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所需营养的马拉松选手。
“只要,”他倒在地上说,“大概一个就够了。”
他躺在凉凉的油布地毯上,仰头看着男孩。男孩很清醒,他在担心。斯科特试图安慰他,想对他笑,可是他的嘴唇使不上力。刹那间他们被医务人员包围了,他们七嘴八舌地高喊着。斯科特感觉自己被抬上了一张轮床。男孩的手松脱了。
“不!”男孩呼喊着。他在尖叫,扑打。一个医生对他说话,尝试让男孩理解,他们会照顾好他,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小鬼!”斯科特挣扎着坐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直到男孩看到他,“没事的!我在这儿!”
他爬下轮床,他的腿像橡胶一样,几乎没法站立。
“先生,”一个护士说,“你必须躺下。”
“我没事,”斯科特告诉医生们,“救他吧。”
他对男孩说:“我在这儿呢!我哪儿也不去!”
在白天,男孩的眼睛蓝得惊人,过了片刻他点点头。斯科特感觉头晕眼花,转向了医生。
“我们应该快点儿做完,”他说,“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
医生点点头。他年轻而清醒,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
“行,”他说,“但我得给你找一辆轮椅。”
斯科特点头。护士推来一辆轮椅,他一屁股跌到轮椅上。
“你是他的父亲吗?”他们的轮椅驶向诊断室时,她问他。
“不是,”斯科特告诉她,“我们刚刚认识。”
在诊断隔间里,医生快速地给男孩做了大致检查,看有没有骨折,检查眼睛的光感,“跟着我的手指”。
“我们得给他静脉输液,”他告诉斯科特,“他严重脱水。”
“嘿,哥们儿,”斯科特告诉男孩,“医生需要在你的胳膊上扎一根针,行吗?他们需要给你一些液体和维生素。”
“不要针。”男孩说,眼睛里带着恐惧。再说错一个字,他就要疯了。
“我也不喜欢针,”斯科特说,“但你知道吗?我也会打一针,我们一起打针,怎么样?”
男孩思考了这件事,似乎很公平。他点点头。
“好了,”斯科特说,“我们拉着手,我们一起面对。别看,好吗?”
斯科特转向医生。
“你可以给我们一起打吗?”他问。
医生点头,发出指令。护士们备好针头,把吊针袋挂在金属架上。
“看着我。”到了该打针时,斯科特告诉男孩。
男孩的眼睛像是蓝色的水晶,针扎进去时他畏缩了一下。他的眼里涌起泪水,下唇颤动,但他没哭。
“你就是我的英雄,”斯科特告诉他,“我的大英雄。”
斯科特能感觉到流体进入他的身体系统,昏厥的冲动几乎瞬间烟消云散。
“我会给你们两个人都打一针温和的镇静剂,”医生说,“你们的身体为了保暖,超负荷运转了。你们需要静下来。”
“我没事,”斯科特说,“先给他打吧。”
医生明白争吵也没有意义。一根针插进了男孩的吊瓶注射管里。
“你会休息一小会儿,”斯科特告诉他,“我就在这儿。我可能会出去一分钟,但我会回来的,行吗?”
男孩点点头。斯科特摸摸他的脑袋,他记得自己9岁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一条腿。整个过程他都十分勇敢,但当爸爸出现在医院时,斯科特开始号啕大哭。现在这个男孩的父母极有可能死了,没有人会走进那扇门,允许他崩溃。
“那就好,”他告诉男孩,男孩的小眼睛开始震颤着要闭上了,“你做得很棒。”
男孩睡着后,斯科特被推到另一间诊断室。他们把他放到一张轮床上,剪开他的衬衫。他感觉他的肩膀像一台卡住的引擎。
“你感觉怎么样?”医生问他。他大概38岁的样子,眼周有小细纹。
“好些,”斯科特说,“事情开始好转了。”
医生做了表面检查,看有没有明显的切口和瘀伤,“你真的在黑暗中游了那么远啊?”
斯科特点点头。
“你记得什么吗?”
“细节有点儿模糊。”斯科特告诉他。
医生一边检查他的眼睛,一边问:“撞到头没有?”
