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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不能诉。他将满腔的悲愤愁闷化为一阕阕悲词，做着最无力的反抗。是的，不然他又有什么办法反抗呢？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阕《虞美人》最终成为绝命词传至今天，用千年的时间告诉世人他的不甘心。
与李煜相比，纳兰性德的反抗直接表现在字里行间。在君主政治的统治下，官僚们都是结党营私、互相排斥的，纳兰性德最看不惯这种事情。
除却自身“用非其志”的遭遇，纳兰性德看到更多的是那些真正有才能耿直的有识之士遭到当权派的排挤，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如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等人。
这使他气愤不平至极，写下许多与好友唱和愤世之词。
金缕曲·赠梁汾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在这首《金缕曲·赠梁汾》中，他慷慨激昂地站在了顾贞观之类受朝廷排挤的人才一边，把朝廷里的官员形容成因嫉妒而散布谣言陷害之辈。他为有才能的人抱屈，也对“自古以来”压制人才的那种权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虞美人·凭君料理花间课
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
这些纳兰性德极为欣赏的人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生活窘迫，而一些庸碌之才、鸡犬之辈却青云直上。
他对官场上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腐败糜烂现象鄙视且气愤，在词作中毫无顾忌地进行揭露和讽刺。
在这个层面上说，纳兰性德已经不只是一个仅仅写些凄美艳词、风花雪月、顾影自怜的富家公子了。
能够将官场的丑陋看得如此清楚，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作为当权者纳兰明珠的儿子，真正的贵族，纳兰性德能够有这样的眼界和心境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这方面，他与沉浸在自我中的李煜相比，眼界和心胸要开阔远大得多，因为他的眼中有“他人”。
五、火
火代表的是事业与成就。
如果说写诗作词是二人业余爱好的话，那这把业余的火两人烧得都够大了。论诗词的成就，这点前面已经说过。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而李煜与纳兰性德区别最大的地方亦是这把“火”。
火生土
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二人一个恪尽职守，另一个却毫无责任感。纳兰性德是前者，李煜是后者。
先说纳兰性德，二十六岁从一个小小的“弼马温”职位做起，他一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
姜宸英在《纳兰性德君墓表》中描述道：“尝司天闲牧政，马大蕃息。侍上西苑，上仓促有所指挥，君奋身为僚友先。上叹曰：此富贵家儿，乃能尔耶！”
他当然不会喜欢这样的工作，然而受人之命忠人之事。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他是个极其负责的好员工，得到皇帝老板的赏识，加薪升职是没有问题的。
很快，纳兰性德由三等侍卫升至一等，“御殿则在帝左右，扈従则给事起居”、“吟咏参谋，多受恩宠”。皇帝诗兴大发时他随声唱和；皇帝若有著述，他受命译制；皇帝行猎，他则执弓冲突，跃马随围。“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
文武双全、尽职称诣的纳兰性德很得皇帝喜欢。金牌、彩缎、弧矢、佩刀、鞍马、诗抄等赏赐源源不断，令人称慕。
虽然纳兰性德不喜结交官场中人，不喜欢跟那些弄权之徒同流合污。除了和顾贞观，他又与忘年之交严绳荪、亲密朋友张见华等，都有倾诉过自己“倚柳题笺，当花侧帽”的志趣。
但是纳兰性德却把这“事业之火”烧得很旺，但可惜那只是尽责而已。当他看到官场的黑暗面越多，心里的抵触就越来越大，因为太尽责了，身体也愈发疲累。身心均不畅，病便来袭：
虞美人·黄昏又听城头角
黄昏又听城头角，病起心情恶。药炉初沸短檠青，无那残香半缕恼多情。
多情自古原多病，清镜怜清影。一声弹指泪如丝，央及东风休遣玉人知。
人在天涯，残阳如血，病中人孤独地守着药炉，一声叹息，沉沉地坠在一行清泪里。
