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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存在，就必须用某种方式去对待人。我们的老板一家人除了教训和责难人之外，就不知道如何去对待身边的人。即便是跟他们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思考和感受了，他们还会因为这个来责难你。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想尽一切巧妙办法继续看书。老太婆好几次毁了我的书。这样我一下子便欠小铺老板一大笔钱：四十七戈比！他要求我还钱，并威胁说，等我去小铺买东西时就扣下我主人的钱抵我的债。
“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他嘲讽地问我。
我非常讨厌他。显然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用各种威胁来折磨我，并且津津乐道。每当我走进铺子时，他那污渍斑斑的脸就笑逐颜开，和蔼地说：
“欠的钱带来了吗？”
“没有。”
这让他突兀，便沉下了脸。
“怎么，要我把你交给法庭吗？让我把你查抄后，送你去教养院吗？”
我没地方去借钱。我的工资全都交给了外祖父。我慌了神，不知怎么办。我请求小铺老板缓一缓再还债，他却伸出其油渍渍的像油炸饼一样的胖手，说：
“你吻吻我这只手，我就再缓一缓！”
可是当我从柜台上抓起一个秤砣朝他举起时，他却蹲在地下，喊道：
“什么，你要干啥？你要干啥？我这是开个玩笑！”
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决定去偷钱来还清他的债。每天早晨，在替老板擦衣服时，从他的裤袋里都发出硬币的叮铃声，有时还从口袋里掉出来，在地板上滚动。有一次，一个硬币掉到楼梯下面的缝隙里，滚进柴堆里去了。这事我忘了告诉老板，几天之后在柴堆里发现了这个二十戈比的银币。我把它还给老板时，老板娘对他说：
“瞧见没有？把钱放进衣袋里时，要数一数。”
但老板却笑着对我说：
“我知道，他不会偷东西！”
现在我决定要去偷了，想起了这些话和他那信赖人的微笑，才觉得难于下手。有好几次，我从老板的衣袋里掏出了银币，数了数，还是没能下决心偷走。为此我苦恼了三天。而这一切却突然非常快速而简单地得到了解决。老板忽然问我：
“彼什科夫，你怎么啦？怎么变得无精打采呢？有哪儿不舒服吗？”
我坦白地把我的伤心事全都对他说了。他皱了皱眉头说：
“你瞧，这些小书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这些书早晚会让你倒霉的……”
他给了我五十戈比并严厉地忠告我说：
“当心，不要对我妻子或我母亲透露口风，不然她们又会大闹一番的！”
然后他又善意地笑笑说：
“你还真够顽强，鬼东西！没有什么，这样很好。不过那些书就别看了！从明年起，我要订一份好报纸，那时你再看吧……”
现在，我每天晚上，从喝茶到吃晚饭这段时间里，都给老板一家人朗读《莫斯科小报》，朗读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卢德尼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为那些无聊得要命的人助消化的文学作品。
我不喜欢朗读。这会妨碍我理解所读的书。但是老板一家人都听得很认真，表现出一种虔诚的渴望，对书中人物的恶行表示惊讶，发出“啊哟、啊哟”的叹息，并相互自豪地说：
“可是咱们的日子却过得很安稳、平和，什么事也没有。感谢上帝！”
他们常常把事件搞混，把有名的江洋大盗丘尔金所干的事安在马车夫福马·克鲁钦纳的头上，名字也弄错。我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感到很吃惊。
“咳，他的记性多好呀！”
在《莫斯科小报》上经常登有列昂尼德·格拉韦的诗。我很喜欢这些诗。其中有几首诗我抄在本子里，但老板一家人谈到诗人时却说：
“一个老头子，还作诗呢！”
“是个酒鬼，神经病，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
我喜欢斯特鲁日金、梅明托-莫里伯爵的诗。可是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却认定，诗歌是粗俗的玩意儿：
“只有丑角们和戏子们才用诗来说话。”
冬天的晚上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跟老板一家人面对面地坐着是很难受的。窗外是死寂的黑夜，偶尔听见树木被严寒冻裂的哔剥声；人们像冻鱼一样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暴风雪击打着玻璃和墙壁，刮得烟囱嗡嗡叫，吹得炉门当当响，孩子在婴儿室里啼哭——真想坐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去，蜷缩起来，像狼一样号叫。
两个女人坐在桌子的一头，在缝衣服或织袜子，另一头是维克多鲁什卡，弯着腰，不大乐意地在绘图，他不时地喊道：
