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一切有关圣像的珍贵复制品,如奥多罗夫斯克、斯摩棱斯克、喀山及其他地方的作品都经过他的手。但在他观看这些作品时,总是大声地抱怨说:
“这些原作束缚了我们……直率地说,是束缚了我们!……”
尽管他在作坊里处于重要的地位,但他并不比其他人骄傲;对于学徒们——我和巴什卡的态度很亲切,愿意教我们学手艺。这方面,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不会这样做。
但他又是个不容易了解的人,一般的说他是个阴沉的人,有时他整个星期都只干活不说话,像哑巴一样。他奇怪而陌生地看着大家,好像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一样。他虽然很喜欢唱歌,但这些天来他都没有唱,甚至好像也不听歌。大家都注意着他,相互交换着眼色。他弓着腰俯身在斜立着的圣像上,圣像板则一半立在他的双膝上,另一半靠着桌沿;他用细毛笔描绘着一张阴郁的超世绝俗的圣像的脸,而他本人同样也是阴郁的超世绝俗的。
忽然他生气地一字一句地说:
“先驱者——是什么意思?在古代,驱——就是走的意思;先驱者——就是先走的人。并没有别的意思……”
作坊里变得很安静,大家都笑着斜视着日哈列夫。在静寂中听到他说奇怪的话:
“不能把先驱者画成穿着羊皮衣,要给他画上翅膀……”
“你——在跟谁说话?”大家问他。
他没有听见问话,或者是不愿意回答,所以他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在期待的静寂中,大家又听见他说话了:
“应当知道一些圣像传记,可又有谁知道这些传记呢?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活着毫无希冀……灵魂在哪里?哪里是灵魂?圣像标准样本——对!——是有的。可是没有心灵……”
他表述出来的这些思想引起大家的讥讽和微笑,只有西塔诺夫除外;当然说闲话的人总是有的:
“到星期六——他准会去大喝一通……”
身高体壮的西塔诺夫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圆圆的脸,没有胡子,也没有眉毛,悲伤而严肃地望着一个屋角。
我记得,日哈列夫画完了要送往孔古尔城去的费奥多罗夫斯克圣母像的摹本后,把它放在桌子上,激动地大声说道:
“圣母像画好了!你是一只水杯——一只无底的水杯;如今就要盛上世人痛苦的、热忱的泪水了……”
接着他披上一件不知是谁的外套,便到酒铺去了。青年们笑着,打着口哨。年纪大一些的人羡慕地望着他的背影叹气。西塔诺夫则走到他的作品跟前,仔细地看了看说:
“当然,他会喝醉的,因为他舍不得把作品交出去。这种心情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日哈列夫的狂饮病总是在星期六开始的,也许他跟一般的酗酒工匠不同。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早晨他写好一张字条,派巴什卡送到什么地方去,到午饭前他就对拉里昂内奇说:
“今天我要上澡堂去!”
“很久吗?”
“好啦,天哪……”
“请你最晚不要晚于星期二回来!”
日哈列夫同意地点了点他的秃头,他的眉毛也不住地抖动。
他从澡堂回来时,身上穿得很漂亮,上身穿着胸衣,脖子上打着领结,缎子坎肩上挂着一条长长的银链子。他默默地坐上车走了,离开时,吩咐我和巴维尔说:
“傍晚前你们把作坊收拾得干净些,把那张大桌子洗干净,刮干净!”
大家都表现出一种过节的心情,全都振作起来,穿上干净的衣履,进澡堂洗澡,急忙吃晚饭。晚饭后日哈列夫带着一包包小吃,带着啤酒、葡萄酒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个女人,这女人全身各部分都肥胖得几乎不成样子,身高有二俄尺十二俄寸;我们的所有椅子和凳子放在她面前都成了小孩的玩具,就连身材高大的西塔诺夫站在她的身边也成了半大孩子。她的身体长得匀称,乳房隆起像小山包,顶着她的下巴了;她动作迟缓、笨拙,年纪在四十开外,但她那圆圆的呆板的脸上却有一双像马一样的眼睛,显得鲜活、光滑;一张小嘴似乎是画出来的,像一个廉价布娃娃的嘴。她拿腔作势地笑着,伸出宽大而暖和的手,说一些不必要的话。
“你们好。今天天气很冷。你们这里有一种浓浊的气味,是油漆的气味。你们好呀。”
她像一条浩瀚的大河,看着她那么沉着、强劲,令人感到愉快,但她说的话却有点令人打瞌睡,全是废话。说话之前,她先鼓起腮帮子,使其几乎红得发紫的脸颊胀得更圆了。
青年人冷笑着小声说:
“瞧,像一台机器!”
“像一座钟楼!”
