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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说过女皇帝，尽管因为此前北朝鲜卑人统治多年，唐初女人比较嚣张，但中国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做女皇，无论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在武则天看来，自家的屁股能不能坐稳，关键看能否及时剪灭异己，镇住这些不服的人。自古以来，聪明的统治者都谙熟人性的阴暗，用不着奖励，只要放手让人告密，就会有人跃跃欲试，试的人多了，自然人人自危，大家互相怀疑，谁也不能信任，原来密切的社会关系，就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再整治也就容易了。跟密匦制度配套的，是酷吏的严刑逼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出来的政治性案件，谈什么证据？只要有人告下了你，基本上就死定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真正的反叛，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也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更多的则是被冤枉之人。冤狱遍地的结果，是人人钳口、个个服气，不只反叛的危险消除，连不服气的念头都没人敢动了。也可以说，当年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要的就是营造这种人怀疑人、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等到大局已定，再杀几个当日过于专横的酷吏，安抚一下人心，她就可以放心改朝换代了。
不过，古代的中国毕竟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尽管是皇帝，如果刻意摧垮这样的信任，也一样会遭到强烈的抵制。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基本上只实行于社会的上层，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她把这一套强力推到下层，肯定会引起天下的纷扰。因为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管到每个家庭。当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都做不到，张良刺杀他，博浪一椎，然后大索天下也没找到行刺者。即便如此，在武则天实行密匦制度的那些年，仍然让官僚阶层很不舒服。在达到既定目标之后，密匦制度就慢慢废弛了。如果武则天一直这样做下去，恐怕她的统治反而会不稳了。告密固然可以整人，但却难以避免请君入瓮，被人如法炮制。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更不喜欢紧张，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人与人持续而强固的紧张，是会把人逼疯的。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5章作为替罪羊的“奸商”
世界上有没有奸商？当然有。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坏人，商人自不例外。在商言商，商人做买卖就是要挣钱，商人言利，理所当然。在一个儒家学说盛行多年的国度，言利之人被人看不起，在情理之中。况且，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一度甚至被打入贱民行列。所以，用“奸商”二字鄙夷一下商人，就成了时髦。
每到物价飞涨时，人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其实在这种时候，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术坏了的商人在中间捣蛋，但物价飞涨的关键，还是因为短缺。一旦供应充足，没有商人有这个力量可以垄断商品，抬高物价，就算有商人联盟这样做，总会有不乐意加入的人破坏之。市场太大，没有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积多了，不仅货物本身积压资金，储存也是需要成本的，万一到最后还卖不出价来，就会赔得底掉。这样的教训很深刻，没有多少商人乐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在消费者眼里，物价飞涨给他们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同样的东西频繁地在商人手里涨价，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还能是哪个？不用说，凡是在这种时候，社会必定出现动荡，而统治者稳定秩序的法宝，就是找替罪羊。现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拿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咔嚓掉了，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马人心大快。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经济一团糟。糟的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不乘抗战胜利的东风搞建设，而是大肆接收所谓的敌产。