“别摇桌子！真没法子，这些钉子-王牌，咬耗子的狗！……”
在大刺绣架后面的一边坐着老板，他在一张粗麻布上用十字纹在绣一面台布。在他的手指下面，逐渐地显现出红色大虾、青色鱼、黄色蝴蝶和金色的秋叶。这幅刺绣的图案是他自己绘制的，他干这个活已经是第二个冬天了，现在已经十分厌烦这项工作。我白天有空闲的时候，他常对我说：
“喂，彼什科夫，你来绣这张台布，动手吧！”
我坐下来，并拿一根粗针绣起来。我很同情老板，常想在各方面尽力帮助他。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会把绘图、绣花、玩纸牌等统统扔掉，去做另一种有趣的、他经常想干的工作。他常常把手头的活扔下，用一种呆滞的诧异的眼神望着它，好像那是一件他不认识的东西。他的长头发披在脑门上和双颊上，像一个修道士的徒弟。
“你在想什么呢？”他的妻子问道。
“没有什么。”他一边回答一边又工作起来。
我没有出声，但觉得奇怪：难道可以问人家在想什么吗？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个人往往一下子会想到许多问题：眼前所有的事情，昨天乃至去年见到过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交错在一起的，捉摸不着的，不断运动、变化着的。
《莫斯科小报》上的小品文还不够念一个晚上，我提出把放在床下面的杂志拿出来念一念。年轻的女主人不信任地说：
“那些东西有什么好念的？那里只有一些画……”
但是床底下除了《绘画评论》外，还有《星火》杂志，因此我们便念起萨里阿斯的《佳京-巴尔季斯基伯爵》来了。老板非常喜欢这部中篇小说里那个有点傻气的主人公，而对小公子的悲惨冒险行为则加以无情的嘲笑，笑得流出眼泪。他喊道：
“不，这是有趣的笑料！”
“瞧，这都是胡编的。”为了表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女主人这么说。
床底下的文学作品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争得了把杂志拿到厨房里去的权利，并得到了在晚上看书的允许。
我很走运。老太婆搬到育婴室睡去了，因为保姆老要喝酒。维克多鲁什卡也不打扰我——他总是当全家人睡着之后悄悄地起来，穿上衣服溜出去，直到早晨才回来。他们不让我点灯，把蜡烛移到房间里去了。我没有钱买蜡烛，于是就悄悄地把蜡烛台的蜡油收集起来，装在一个沙丁鱼罐头盒子里，再倒进一些长明灯里的灯油，并用棉线搓成一根灯芯，晚上就可以在炉灶上点一盏烟雾腾腾的小灯。
每当我翻动大厚本书的书页时，灯芯的红色火舌就会摇晃不定，好像就要熄灭了；这灯芯随时都可能滑进燃得很难闻的灯油里；油烟刺激眼睛。可是这一切不便都在我看画报和说明的乐趣中消失了。
这些图片在我面前把地球扩展得越来越宽广了，用神话般的城市把它装饰起来，让我看到高山峻岭和美丽的海岸；生活美妙地展现开来，大地变得更有魅力，人越来越多，城市更加密集，一切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现在我眺望伏尔加河的远方时，已知道那里不是荒漠，可是在以前，我望着伏尔加河却是特别的郁闷：前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周围是一块块补丁般的黑色灌木丛，草地的尽头是参差不齐的荫蔽的树林，草地的上空则是一片灰蒙蒙的寒冷的蓝天，地面上更是荒凉而孤寂。我的心也是空荡荡的，撩拨着它的只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我失去了一切希望，万念俱灰，只想闭上眼睛。这种令人沮丧的空虚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东西，只会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吸吮干净。
图片的解说词明白易懂地讲述了别的一些国家和人们的情况，讲述了过去和现在各种不同的事件，其中有许多是我们不懂的东西。这使我很苦恼，常常有些奇怪的词扎进我的脑子里，如“形而上学”“人间千年天国说”“宪章运动者”等。这些词实在使我头痛，我觉得它们就像一种不断长大的巨型怪物，把一切都遮挡住了。如果我不能弄懂这些词的含义的话，就永远什么也不会明白。正是这些词像卫士一样守卫着一切秘密的门槛。许多句子常常像扎进我手指里的刺一样，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妨碍我去想别的事情。
我记得，我读过这样一首奇怪的诗：
匈奴酋长阿提拉，
身披铁胄骑着马，
宛若一座死坟墓，
满脸阴郁不说话。
有一群乌云般的武士跟在他的后面，并且大声喊叫：
何处是罗马，何处是强大的罗马？
罗马是座城市，这我已经知道，可是匈奴是什么人呢？我必须弄明白。
我挑选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去问老板。
“匈奴吗？”他奇怪地重复一句，“鬼知道是什么东西呀？也许是无稽之谈吧……”
接着便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你满脑子是无聊的东西，这很不好，彼什科夫！”