但毕竟这工作让他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带来了很多布衣平民不能得到的便利，带来了尊严，让他不至于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
而李煜却可以说是一位极不专业的皇帝，他把他的皇帝“职业”当做了享受的工具。
李煜作为一个皇帝玩忽职守，不以政事为要，依然生活得跟他身为皇子时一样，整日作词弄曲，歌舞娱乐；沉浸于大周后的温柔乡里，沉浸在“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的小别相思里，是一个根本不顾国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的国君。
说白了，李煜其实就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国家、百姓什么的都在他的关心之外，他的心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爱着的周后。
可以向宋纳贡，可以对宋称臣，可以置百姓于水深火热当中，而自己依然我行我素，毫不痛心。唯一让他痛心的是一生挚爱的周后的去世。在他的眼里，爱情胜于一切。
直到兵临城下，李煜才意识到大限已到，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被虏之际做下这阕《破阵子》：
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楼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几曾识干戈？王权在握的时候不觉得珍贵，可再不喜欢的东西等到被硬生生夺走的那一刻也是痛心疾首的。
从没真正见识过战争残酷的李煜，终于知道这会让他失去什么了。
可是他在仓皇辞庙之际依然只是垂泪对宫娥，关心的只是自己被俘虏后的生活，自己是否会被折磨得沈腰潘鬓？话里话外依然没有百姓的影子。
说他逃避也罢，说他是因为太仁义不忍战争也罢，说他没有雄心大志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词里根本找不出悯怀天下的感情。那些绝世名句可有一句是忏悔怜悯他的子民的词吗？
所以，对比纳兰性德与李煜的“事业”之火便可以看出高下之分。纳兰性德在这方面确实要高李煜一筹。
火克金
曾这样假设：如果纳兰性德与李煜的身世与出身不是如“金”般的皇亲贵族，他们会怎么样呢？
如果李煜不是皇子，最后他也登不上帝位的话，便不会被王权所累了吧？那么也就没有了后面的国破被虏，没有了对故国的深深怀念，没有了整日以泪洗面，又哪来那么多的愁怨？最后也就没有了这些凄婉至极的好词了。
说白了，他在诗词上至高的成就正是因为身家被毁、王权被夺造就的。
他们家族几世传下来的帝王之位就这样被他葬送，只留下几十阕绝世之作任他缅怀凭吊——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他最好的词大都是在国破家亡之后所做，可以说李煜诗词上的最高成就是以失去国土王权为代价的。
纳兰性德父亲位高权重家世显赫，他却从没因此而感到荣耀。“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只用这句话轻轻带过。
这“乌衣门第”的负累是他忧愁的成因之一，也是他摆脱不掉的黄金枷锁。无数次想挣脱都挣脱不掉，反而愈勒愈紧。
在他给朋友的诗《野鹤吟赠友》里这样写道：
野鹤吟赠友
鹤生本自野，终岁不见人。朝饮碧溪水，暮宿沧江滨。
忽然被缯缴，矫首盼青云。仆亦本狂士，富贵鸿毛轻。
欲隐道无由，幡然逐华缨。动止类循墙，戢身避高名。
怜君是知已，习俗苦不更。安得从君去，心同流水清。
潜意识里，他把这富贵名利视同污水浊流一般，方才有这句“安得从君去，心同流水清。”
富贵中人却说：“仆亦本狂士，富贵鸿毛轻。”纳兰性德把他的家世视作鸿毛，倒去向往那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纳兰性德诗里词里常常流露出对官场的鄙视和讽刺。可是他的父亲却恰恰是朝廷重臣，弄权高手。他难道连他的父亲也一起鄙视讽刺了吗？并非如此。
有资料显示纳兰明珠和纳兰性德父子感情甚笃。
对于自己的父亲，纳兰性德是非常敬爱和孝顺的，而纳兰明珠也是舐犊情深。据说有一次纳兰明珠染病，他整日整夜服侍左右，为方便照顾，更是衣不解带，多日后脸色竟变得憔悴不堪。直到明珠病情好转，他才转忧为喜，并欣喜地告知亲朋好友。
遵循礼教、重情重义的纳兰性德，在孝顺父母方面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政见上是否相合就说不准了，至少也是有些矛盾的吧。那么，叛逆的他与父亲纳兰明珠的关系肯定也是有些许微妙吧？
六、君之人生谁做主
理一遍李煜、纳兰性德二人的人生，心中脉络越发清晰。虽资料有不翔实之处，却基本能看到他们二人的人生轨迹、性格成因。
