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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清醒过来，我们决定面对并解决回不去家这个严重的问题。康斌说我带着吉他，可以卖唱，正好试试自己的斤两；而他自己要去商场，给别人设计签名，一个签名五块钱；大家用各自的本领去凑钱，凑齐了就回家。我们分头行动，约好了时间地点集合。
我走到一个广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毛主席雕像，挥着手，后来知道那是沈阳的中山广场，我就在那个广场上唱。我把帽子脱掉放在地上，里面放几毛零钱，提示路人这是在卖唱。尽管周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还是相当忸怩，不敢大声唱，也没有人驻足停留，他们看上去都匆匆忙忙。
第一个停下来的是一个小男孩儿，大概十一二岁吧，很机灵。我给他讲了我们的遭遇，孩子说他也没有钱，但是他可以给我当托儿，就站在这里听，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停下来，没准儿可以赚钱。大城市的小孩儿就是聪明，他就一直站在我面前听我唱歌，唱着唱着我就不再害羞了，唱着唱着声音就大了，唱着唱着围观的人就多了。
那天我和小男孩儿一起赚了几十块钱，中午的时候我还请他吃了一顿盒饭。小男孩儿说他想到办法帮我了，可以回家去和爸妈要钱，但是他没钱打车，只能从我手里拿走了十块钱。临走时他还夸我的帽子很漂亮，很自然地戴在自己头上坐进出租车，叫我等着他。
我等到天黑他都没有再回来。后来和康斌讲起这事儿，他觉得我是被骗了，可是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小男孩儿不会骗我，可能是他的爸爸妈妈不允许他再出来了。那天康斌也有收获，但是我们加在一起的钱还是不够把我们送回家。我俩舍不得找地方住，就又在马路上眯了一晚，熟能生巧，这一次睡得安稳多了。
第二天卖唱，小男孩依然没回来，但是却来了一个大男孩儿。他听我唱了好几首歌，突然问，可不可以把吉他借给他弹弹？他唱了一首崔健的《花房姑娘》，给他扔钱的人比给我扔的还多。
他叫郭艳东，长得很憨厚，是吉林省吉林市人，所以聊起来听说我也是吉林省的，就格外亲切。我给他讲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卖唱，他也给我讲了他的故事。原来那是他来沈阳的第三天，他是来找工作的，和一个朋友一起，住五块钱一晚的大通铺，上面躺着十几个大老爷们儿。他很认真地听我唱了自己写的歌，还夸我写得好。我特别开心，因为终于找到了欣赏我音乐的人。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临走时郭艳东翻遍了口袋，掏出他仅剩的三十块钱。他说他还有朋友，也可能很快就会在沈阳找到工作，就可以赚钱了，这三十块钱对我更加重要，所以全都给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他，就翻出自己随身带着的一盘录满了我写的歌曲的磁带送给他，还留下了我的通信地址。
因为那三十块钱，当天晚上我和康斌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这一路上的人和事，我都没敢和父母讲，也没有和其他人分享。大连那栋高耸入云的大楼偶尔会闯进我的梦里，我在想等它盖好以后，人们也就住在云上了吧，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呢？他们应该会看得更远吧？我暗下决心，高三一定要更加努力，考到大城市去，住到云里面。
从那以后，康斌就视大连为唯一的奋斗目标。他经常这么说，也的确做到了。现在他定居在大连，在辽宁师范大学教外国人学汉字。我在《屌丝男士》里教一堆老外说中文的桥段，就是他给我的灵感。他娶了一个日本学生当老婆，一家人幸福地住在他的“天涯海角”。
郭艳东和我一直有书信上的来往，后来他在沈阳的工作不太顺利，就回到吉林老家；再后来他成为一家报社驻吉林记者站的记者；又过了几年，他被调到长春。他到长春的时候，正好是我在长春读完大学准备来北京的时候。我们一起喝了顿酒，畅想着各自的美好未来，然后分别。
某一年的春晚后台，我突然撞见了郭艳东，我俩激动地抱在一起，我这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成为《新文化报》文娱部首席记者，来采访春晚。后来我帮他牵线搭桥，拿到了赵本山的独家专访。过了十几年，终于有机会报恩。郭艳东憨厚地笑着说，看来多做些好事还是不会错的。
忘了是从哪里看到的话了，说眼界决定视界，视界决定境界。我不太会去记这样的名言，总觉得说教味太重，不过多出门走走，对年轻人还是很好的，就好像我们的这次远行，经历了坎坷，遇见了美好，开阔了视野，确立了目标。我和康斌偶尔也会聊起那段奇妙的旅程，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如果哪天我们有机会写书，一定要记得把睡马路这事儿写进去，那也算咱们没白睡了。”
