙混过关，此时已经混到两江总督了，就算不死，同僚只要没有深仇大恨，该瞒也得替他瞒，何况人已经死了，何必再揭人短？为尊者隐，是当时官场审案的惯例，更何况这么大的官儿，大家彼此平时还多少有些交情。
然而，这样的有意隐瞒，却平白加浓了案件上面的迷雾，弄得整个案子扑朔迷离的。案子结了之后，好些官场中人出于官场经验的敏感，看出里面肯定有隐瞒，但并不知道其实瞒得并不多，加上结论离他们的推测反差也忒大了点，于是他们就首先开始把疑诼化为故事。首先传出消息的，就是官场的人。官家的人都这样，民间的传说自然，没法不丰富。一个如此刚烈的汉子，一个手法纯熟的行刺，最后的原因居然是这样的平淡无奇，有谁能甘心呢？其实，审案的人也跟官场其他人一样，感觉张文祥刺马没那么简单，无论是第一拨的魁玉和张之万，还是第二拨的曾国藩，都拼命地问张文祥有无主使，但都没有问出来。找来时金彪调查，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没问出来，结果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张文祥打死不肯说，一种是的确就真的没什么事，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参照其他的证人证物，第二种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些，只是人们却更喜欢相信前者。
多少年来的黑箱政治，使得人们对于朝廷出的事情，压抑不住地喜欢往复杂了想，往阴谋上想。即使没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阴谋，也得把它弄复杂了，弄阴谋了。朝廷也好，官场也罢，在人们眼里就是那么个地方，用《红楼梦》里贾元春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去处”。这样的去处，就是一个供人演绎故事的地方。都说某些国人喜欢阴谋，喜欢权谋，但这样的性格喜好，其实跟中国长期的黑箱政治不无关系。在黑箱旁边生活久了，也就喜欢瞎猜了。瞎猜，才有乐趣，猜离奇了，添加的情节就自然成戏剧了。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9章杨士骧骂贿
贿赂，在古代又叫苞苴，原意是包鱼肉的蒲包。较早的贿赂，无非送鱼送肉，但是发展下来，送的可就多了。对方喜欢什么，就送什么，不限于金银财宝，有时也包括大活人，比如美女若干。一般来说，贿赂这种事，有的时候是有人要办点特别的事儿，主动递上包袱，甚至挖门子找机会递上包袱，经办人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于是事由贿成，属于行贿者主动。但更多的时候，是下面的人或者被管的人不得不贿赂，不贿赂，人家就给你小鞋穿。这种情形也有不同。有的是什么也不说，甚至面上冠冕堂皇、一身正气，但是不给是肯定不行的；另一种则比较直截了当，就是明目张胆地索贿，不给当然更不行。据说，当日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这样率直的人比较多，上司动不动就说，我们关系这么好，你怎么不给我送礼？
当然，这样明目张胆的买卖，古来官场上并不多见。中国文化讲究含蓄，而且儒家兴的是不言利，每个当官的都希望人家说自己是儒官，就像眼下所谓学者型官员一样。所以，即便索贿，也不过是一个暗示、一点隐喻。好在那年头，当官的、办事的都是心眼活泛之辈，该怎么送，就会怎么送。
杨士骧是晚清最后几年光景里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是个科门高第，点翰林、外放，一路爬上去的正途官儿，基本上算是一帆风顺。在仕途的最后几年，杨士骧跟袁世凯走得相当近，两家还攀了亲。他在清朝的新政时期，继袁世凯之后做了直隶总督，一直极力襄助袁世凯办新政，被外人视为北洋系的文官魁首。另一个魁首，是特别会做官的徐世昌。人们传说，袁世凯说过，他看得上的翰林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是三个全的，而张謇算半个。当然，这话更像是后人给袁世凯编派的，以袁氏的精明，断然不会如此得罪人。那时候，翰林出身的都是天之骄子，仕途多半顺利，他一个杂途上来的家伙，怎么敢如此放肆？况且，张謇好歹也曾经做过袁世凯的老师，给人算半个，也太不恭敬了。但不管怎么说，杨士骧跟袁世凯关系铁，那是没得可说。接袁世凯的茬儿做直隶总督，就是袁世凯的推荐。
杨士骧一生，做官还算规矩，没有大的功业，也没大的劣迹。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季常之癖，超级惧内，所以一直不敢纳妾，也有的说是从来不敢逛胡同，做平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