比较二人，就诗词来说不分上下，然而就作者本人来讲，我更喜欢纳兰性德多一点，因为他的悲伤不都是源自自我的悲伤。
除去诗词不说，我其实不是很赞同二人的悲观厌世。
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是不可以自己选择的，比如出身、比如父母、比如说很多不可抗拒的因素，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以及我们的人生。
是的，因为人类的渺小，总有那些无法抗争的力量左右着我们。我们主宰不了外界，却完全可以主宰自己。
如果纳兰性德和李煜能够将往事释怀，看淡人世间的愁苦、分离，，也许就没有这样的多愁多病身了。或许还会以最佳的姿态去迎接人生的夕阳，一直坚强地走到尽头吧。
忘掉悲伤，忘掉一切不好的东西，我们的人生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哪怕有不可抗拒的因素也要乐观地去面对。
当一个又一个磨难来临，不要怨天尤人，在乐观豁达、洞察世事的人眼里拥有的永远比失去的多。
附录一 舍身为佛奴的末世帝王
李煜生活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皆崇奉佛教，所以李煜自小也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润，佛教对其人生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据南宋陆游的《南唐书》中记载，先主李昪之父名荣，曰：“荣性谨厚，喜从浮屠游，多晦迹精舍，时号李道者。”而李昪有二姊，亦曾投寺为尼。李昪六七岁时相继丧父丧母，因孤贫无依亦曾托身佛寺中。
康熙《凤阳府志》载：“潜龙殿在开元寺内，南唐先主李昪微时常寓寺中，故名。”李昪父、姊皆信佛，他自己也从小托身佛寺，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深刻。
登上帝座后，李昪更是信佛有加。在建造佛寺、招延僧侣、写经译经、推广佛教等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物力。
中主李璟也继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知名僧侣们时时受到中主延纳和礼待。从流传于世的中主与佛徒的交往事迹中，可以看出，讲究机锋顿悟的佛理样思对其影响尤为显著。
那么对于出生在这样一个信奉佛教世家的李煜来说，佛教既贯穿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也就影响着他的种种思想表现。他的词不仅寄予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而且蕴涵着深深的佛理禅机。
为了提倡佛教，李煜在位期间大力崇修佛寺，广度僧侣。
据宋无名氏著的《江南余载》卷下记载：“后主笃信佛法，于宫中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亦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日供千僧，所费皆二宫玩用。”
《十国春秋》记载：“开宝三年（970），春，命境内崇修佛寺，改宝公院为开善道场。”
可见李煜即使是在南唐风雨飘摇、国库空虚之际，仍不遗余力地从事扶持佛教的事业，把整个身心都寄托在佛教上。
李煜如此信佛佞佛，必然也影响了他的臣子，以至南唐诸臣亦多信佛，全国上下信佛者众。
如曾任潭州节度使的边镐，人称“边罗汉”、“边菩萨”、“边和尚”；又如中书舍人张洎，更以谈佛为逢迎，每次觐见，必论佛经，因而得宠。
李煜信佛几至痴狂，不仅耗费财力，而且荒逸国政。因此大臣中有识见者曾直言进谏，无奈后主哪里能听纳忠言。
据《十国春秋》中《汪焕传》记载，有个叫汪焕的大臣就曾极力劝谏。
当时，李煜信佛已近乎狂热，宫中造寺十余座，都城的寺庙都挤满了、花费金钱无数，招募民众为僧，供养的僧众有万余。国事日非，在汪焕之前已有二臣“极谏”，皆遭流徙。最后汪焕以死相谏，上书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
意思就是当初梁武帝痴迷事佛，最后落得饿死台城的后果。而今，如果陛下仍然这样狂热的迷恋佛教，恐怕结果还不如梁武帝。
然而李煜看完谏书只说了一句：“此敢死士也。”不以罪论之。虽嘉其忠勇，却依然置若罔闻，足见其浸淫之深。
一个人的特殊嗜好往往会成敌人攻击的弱点，后主终于因佞佛而付出了亡国的沉痛代价。
南唐之亡，虽为大势所趋，但也与后主的信佛不无关系。
据宋咸《笑谈录》云：“李煜有国日，樊若水与江氏子共谋。江年少而黠，时李主重佛法，即削发投法眼禅师为弟子，随逐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