不管是好是坏，我只想知道它。
我觉得步兵团的神父索洛维约夫应当知道匈奴是什么。于是我在院子里碰到他时，就拉住他问。
他是个脸色苍白的病号，脾气不好，一双红眼睛没有眉毛，胡须发黄。他把拐杖往地下一戳，对我说：
“你问这个干什么，啊？”
涅斯捷罗夫中尉对我的问题回答得更粗暴：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的问题去药房里问药剂师，他平时看见我都很和气。他有一张聪慧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药剂师巴威尔·甘利德贝格对我说，“是类似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民族了，已绝种了。”
我听了后很难过，很懊丧。倒不是由于匈奴人死绝了而难过，而是因为折磨了我这么久的这个词的意义，原来竟是如此简单，让我觉得一无所获。
不过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碰到这个词之后，对别的词就不会那么感到不安了；也多亏了阿提拉，我才结识了药剂师甘利德贝格。
这个人懂得所有难词的简明含义，他有一把能启开一切秘密的钥匙。他用两只手指扶正了眼镜，并通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就像用许多小钉子钉着我的脑门似的对我说：
“朋友，词，这就好比树上的一片叶子，要想知道叶子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就需要知道树木是如何生长的，就需要学习！书呀，朋友，就好像一座很好的花园，里面什么都有：既有使人欢愉的东西，也有对人有益的东西……”
我常到他药房去为害“烧心”病的大人买苏打和氧化镁，为小孩买月桂软膏和泻药。药剂师给我的筒短的教导，使我对书籍的态度越来越严肃了，不知不觉地书籍已成了我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就像酒鬼离不开酒一样了。
书籍让我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具有伟大感情和愿望的生活。这种感情和愿望引导人们去建立功勋或者犯罪。我看见我周围的人则既不会建功也不会犯罪，他们躲在一旁生活，好像跟书中所写的情况完全不同。我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可不愿意过这种生活……这一点我很清楚——就是不愿意……
从图片的说明中我知道，在布拉格、伦敦、巴黎等地方，城市中没有沟谷和肮脏的垃圾堆，那里的街道宽大笔直，房子和教堂也不一样；那里也没有把人们关在屋子里六个月之久的冬季，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大斋日是不许看书的，我们的《绘画评论》也被收走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来临了。现在把这种生活与书上知道的生活作一比较，就更觉得它多么贫乏和丑陋。有书读时我觉得自己健康有力，工作起来更起劲，因为我有了目标：工作越是早结束，留给我看书的时间就越多。把我的书收走了，我就变得全身发软，懒洋洋的，就会害上一种过去所不知道的病态健忘症。
记得就是在这些空虚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都躺下睡觉的时候，大教堂的钟突然响了一声，房里的所有人都被惊醒了，半裸的人们扑向窗口，相互问道：
“失火了吗？是火警吗？”
可以听见，其他住宅里也同样忙乱起来，门户砰砰响，有人在院子里牵着套好了的马在跑。老太婆大声嚷着，说教堂里失窃了。老板阻止她说：
“嚷够了，妈妈，不是都听见了吗？那不是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多鲁什卡从板床上爬下来，边穿衣服边嘟哝道：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
老板派我到阁楼上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去了，通过天窗爬到屋顶上，没有看见火光。在静寂的寒冷的空中，钟声在不急不慢地接连不断地鸣响着，城市昏昏欲睡地躺在大地上，一些看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脚下的积雪跑了过去，发出吱吱的响声，雪橇的滑板吱嘎吱嘎地叫，钟声依然不祥地鸣响。我回到了房间里。
“没有火光呀。”
“呸，真是的！”老板应了一声。他穿着棉衣，戴着帽子，提了提领子，并迟疑不决地把脚伸进套鞋里去。
他妻子劝他：
“你别去！喂，千万别去……”
“别废话！”
维克多鲁什卡也穿上衣服，挑逗大家说：
“可我知道……”
老板两兄弟上街以后，两个女人便吩咐我去烧茶炊并向窗口奔去。可是几乎就在同时，老板却回来了，他按了门铃，默默地沿着楼梯跑过来，打开通向过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