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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国民性_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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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查一下档案,问一下自己布置在宫里的耳目即可。可是,这个老太婆就宁愿这样糊涂着,不由分说,屎盆子就咣当扣在光绪脑袋上,而光绪按礼数又不可能辩解,也不敢辩解。其他的人,也不便或者不敢多嘴。西太后是个明白人,如果抛开个人权势的缘故,让她扪心自问,她其实明白个中的道理究竟是怎样的。但是,当时的她就不乐意这样想,一定要把光绪忤逆不孝的罪名钉死在自己的心里才舒坦。这样,她出来政变,再度训政,才有道理,也就是说,她才能心安理得。她的愤怒,其实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必须不断加强,不断愤怒,安慰剂才能很好地起作用。

政变发生不久,就赶上光绪的生日,万岁爷的千秋节,按道理该大肆庆贺一番,但是偏偏赶上这个点,光绪的好日子就变成了他的磨难。当然,光绪虽然成了事实上的囚徒,但规矩还不能不遵守,生日还得庆贺,该吃饭得吃饭,该唱戏得唱戏。只是,进宫供奉的艺人们突然发现,千秋节演戏的戏码有点怪,不演惯常的喜庆剧目,重头戏居然是《白帝城》。《白帝城》演的是刘备被火烧连营兵败夷陵,客死在白帝城的事儿,满台的白盔白甲白幔帐,丧气极了。一个皇帝的生日,去演另一个皇帝的死日,明摆着是要恶心现在的这个皇帝。但是,西太后老佛爷定的戏码,谁敢不演?演完之后,领赏的主角谭鑫培下来,感觉到了有点不对,拼命地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磕头,磕得头皮都出了血。后来他说,他这样做,意思就是让太后放过万岁爷。西太后没有怪罪这个小叫天,但也没有放过光绪。这段时间,宫里最爱的另一出戏是《打龙袍》,这是一出公案戏,前提是荒诞不经的宋朝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说的是包公陈州放粮归来,发现了当今皇上的亲娘,后来几经周折,皇帝和真太后母子相认,皇帝的真娘为了惩罚如此长时间不识亲娘的儿子,要包公对皇帝施刑,最后是以龙袍代替。这个戏也是演给光绪看的,一边看,西太后还一边大声嘀咕,这样不孝的儿子,漫说打龙袍,就是打皇帝本人也是对的。看完,还要求光绪表态:这戏怎么样?当今之世,有谁可以做包公啊?云云。光绪只能面红耳赤,支支吾吾说道:戏演得好。西太后冷笑一声:好,我看未必好吧?

被关到瀛台的光绪,实际上成了囚徒。衣食不周也许不至于,但孤独绝望肯定是免不了的。但是做了高级囚徒,自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日子只好这样挨下来。但是,余怒未消的西太后却还不解气,尤其是她要废掉光绪的图谋,既受阻于封疆大吏,也不容于西方公使之后,这个气就更大了。

庚子年是闹义和团的年份,义和团能有这么大气候,绕着弯说,与西太后跟光绪怄气也有关系。无非就是因为西太后和顽固派大臣,想借助义和团传说中的刀枪不入的法术,来抗衡西方列强。此时的光绪虽然已经成了朝堂上的摆设和瀛台的囚徒,但面对群魔乱舞的政局,还是尽可能表现出应该表达的抗议,不同意攻打使馆,不同意对西方十一国宣战。这样一来,儿子已经成为大阿哥(皇储)的端郡王载漪跳得更高,打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即光绪皇帝、李鸿章和奕劻,还有众多他看不上眼的大臣)的口号,还带着义和团闯宫。要不是西太后不想这样公然把光绪杀掉,光绪的脑袋还真就悬了。此时,西太后对光绪的迫害也公然升级。演戏就不演《白帝城》,也不演《打龙袍》了,因为这样的戏对皇帝还是太客气了。现在直接演《天雷报》,一个不孝之子,不孝敬爹娘,只奉承老婆,最后雷公把不孝之子劈死的故事。不消说,指桑骂槐已经不解气了,现在几乎就等于撕破脸皮公开诅咒了。就这样,每次演戏,光绪都得乖乖地陪着,演完了,还要被逼着发表观后感言。就这样,西太后还嫌不过瘾。升平署留下的档案中,关于庚子年的《天雷报》演出,老佛爷特意传旨,要演员们演的时候加五个雷公、五个闪电(都是人扮演的),狠狠地劈。此外还改剧情,不孝子张继保死后,魂见雷祖,要打八十杖,然后变成小花脸(丑角)。为了使雷祖看起来像青天大老爷,给他添开道锣、旗牌各四个,中军一名。这样的改法,意思不仅要光绪这个“不孝子”生时挨雷劈,死后还得接受审判,一顿饱打。第二个月之后,再演《天雷报》,又降旨添风伯、雨师。总之,这出戏变成了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批判会,天雷滚滚,风雨大作。