“应该有。坠机前我们在飞机上……”
医生的小笔灯让他眼前暂时一黑,他啧啧了两声后说:“注视反应看起来不错,我认为你没有脑震荡。”
斯科特吐出了一口气,说:“我想我如果有脑震荡的话,应该没办法游一夜的泳。”
医生思索了一下:“也许你是对的。”
斯科特的身体开始暖和起来,输的液体也更换了,一切开始恢复:整个世界的运转,国家与公民的概念,日常生活,网络,电视。他想起他三条腿的狗,现在正放在邻居家里,它差一点儿就再也不吃桌下的肉丸了。斯科特的眼里充满泪水,但很快又把泪水擦干净。
“新闻里怎么说?”他问。
“没说什么。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说,飞机在昨晚十点左右起飞,它在他们的雷达上出现了大概15分钟,然后就消失了,也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他们还希望是无线电坏了,飞机已经在哪里紧急迫降,但之后一艘渔船发现了一片机翼。”
那一刻,斯科特仿佛回到了海里,在漆黑的深渊中踩水,被橘色的火焰包围。
“有其他的……幸存者吗?”他问。
医生摇摇头,他在关注斯科特的肩膀。
“这样疼吗?”他轻轻地提起斯科特的肩膀问道。
疼痛一触即发,斯科特大声叫着。
“我们做个X光和造影扫描吧。”医生告诉护士。
他转向斯科特。“我也嘱咐给男孩做个造影,”他说,“我想确保没有内出血。”
他把一只手放在斯科特的胳膊上。
“你救了他的命,”他说,“你知道的,对吧?”
斯科特第二次憋回眼泪,他有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我要打电话给警察,”医生告诉他,“让他们知道你们在这儿。如果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就告诉护士。我几分钟后会回来看你。”
斯科特点头,说:“谢了。”
医生又盯着斯科特看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
“真要命。”他笑着说。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是化验。斯科特的体内充满温暖的液体,体温回到了正常水平。他们给他维柯丁止痛,他在朦胧的空白状态里漂浮了一阵子。原来他的肩膀只是脱臼,没有骨折。让它回到原位的手法是闪电袭击式的暴力大动作,紧接着,明显的疼痛停止了,就好像损伤从他的身体里完全逆向抹除了。
在斯科特的坚持下,他们安排他住进男孩的房间。正常情况下,儿童住在大楼的另一区,但鉴于现在的情况,只好破例一次。他们把斯科特推进房间时,男孩已经醒了,在吃果冻。
“好吃吗?”斯科特想知道。
“绿的。”男孩皱着眉头说。
斯科特的床在窗边,他觉得从来没有别的东西有医院这张令人刺痒的床单这么舒服。街对面是树和房子,汽车开过,挡风玻璃闪着亮光。一个女人在自行车道上逆向慢跑。附近的院子里,一个戴蓝色球帽的男人在给自家草坪推草。
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但生活依旧在继续。
“你睡了一觉?”斯科特说。
男孩耸耸肩,然后问他:“我妈妈来了吗?”
斯科特努力保持中立态度。“没有,”斯科特告诉他,“他们打给你的—我猜你有姨妈和姨夫在康涅狄格州。他们正在赶过来。”
男孩笑了,他说:“是埃莉诺。”
“你喜欢她吗?”
“她很好笑。”男孩说。
“好笑是好事。”斯科特说。他的眼皮在跳,疲惫完全不能形容此刻这种重金属的重力猛吸他的骨头的感觉。“我要睡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就算男孩有其他想法,斯科特也听不到了。没等孩子回答他就睡着了。
他睡了一会儿,没有做梦的沉睡,却像关在一座古堡的地牢。他醒来时,男孩的床是空的,斯科特一阵惊慌。他刚下床一半,浴室的门开了,男孩推着他的吊瓶架出来了。
“我撒尿了。”他说。
一名护士进来给斯科特量血压。她给男孩带来一个毛绒玩具,是一只棕熊,爪子里抱了一颗红心。他快乐地叫了一声拿过来,马上开始玩了起来。
“小孩子啊。”护士摇着头说。
斯科特点头。睡过觉之后,他急于了解更多坠机的细节。他问护士他能不能下床。护士点点头,但告诉他别走远了。
“我一会儿回来,哥们儿,行吗?”