07 玩摇滚的好学生
07 玩摇滚的好学生
我一直都是一个好学生，这一点连我爸妈都很惊讶。因为从初中开始，他们就忙着开饭店，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家，他们也没太操心我，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不差。初中的时候我是全班的前三名，到了高中也稳定维持在前十名左右。
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时候是学生，或者说职业就是学生，所以成绩好是唯一敬业的表现，更何况在现在的应试教育下，想要考试成绩好，还是有很多窍门的。我可不是教你诈，只是想告诉你，只有让自己变成一个传统意义上成绩很好的“好学生”，老师和家长才会给你空间，让你去触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比如我弹琴唱歌这件事情就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如果硬要说有阻力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合适的平台展示自己。那时候学校很少组织什么文艺活动，我空有一身好武艺，但是同学们都看不到，搞得我很没成就感。
于是我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在集安市举办一场演唱会！
我觉得单凭自己的力量肯定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办演唱会涉及租赁场地和灯光音响、设计海报和门票、宣传推广以及维护现场秩序等问题，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搞定，甚至就连演出需要的电声乐器我都没有。所以，我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
我把这个想法首先告诉了一位学姐，她叫钱环宇，那一年我高一，她高二。我为什么先找到她呢？因为她在我眼里非常有组织能力，也非常喜欢音乐。她通过书信的方式加入了一个全国性的BEYOND歌迷组织，定期会收到一些BEYOND的剪报资讯，有时候她会借给我看，让我非常羡慕。
钱环宇听了我的想法很兴奋，她愿意帮我，不过前提是她要参与演出。她决定去少年宫学架子鼓，因为只有架子鼓是可以短时间内速成的乐器，而且顺其自然地，我们可以在演出时从少年宫借一套架子鼓出来，这样还解决了一件乐器的问题。她说，自己马上就上高三了，再也没有这么多的业余时间了，所以我们不妨就组一个乐队，演唱会结束以后就解散，也算给高中生涯留些念想。
哪有任何一支乐队组建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散呢？有，就是我和钱环宇的这支。我们俩给乐队起名叫“见证乐队”，也给那场演唱会起了个名字，叫“告别的见证”。
见证乐队的第三位乐手是一个弹电子琴的小女孩儿，她是隔壁班的。我和钱环宇打听了很多人，才找到一个自己家有电子琴，而且会弹，关键是家长还不反对的同学。我们还缺一位贝斯手，我想起了我表叔，他已经从吉林农大毕业回到集安政府工作了，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我说：“那正好，忘了吉他吧。恭喜你，你现在是贝斯手了。”
有了乐手之后，我开始倒腾乐器，我让我妈帮我去她以前的单位评剧团，去问问能不能搞到些电声乐器。那时候评剧团已经倒闭了，有一些老员工组织起来，给各种婚礼和开业演出。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位叔叔，他领我来到一个仓库，里面果然躺着一把受伤的电吉他和一把电贝斯。叔叔说评剧团从外地引进了这些电声乐器，还没有开始排练剧团就倒闭了，他现在把它们借给我，要我好好地用。他把乐器好像希望一样递到我手中，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场演唱会不仅仅只是见证钱环宇要毕业而已。
人和乐器都齐了，我们开始排练，就在钱环宇学架子鼓的教室里，每个周末都练。大家都没有组乐队的经验，所以一开始进度非常缓慢，但是随着每个人对乐器的熟悉，乐趣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几个月后，我们已经可以合奏十几首歌曲了，大部分都是BEYOND的，我是主唱。
演唱会的海报是我联合班级里语文最好的同学们一起设计的，回报就是免费得到我们的演唱会门票。门票也是我们自己画的，定价两块钱一张，买两张以上会有优惠，这是钱环宇出的主意。我们做好了设计之后，去打印社打印出来。因为不舍得用彩印，所以只印了几张彩色的自己留作纪念，剩下的海报和门票都是黑白的，这也直接导致了最后演出当天出现很多复印的假票。