天上的天雷没有真的滚滚而来,人间的雷声可是来了。在这样步步升级的京剧大批判中,义和团闹得越来越凶,围攻使馆,围攻西什库教堂,全城到处是枪炮声、喊杀声。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北京城四面炮声大作,西太后连忙让地方官准备车马,还没来得及准备周全,就换上便衣仓皇北顾。临走,还没忘了把那个她眼里教唆丈夫不孝敬婆婆的妖精媳妇珍妃,给推到井里淹死。此番逃难,西太后母子一路忍饥挨饿,惊恐万状。京剧大批判,到此结束。等西太后后来回北京,这样讥讽嘲弄诅咒光绪的戏就不演了。八国联军用枪炮教育了叶赫那拉氏,是她自己错了,错得离谱,而光绪皇帝是对的。

人世间的生活,无非就是饮食男女,吃喝玩乐,人们本质上都是要过日子的。演戏也好,听戏也罢,都是过日子的一部分。过日子难免牙齿碰舌头,人与人之间蹭出点火星也难免。但是,把过日子变成人与人的战争,把原本过日子的玩意变成战争的利器,说到底是违反人性的。试图这样操练的人,尽管是一位特别有权势的女人,但结果依然非常糟,祸害了别个,也祸害了自己。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13章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1912年1月1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其实,这一天在这个国家的多数人眼里,还是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而对于一些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而言,则是黄帝四千零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只有在少数在华的西方人和在租界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眼里,才是公历1912年的元旦,一年的开始。然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民国的起点,民国元年的第一天。直到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沿用民国纪年。

民国纪年,基础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公历,但是却把1912年作为起点,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采用公历,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跟临时政府体制一样,全新的美国架构,一套当时公认最先进的体制。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的那一刻,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个全新的共和政府问世。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新的总统府,在各省代表面前,宣誓。词曰:“倾覆清廷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然后,身穿西式大礼服的孙中山从各省代表手中接过大总统印,启印,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显然,共和国的创立者们选择元旦这一天开国是刻意而为的,为的就是开始一个跟公历元旦重叠的起始点。为了这刻意,政府组织相当仓促,元旦那天仅仅选出来一个临时大总统,连副总统和内阁阁员,都是第三天才问世的。显然,他们没来得及。

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这天,他给当时为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打了一封电报,表示他不过是“暂时承乏”,意思只要袁世凯肯反正,这个总统的位置就让给他。但是,被让的对象袁世凯却并不高兴,相当不高兴。虽然说他并不想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热衷于做曹操或者王莽,取爱新觉罗氏天下以代之,也有点怕背这个罪名,并且对于清朝也没有多少的眷恋,毕竟这个王朝不久前曾经很无理地得罪过他。可是,他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也毫无信心。作为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官僚,他深知当年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骤然之间没了皇帝,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对他来说,最佳的方案就是他此前热衷的君主立宪,保留清室的帝位,把老对头摄政王载沣赶走,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而责任内阁则由他负责。这样,他虽然没有君主或者总统的头衔,但却实际控制一切。当时的清政府其实已经大体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工夫,原本气壮如牛包揽一切的清廷少年权贵们,已经满口答应将政体从原来设计的德日二元君主制,迅速进步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在几个月前还豪气冲天,强行驱散立宪请愿代表,推出皇族内阁的摄政王载沣,面对武昌起义遍地烽烟的局面,居然马上变得像绵羊一样乖,绵羊一样的百无一能。在内阁会议上,他听任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摆布,老老实实同意请袁世凯出山,全然忘却了他在三年前怎么把人赶走的。即使跟他同为少年权贵的现任恭亲王溥伟提醒,这样做对他不利,他也无可奈何。而那桐这个号称当年最聪明的满人,不管当时算盘如何,他后来说起用袁世凯不过是赌博。赌一把,还有希望,不赌,就只有等死了。在1911年5月还踌躇满志的满人亲贵,终于发现其实他们一点用都没有,一点本事没有,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也就只能抓了。