男孩点点头,玩着他的熊。
斯科特在他的病号服外面罩了一件薄棉袍,推着他的吊瓶架经过走廊,来到空无一人的病人休息室。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有压缩板做的椅子。斯科特坐在椅子上,在电视上找到一个新闻频道,调高音量。
“……飞机是一架OSPRY,在堪萨斯出厂。机上乘客有戴维·贝特曼,ALC新闻频道的董事长,以及他的家人。现在证实身份的乘客还有本·吉卜林和他的妻子莎拉。吉卜林是怀雅特·哈撒韦公司资深合伙人。这架飞机已经在昨晚十点后掉进纽约邻近海岸的大西洋里。”
斯科特盯着镜头片段,是直升机拍下的灰色浪涌。海岸警卫队的小船和伸长脖子看热闹的度假水手。尽管他知道残骸可能已经漂走,他还是忍不住想到自己不久前就在那里,一个在黑暗中浮动的弃置浮标旁。
“现在有报告出来,”主播说,“本·吉卜林可能正在被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调查,而且即将被指控。但是调查的范围及原始资料还不明确。随着事态的发展,将带来更多关于此事的报道。”
一张本·吉卜林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比真人要年轻,头发也更多,斯科特记得他的眉毛。他意识到,那架飞机上的每个人,除了他和男孩,现在都只存在于过去时态了。这个念头让他脖子上的汗毛竖立,他一度觉得自己可能昏倒。然后有人敲门,斯科特抬起头,他看到一群穿西装的男人在走廊里徘徊。
“伯勒斯先生,”敲门的人说,“我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格斯·富兰克林。”他50岁出头,是一个白发的非裔美国人。
斯科特开始起身,这是对社交礼仪的条件反射。
“不,请坐,”格斯说,“你受了很多罪。”
斯科特坐回沙发上,拉拢他腿上的棉袍。
“我看电视上的新闻,”他说,“救援报道,还是叫海上救助?我不确定怎么说,我觉得我还处在极度震惊的状态。”
“当然。”格斯环顾着这个小房间,说。
“这间房里最多待四个人,”他告诉他的同僚,“不然的话,会有一点儿幽闭恐惧。”
他们很快开了个小会。最终商定留六个人,格斯和房间里的两个人(一男一女),还有走廊里的两个人。格斯坐在斯科特旁边的沙发上,女的在电视机左边,她的右边是一个整洁的胡须男,因为缺少一个更好的词,就叫他书呆子吧。女的扎着马尾辫,戴眼镜,男的留着花八块钱剪的廉价发型,穿着杰西潘尼的西装。门口的两个人更加严肃,衣着讲究,军人发型。
“我说过,”格斯说,“我是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人。莱斯莉是联邦航空局的,弗兰克是OSPRY公司派来的。门口的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奥布莱恩和财政部外资办的巴里·海克斯。”
“外资办,”斯科特说,“我刚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它的报道。”
海克斯沉默地嚼着香口胶。
“如果你觉得状态可以的话,伯勒斯先生,”格斯说,“我们想问你几个关于航班的问题,谁在飞机上面,还有坠机之前的情况。”
“假如是坠机,”奥布莱恩说,“不是恐怖行为的话。”
格斯直接无视这句话。
“我知道的是这样,”他告诉斯科特,“眼下我们没找到其他幸存者,也没发现任何尸体。几片漂浮的残骸在长岛沿岸大约47千米处被发现,我们正在检验它们。”
他身体前倾,把手放在膝盖上。
“你经历了太多事,如果你想停下的话说出来就好。”
斯科特点点头。
“有人说,男孩的姨妈和姨夫正从康涅狄格州赶过来,”他说,“你们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这儿吗?”
格斯看看奥布莱恩,他走出了房间。
“我们帮你问一下。”格斯说,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确认飞机上有多少人。”
“你们没有航空日程表吗?”斯科特问。
“私人飞机会提交飞行计划,但乘客名册相当不可靠。”他查看他的文件。
“你叫斯科特·伯勒斯,没错吧?”
“没错。”
“你介意给我你的社会保险号吗?我们记录一下。”
斯科特背出号码。格斯记下来。
“谢了,”他说,“这很有帮助。三州地区里有十六个斯科特·伯勒斯。我们不太确定正在打交道的是哪个。”
他对斯科特笑了一下。斯科特试图给出一个支持的回应。
“根据我们能够拼凑出的情节,”格斯告诉他,“机组人员是一名机长、一名副驾驶员和一位空乘。我念出他们的名字时,你能识别出来吗?”
斯科特摇摇头。格斯记下笔记。
“至于乘客方面,”格斯说,“我们知道戴维·贝特曼包下了飞机,他和他的家人—妻子美琪和两个小孩,瑞秋和JJ都在飞机上。”
斯科特想起他登机时,美琪对他的微笑,温暖而热情。一个他在集市上闲聊时顺路认识的女人,他们互相问候和交谈,谈话偶尔关于她的孩子,或他的工作。她现在已经葬身大西洋底的事实让他想吐。
“还有最后,”格斯说,“除了你本人,我们相信本·吉卜林和他的妻子莎拉也在机上。你能确认吗?”
“是的,”斯科特说,“我上飞机时见到了他们。”
“请描述一下吉卜林先生的样子。”海克斯特工要求道。
“嗯,他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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