她噘着嘴,双手放在乳房下面,坐在铺好了桌布的桌子旁边,靠近茶炊;她用马眼的和善的目光,依次地望着每一个人。
大家都表示对她尊敬,青年人甚至有些怕她。有一位青年用贪婪的眼睛望着她那庞大的身体。当他的目光碰上她那能把人紧紧吸住的目光时,他就立即不好意思地低下自己的眼睛。日哈列夫也很尊敬自己的女客人,跟她说话时称“您”,叫她干亲家;敬客时他总要深深地鞠一躬。
“你别费心!”她甜蜜地拖长声音说,“你实在是太费心了!”
她自己总是不慌不忙。她的双手只有上半截在动,胳膊肘紧紧靠在腰上。她身上有一股热面包的酒精味。
戈果列夫老头由于高兴,说话结结巴巴,称赞这个女人的美丽,就像教堂里的职员诵读赞美诗一样。她则边听边厚意地微笑着,当他读乱了的时候,她就自己说起来:
“我做姑娘的时候,并不那么漂亮。这一切都是婚后生活对我的补偿;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我变得特别明显,连贵族们都注意我了。有一位县首席贵族还答应送给我一辆双马车呢……”
喝醉了的卡宾久兴蓬头乱发,他用仇视的目光看着她,粗暴地问道:
“他为什么送你——这个?”
“当然是为了我们的爱情。”女客人解释道。
“爱情,”卡宾久兴不好意思地嘟哝道,“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呀?”“您,这么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是非常懂得爱情的。”女人简洁地说。
哄笑声把作坊都震动了。西塔列夫小声对卡宾久兴说:
“蠢货,比蠢货还蠢!大家都知道,只有苦闷至极的人,才会去爱这种女人……”
他已醉得脸色发白,他的太阳穴上冒出了汗水,一对聪明的眼睛不安地闪着亮光。戈果列夫老头则晃动着他畸形的鼻子,用手指拭去眼泪问道:
“你有过几个孩子?”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桌子上面挂着一盏灯,炉子后面的角落里也有一盏灯,它们的光线都不强,作坊的各个角落都聚合着浓浓的暗影。一些尚未画好的没有脑袋的圣像从黑暗中张望着,在缺少手和脑袋的地方显出平滑的灰色斑点,看上去比平时更可怕,好像那些圣徒的身体从涂了颜色的衣服中,从地下室里神秘地溜走了。那些玻璃球已经升到了天花板顶端,挂在钩子上,蒙了一层烟雾,泛着淡淡的蓝光。
日哈列夫不安地在桌子周围转来转去,向所有的人敬酒。他的秃头时而俯向这个,时而俯向那个,细小的手指不停地颠动着。他消瘦了,鹰钩鼻子变得更尖了。当他侧身对着灯光时,他的一边脸颊上就映出一块黑色的鼻影。
“喝呀,吃呀,朋友们!”他用响亮的男高音说道。
那女人也以主妇的身份,像唱歌似的说:
“干亲家,你何必操心呢?大家都会自己动手,知道自己的胃口,吃饱了,自然就不吃了!”
“好吧,大家就休息一会儿吧!”日哈列夫兴奋地喊道,“我的朋友们,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奴仆,让我们来唱《赞美上帝的名字》吧!……”
赞美歌没有唱成。大家在酒足饭饱之后,都变得全身乏力了。卡宾久兴手里抱着两排键盘的手风琴;皮肤黑得像只乌鸦、神情严肃的年轻人维克多·萨拉乌京则拿着铃鼓,用手指敲着绷得很紧的鼓面,鼓皮发出沉厚的声音,小铃铛则活泼地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来一个俄罗斯的!”日哈列夫指挥说,“干亲家,请吧!”
“唉,”那个女人叹口气,站起来,“你真费心!”
她走到屋子中间的空地上,坚实地屹立在那里,活像一座小教堂。她穿一条褐色宽大的裙子,黄色细麻纱的上衣,头上扎一条鲜红色的头巾。
手风琴激奋地鸣叫,铃铛叮当作响,鼓皮叹气似的发出沉厚的声音,听起来很不愉快,就像一个人发了疯,又是叹息又是哭闹一样,用脑门往墙上撞。
日哈列夫不会跳舞,他不过是用双脚走着碎步,再跺一跺他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靴的后跟,像小山羊似的蹦跳着,跟激昂的音乐完全合不上拍。他的一双脚好像是别人的,身体难看地歪扭着,东奔西突,像黄蜂落在了蜘蛛网里或鱼儿落入了渔网一样——真没趣。但所有的人,甚至那些喝醉了的人都注意到了他的抽搐的动作,大家都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脸和手。日哈列夫脸上的表情令人惊讶,时而亲切、腼腆,时而傲慢,并严酷地皱起眉头。瞧,他不知道为什么又惊奇又叹息,稍稍闭上眼睛,又张开了,变得忧心忡忡起来。他捏紧拳头,偷偷地走近那个女人,突然一跺脚,跪在她的面前,张开双臂,提了提眉毛,现出衷心的笑容。她则带着赏识的微笑看着他,平静地提醒他说:
“您会累着的,干亲家!”