敌产的确定，就大有问题。按中国人的经商习惯，当年留在沦陷区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得跟敌伪政权打点交道，不能说人家打了交道就是敌产。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唯道德主义的旗帜下，大多数沦陷区的产业都成了敌产。而接收者，实际上是经过抗战八年，已经变得相当腐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所以，接收变成了劫收，不仅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而且接收来的产业都变成了国家资产，国民党政府因此成立了诸多国字号的大公司，什么中棉、中糖、中蚕之类。这些公司跟所有国有企业一样，都经营不良，在那个特别的岁月，干脆就无法运作。所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经此一劫，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停工，经济实际上陷于瘫痪。
瘫痪的经济，却要支撑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由于战后英美的剩余武器大量涌入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在短时间内翻了几番，一场突然到来的现代化战争，使得国共内战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内战，其耗费也是空前的。显然，残破的中国经济根本支撑不了这样的战争，所以战争一开始，国统区立马物价飞涨。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百姓连米都买不起了，民怨沸腾，工潮和学潮，都闹起来了。
当然，买不起米的市民，愤怒的目标首先是米商，这些人被骂为“米蛀虫”。而国民党政府安抚民心的招法，也是打击米商。当时，上海米业公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杜老板在上海威名赫赫，无事摆不平，米业找万墨林做理事长，其实不是因为他米业做得大，仅仅是想借杜老板的名头，拉不来杜老板，拉一个管家也好。没想到这么一来，却给万墨林招来了无妄之灾。当时上海负责治安的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背后的靠山是蒋经国，对于采用“列宁主义铁腕”治理国家情有独钟。整顿秩序，平息民怨，他要拿万墨林开刀。事实上，选择一个具有黑社会背景的所谓的米业老大，拿来杀鸡儆猴，制造舆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结果，万墨林被抓，关进了警备司令部。宣铁吾公开宣布，万墨林具有黑恶势力的背景，囤积居奇，操纵米价，要以军法严惩。好在杜月笙毕竟在上海树大根深，基础雄厚，任凭这样，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万墨林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捞了出来。在万墨林锒铛入狱期间，上海的米价依旧狂涨，如果政府限价，那么米店就空空如也。为了应付局面，政府只能加速通货膨胀。结果，一个政府雇的清洁工的工资要用麻袋装，领了工资，马上跑步进米店，晚了一步，米价就又是一个样了。
到了1948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规模，经济已经崩溃。原因大家都知道，就因为内战。内战耗尽了国内的真金白银，拉得通货膨胀直线上升，物价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体现，这个大格局，绝非什么奸商可以操控得了的。但是，国民党政府此时即使有心停战，也力有未逮，想要稳定局势，遏制经济崩溃，还是乞灵于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组合拳，于是开始了金圆券的货币改革。
在内战不能停止的情况下，实现把法币换成金圆券的改革，原本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博。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即黄金储备和硬通货。但是，显然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原来的家底都耗于内战了。但是，金圆券却气魄很大，可以直接兑换黄金和硬通货，政府也就真的强行用金圆券来购买民众手里的黄金白银和硬通货。幻想通过这样的掠夺，让自己的新货币坚挺起来。然而，这样牛气的新货币，一出笼实际上就是膨胀的，此后更是一路翻着跟头地膨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靠掠夺使货币站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包括商家，当然不买金圆券的账。而一些大人物，包括杜月笙，自然要想办法把手里的黄白之物和硬通货转移到香港或者国外。眼看着金圆券就要变成第二个法币，这时候，蒋经国亲自出马，亲到上海作为经济督导员，以铁腕整顿经济和金融。