真的有很多假票，负责检票的我的同学们到最后都放弃了。那场演出实在太火爆了。集安市本来就不大，人们口口相传，说终于出现了一支本地的摇滚乐队，而且唱完就解散，大家都想来看个热闹。原本只能坐三百人的演出场地，最后硬塞了也不知道多少人，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站着。其实场地里是有板凳坐的，那一个一个的板凳都是我和钱环宇从以前的小学搬过来的。
演出场地是学校附近一个新开业的录像厅，生意一直不是很好，因为足够大，而且本身就有音响，所以我和钱环宇去找老板谈，希望他可以借给我们用。我们说如果演出成功了，所有的观众都会记住这里，对他的生意也有好处。老板一开始不同意，非要收钱，我们又想了一个办法，说他可以在演出过程中向观众卖酒水，应该会比他开一晚上录像厅还赚钱，他就答应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唱出了自己的理想，台下的观众抻着脖子看我，就好像我妈唱评剧的时候那样。我终于明白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很幸福，幸福到唱着唱着自己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很想流泪。我看到站在角落里的我的父母，他们事先并没有说过要来；我还看到了我的班主任，她那天格外漂亮；还有借给我吉他的评剧团叔叔，肩上扛着他的孩子，眼里分明也有泪光。最开始他们只是静静地听，到后来变成全场大合唱，一直到所有的歌都唱完了，人们还不肯离去。我们的同学、朋友、不认识的人，陆续上台唱了几首歌，我们乐队给伴奏，一片狂欢，我甚至都忘了那场“告别的见证”演唱会到底是怎么结束的了。
那场演出除去成本，我们还赚了几十块钱，几个乐手在附近下了顿馆子，我第一次喝了酒，第二天乐队就解散了。那时候没有录像，关于那场演出的一切被我封存在一个档案袋里，里面有我们海报和门票的设计稿、我们的排练单、我们演出时候的照片，还有演出结束后同学们给我写的纸条，我经常会翻出来看看。那是我的第一支乐队，很不成熟，但是无与伦比。
见证乐队解散之后，我很快就有了一支新的乐队，鼓手叫马鑫，他是钱环宇的架子鼓老师。马鑫比我大三岁，长得很帅，歌唱得很好，在市少年宫教架子鼓。他看了我们的演唱会之后非常激动，主动找到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干。
有了全集安技术最好的鼓手，我决定其他乐队成员也一定要最好的。我和马鑫一起去说服了当时集安市最贵的钢琴老师王维乐，还通过选拔的方式面试了很多人，最终确定了一个从外地读书回来的贝斯手，叫孔探。我表叔曾经很想加入这支乐队当贝斯手，被我无情地拒绝了。他必须感谢我，离开乐坛以后，他踏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现在已经当上乡长了，是我们集安市历史上最年轻的乡长。人最重要的是做自己适合的事。
这是我的第二支乐队，叫“及格乐队”，名字是我起的，主要是想讽刺一下那些对摇滚乐有偏见的人，告诉他们虽然我组了乐队，但是我学习成绩一样可以很好，还不至于不及格。我是及格乐队里面年纪最小，也是唯一一个还在上学的成员，但是排练和演出的很多事情都是我说了算，只不过我不能再继续拉风地当主唱了，因为马鑫和孔探唱BEYOND唱得都比我像。
及格乐队在技术水平上超过见证乐队好几倍。我们最火的时候，在当地办过上千人的露天演唱会。每次我放寒、暑假，我们就会在酒吧驻唱，我穿着紧身加亮片的演出服，很投入地扮演着“摇滚乐手”这个角色。
记得有一次乐队在酒吧开专场，马上开演了，可是观众却很少，我非常郁闷，就出门透透风。这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走到我面前，我给了他一块钱，他说了句：“谢谢你，祝你顺利。”等我再回到酒吧的时候，里面已经装满了人。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了病根，各种演出之前都要到门外转一圈，试图碰上一个乞讨者，如果没碰上就随便找一个人，硬塞给他一块钱，仿佛只有这样做了演出才能顺利进行。我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我考上大学以后，及格乐队就解散了。马鑫加入了评剧团老前辈们的组织，给一些婚礼和开业唱歌；王维乐娶了一个外地老婆之后，搬到了她的城市；孔探先是招了一批学生学弹吉他，后来发现不太赚钱，就当了一名电工。跟他学吉他的学生又招了学生，现在集安市很多弹吉他的年轻人，都管我叫师爷。及格乐队是那座小城的传说，到现在都没人能超越。我们几个每年过年都会聚，见面的时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