大权在握的袁世凯,虽然还有些牵制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控制北方。理论上南北方正在交战,但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先是袁世凯的代表跟武昌的黎元洪的代表谈,然后是南北方的代表在上海谈,同时,段祺瑞也派了人,在跟南方一些军政实力派谈。袁世凯的意图很清楚,坚持君主立宪,让清帝虚位。这个主张,也得到了列强中的日本和英国的支持。在南方阵营,最接近袁世凯主张的是黎元洪。这个原本被革命党人拿枪逼出来的都督,真的行使起权力来,还真的非等闲之辈,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很快从黎菩萨变成黎都督,掌控了湖北的局面。黎元洪这个首义都督,一时间俨然成为革命领袖,武汉成为起义各省的核心。但是,很快到来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和汉阳的失陷,让黎元洪气势大减,谈判代表不得不移师上海。南京的光复,则让革命党势力大增。此消彼长,南方也就没有了同意袁世凯主张的市场。等袁世凯悟到这一点,急令前线的冯国璋罢兵时,已是木已成舟的时候。

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如果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袁世凯就得以武力扫平起义各省。尽管北洋军能战,但毕竟兵力不足,更关键的是,军饷军费都不继。一个武汉战斗,已经耗尽了皇宫的内帑,清政府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应急了。财赋之地的南方,已经叛乱,而列强又不肯给清政府资助。当然,如果袁世凯坚持要打,也不是不可以。当年的战事,装备水准低,只要弹药和粮食供给得上,士兵乐意效命,仗就可以打。但是,这样打下去,即使是袁世凯也完全没有胜算。那么多起义省份,武汉的革命军不中用,谁知道哪个地方会冒出一支能打的军队来呢?如果有幸战而胜之,当然万事皆遂,万一战败了,他的本钱也就没了。要知道,北洋不过六镇(六个师),能战的老兵只能越打越少,袁世凯本钱有限,真的要是丢了,他可就输到家了。

再看起义各省,说起来每个地方都当家作主,大肆招兵扩军。革命阵营骤然之间就有了几十万大军,而且规模还在继续扩张中。此前一个省不过一旅正规军,现在则可以有四到五个师,遍地的师长、旅长。但是,这些军队大多为刚招的新兵,从前经过点训练的老兵都成了军官,而且还有大量的会党、土匪、流氓混入其间。南京光复之后,长江下游成为南北对峙的主战场,光集聚在南京附加的北伐军就有二十几万,各个系统、各地的军队都有。甚至还有来自广东、上海、浙江的女子北伐队。这样的军队不仅纪律不佳,战斗力极弱,而且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士兵变成的军官,很多人急于享乐,有钱就找小老婆、逛窑子、找情人。干别的都行,就是打仗不行。

虽然说各省革命军开初组建的时候,由于有各省藩库里的结余,军费还可以支撑,但是这些结余很快就被耗光,军队扩张无节制,加上又开到新的地方,所以,北伐军最大的问题也是经费无着。当然,这些杂乱的军队,训练和整顿都谈不上,基本上战斗力等于零。好在所谓前线根本就没有战事,所有的北伐军都在当地吃喝玩乐,军费花光了,就哗变抢劫。各军中比较好的广东部队,最后遣返回乡之际,很多军官都带了当地的女人,别的军队就不用说了。所以,尽管革命党内部不乏反对孙中山让位的意见,但实际上孙中山却硬气不起来。

北洋军人少,无力也无心扫荡革命,而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半是虚张声势,也没有能力北伐,扫荡北庭。关键是,袁世凯也不了解起义各省的实情,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各省,他的确不敢想能再做一次曾国藩,挽救这个朝廷。反过来,革命党要想革命成功,似乎最便捷也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劝说袁世凯反正。同时我们知道,其实起义各省内,革命党的力量还不若立宪派,即使临时政府的组成也是如此。各个部门,如果是革命党的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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