小蒋出马，再次拿杜月笙开刀，以套汇外流的罪名，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同时强令冻结上海物价。拿杜月笙开刀，震慑所有的上海有钱人。结果，杜月笙拉出来同样套汇的孔令侃，让孔家人告到老蒋门上，致使小蒋查不下去。而冻结物价的结果，是上海商家货架空空，所有的商品，连抽水马桶都算上，均有价无货。新一轮的打击奸商行动，又告破产。整个国统区秩序紊乱、人心不宁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小蒋一轮又一轮地收买人心、打击奸商的铁腕行动，不仅没有安定下民心，连上海的中产阶级，甚至连杜月笙这些老牌的国民党支持者的心都寒了。这也是为何上海解放之后，杜月笙只去香港，不肯去台湾的原因。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6章《新安天会》
《安天会》是京剧的一出传统戏，演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事儿。跟《西游记》原著一样，故事突出的是闹天宫，孙猴子出尽了风头，威风八面。但最终却要以他被压在五指山下，天宫恢复秩序作为结束，所以戏名叫《安天会》。
过去的中国人，无论上层还是下层，都有极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喜欢捣乱，一方面又向往秩序。对于闹天官这种事儿，既喜欢做孙猴子，又想做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一边乐见孙猴子把富丽堂皇的天官搅了个稀巴烂，一边津津乐道孙猴子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却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位于上层的人，“佛性”或者“帝性”足一点，而位子下层的人，猴性多些。正因为如此，这个戏才必须叫《安天会》，或者叫《安天大会》。只有这样，有钱有势的大爷们才看得安心。编本子和唱戏的人，知道自己是吃谁家的饭，不会跟自己的衣食父母过不去的。
民国了，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即使在清朝，也属于“佛性”和“帝性”比较多的那一类。袁世凯不大喜欢皮簧，对于唱戏、听戏，不过应景而已。不过，如果他听《安天会》这种戏，固然也可能欣赏孙猴子的花招，但屁股肯定是要坐在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一边的。这样一来，如果人戏的话，他的对头就只能做孙猴子了。民国开张，袁世凯跟革命党人有过一阵虚假的蜜月，但蜜月很快结束。宋教仁被刺后，两边都不可能再相安无事，或者装着相安无事。据说，袁世凯也终于看清楚了，孙（中山）、黄（兴）无非就是捣乱，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对于这样捣乱的孙猴子，他就只好下手安天了。
二次革命，国民党的反抗雷声大雨点小，被免职的国民党三都督，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做了比较激烈的抵抗，广东和湖南一枪都没放，而革命党的老巢南京，仅仅是很戏剧性地闹了一下。如此声势显赫的国民党，几乎是不旋踵就被打垮，孙黄之辈，只好在自己建立的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流亡国外，袁世凯完胜。如此顺当地打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手，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公开开大会、唱大戏庆祝，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再怎么辉煌，也是一场内战。但是又不能不声不响，所以，袁氏的左右就想起来编戏这回事，编一个紧扣时事的新戏演出来，让袁大总统高兴高兴。孙猴子姓孙，孙中山也姓孙，而且，孙猴子捣乱，孙中山也“捣乱”，自然，新戏最靠谱的就是《安天会》了。就这样，不知哪个无聊的文人得钱动了动笔，新编的《安天会》出笼了。
《新安天会》里，孙猴子是时装打扮，脸上八字胡，俨然就是孙中山模样。而孙手下大将，是黄风大王，体态肥硕，明白的就是黄兴。先锋官曰独木将军，一个俊俏的白面少年，说的是抵抗最力的李烈钧。而李手下的左右二将，一个是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个是古怪刁钻、白鼻黑头，暗指李烈钧手下林虎和方声涛二将。后来又说其中一个投降了，那么也可能是指湖口炮台的守将刘镜福。而安天的这边，没了如来佛，只有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手下几员大将，不再是托塔天王和哪吒，变成了大将军冯异、桓侯张飞、通臂猿李广、忠武王曹彬。几个朝代的人，胡乱凑在了一起，分别指的是进攻国民党的前线将领，冯国璋、张勋、李纯和段芝贵（从古代名将里实在找不到姓段的，没办法，只好让姓曹的顶替）。剧情很简单，孙猴子出来捣乱，玉皇大帝遣将镇压，当然是孙猴子这边一败再败，最后现出原形，孙当然是猴子，黄是猪，而李烈钧则是一条狼狗，两个先锋偏将，一个是白额虎，另一个没交代清楚。就这样，戏到末尾，还生怕看的人不明白，蛇足地加了一段一个人的道白。出来一个小生，连唱带说把孙中山的身份道了个清楚，让他无限凄凉、无限怀乡、无限惨然。
原来的《安天会》，尽管捣乱的最终被镇压，但整个过程却是捣乱的猴子出尽风头。像这样一边倒的安天，没故事、没噱头，真的是不好看。编的人拍马心切，笔头着粪，演的人当然也出不了彩。所以，据说当时的名角谭鑫培和孙菊仙都不肯接，只能由次一等的角儿来担纲。好戏在袁世凯生日那天开场，袁大总统连同一大帮戏里演的文武干将，也都坐在底下过瘾，看着演员活生生地拍自己的马屁。但是，这样的戏拿出去，却没有人喜欢看，所以《新安天会》就成了一出纯粹的官场拍马戏。
从晚清到民国，由于西太后的提倡，戏剧舞台是京剧的天下。几乎每个历史的关头，都会有相应的时事戏被编出来，每出时事戏，立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当家人的一边。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