她想妩媚地闭上眼睛,但她那双有三戈比硬币大的眼睛却闭不上。于是她皱起眉头,脸上也现出不愉快的表情。
她同样也不会跳舞,只是慢慢地摆动着她那庞大的身体,无声地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她左手握着一块手绢,懒洋洋地挥动着,右手叉着腰,这样就使她变得很像一个大坛子。
日哈列夫围着这个石头般的女人转来转去,违心地变换着面相,好像跳舞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不相同的十个人:有文静、恭顺的人,有生气得让人害怕的人,有怯生生地悄悄叹气的人,也有想偷偷地离开这个讨厌的大块头女人的人。瞧,还有一个咬牙切齿、抽搐地歪扭着身体,像一头受了伤的狗一样的人。这种无聊、丑陋的舞姿引起我极度的沮丧,勾起我不快的回忆,使我想起了那些士兵、洗衣妇和厨娘,想起了那种猪狗般的婚礼。
我还记得西多罗夫悄悄地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在撒谎。这本来是大家都感到丢人的事,谁也不爱谁,不过是一场胡闹罢了……”
我不愿意相信“在这件事上大家在撒谎”。那么当时的玛尔戈王后会怎样呢?日哈列夫当然也没有说谎。我知道,西塔诺夫爱上了一个“妓女”,被她染上了脏病,但他并没有听从伙伴们的话去把妓女揍一顿,反而为她租了一个房间给她治病。当他谈起她时,态度还似乎特别亲切和局促。
那个肥胖女人仍旧在摆动着身体,呆板地微笑着,挥动着手绢,日哈诺夫围绕着她抽搐地蹦跳着。我边看边想:难道欺骗了上帝的夏娃也像这匹母马一样吗?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愤恨的感情。
那些没有脸孔的圣像从黑墙上张望着。暗夜紧紧地贴住了窗玻璃。小灯在闷热的作坊里放着晦暗的亮光。仔细地听一听,听得见在沉重的脚步声和吵闹声中那急促的水滴从铜洗脸盆落到脏水桶里的声音。
这一切都和我在许多书里读到的生活不同!完全不同。现在终于大家都玩腻了。卡宾久兴把手风琴交给萨拉乌京,大声喊道:
“跳起来吧!让地板冒冒烟吧!”
他像万卡·茨冈那样跳起舞来,像在空中飞一样。接着巴维尔·索罗金也热情奔放地跳起来。害肺病的达维多夫也在地板上移动着脚步。灰尘、烟雾、烈酒味和烤香肠的气味让他咳嗽不止。这种香肠经常发出一种熟皮革的气味。
大家都在跳舞、唱歌、喊叫,但每个人都记得自己是在作乐,而且大家都好像在相互比赛,看谁玩得灵巧,玩得更久。
喝醉了的西塔诺夫不断地问这问那:
“难道可以爱这样的女人吗?”
看样子他马上就要哭了。
拉里昂内奇稍稍地耸起他的尖肩膀,回答他说:
“女人就是女人,你还需要什么呢?”
大家谈到的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日哈列夫走后两三天才回来,还去了一次澡堂,然后就傲慢地将近两个星期躲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干活,对谁也不理会。
“他们都走了?”西塔诺夫用悲伤的蓝灰色的眼睛向作坊扫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他的脸很丑,有点衰老了,不过眼睛还是明亮和善的。
西塔诺夫对我很友好。这要归功于我那本抄录了许多诗的厚厚的笔记本。他不信上帝。不过难于理解的是,在作坊里除拉里昂内奇之外,还有谁爱上帝和相信上帝呢?大家都很轻率地、讥讽地像谈论老板娘一样地谈论上帝。可是坐下来吃午饭和晚饭时,大家都画十字,躺下睡觉时也做祈祷,每逢节日都去教堂。
西塔诺夫完全不做这些事。所以大家称他为无神论者。
“没有上帝。”他说。
“那么世上的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知道……”
我问他,怎么会没有上帝呢,他解释说:
“你知道,上帝有多高啊!”
于是他把一只长胳膊伸到自己头顶上,然后再把它放下来,放到离地面一俄尺高的地方说:
“人却是这么低下!对吗?书上说:‘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195这你也是知道的。可是戈果列夫像什么呢?”
这可把我问住了。那个肮脏的醉鬼戈果列夫尽管已经一大把年纪了,却还要犯俄南罪196;我又想起了维亚特省的那个士兵叶尔莫兴和外祖母的妹妹——这些人身上有哪一点像上帝呢?
“大家都知道的,人是猪。”西塔诺夫说完,马上又来安慰我:
“没关系,马克西莫维奇197,也有好人,有的!”
同他在一起我感到轻松、简单。他有什么不懂的就会坦率地说:
“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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