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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没完没了的。汽车里很热，我打开了窗，他回过头来说你要干什么，让我着凉？我那该死的感冒刚刚好……”利奥醉眼朦眬地瞧着我。“这个城市疯了！假如我有一丁点儿钱，我立刻就离开这里。我要到加利福尼亚去。那里很亮，不需要灯泡。在战争期间我从旧金山到过新几内亚，”他开始激动了，“在那里我碰上了那另一件喜事。那天晚上在旧金山，我跟这个汉娜·施蕾伯在一块——加上这，我就有两件喜事了，你要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那就是我岳母给我搞的公寓房和这个汉娜·施蕾伯，只有一个晚上。我去参加圣约之子会在一个圣堂的地下室为军队举行的舞会，我遇到了她，那时我没有结婚，所以你不要做鬼脸。”
“我没做鬼脸。”
“她自己有间很好的小房间。她准备到学校当老师。我已经知道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她在出租汽车里让我朝她衬衣里面摸。听着，我把自己说成像是老坐出租汽车的人。可能我一生中只另外坐过两次。说老实话我不爱坐这种车。坐在车上我总看着计价器。我连乐趣也不知是啥滋味。”
“汉娜·施蕾伯是怎么回事？”
他笑了，口中金牙闪着光。“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她是个小姑娘，却有个老太婆的名字。在她房间里她对我说她相信口淫。她的声音似乎还在我耳边响着：利奥·帕丁金，我相信口淫。我不明白她究竟是啥意思。我想她是基督教科学教派的，或者是某种奇怪教派的，或别的什么。所以，我说，那些兵士，那些会在海外被打死的人怎样呢？可怜可怜他们吧，”他耸耸肩膀。“我不是这世界上最精明的。但那已有二十多年了，我那时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我告诉你，我妻子常常——你知道，她现在和我干的同当时汉娜·施蕾伯和我干的是一样的。我不勉强她，她含辛茹苦，她干活就如我乘出租汽车去兜售灯泡一样。我不愿勉强她，我敢打赌，每一次我都记得。有一次是在逾越节之后，我母亲还活着，她应当安息了。我的妻子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事实上，逾越节后有两次。啊哈哈，我生活中的喜事屈指可数！但愿上帝不要让人遗留给我一百万元，那样我简直不用脱鞋子就可坐享其成。我可以用别的办法致富。”
他把几乎喝干了的香槟酒瓶子指着荧光灯泡。“你不是管这个叫灯吗？这是可供读书的灯？这是紫色的，啊，上帝！世上一半瞎子毁在这些该死的东西上面！你知道他们后面是什么人？是验光员！我告诉你，假如我所有货色和经销场地能卖二百美元的话，我明天就拍卖。是的，利奥·a，帕丁金，学过一学期的会计学，上过夜大，将出售设备、经销场地和好声誉。我要在《纽约时报》上登二英寸大小的广告。我经销的地方打这里到每个角落。我哪里都去，我就是自己的雇主，没有人指挥我。你懂《圣经》吗？‘要有光——就有利奥·帕丁金！’这是我的商标，我也要将它出卖，我告诉他们这个口号，他们认为这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精明有啥好处？下层的还是在下层！本的脑瓜还抵不上我的一根小指头呢！可为什么他在天上我在地狱？为什么！相信我，如果你生来有福气，你就是有福气。”他的连珠炮终于静下来了。
我感觉到他要哭了，于是就俯身悄悄对他说：“你还是回家去吧。”他同意了。我得将他从椅子上拉起来，抓住他的一条胳膊扶着他到他的妻子和孩子那里。小女孩唤不醒，利奥和比请我照顾她，他们到门廊去取外套。待他们回来时，利奥似乎已恢复了他往常的交际能力。他深情地握着我的手。我也深为感动。
“你大有出息，”他对我说，“你很精明，要小心行事。不要贻误大事。”
“我不会的。”
“下次我们见面时该是你的结婚喜庆了。”他朝我挤挤眼。比站在一旁，在他说话时一直嘟哝着“再见”。他再次握了下我的手，然后把孩子抱起来，他们转身向大门走去。看他们的背影，那浑圆的肩膀上背着沉甸甸的孩子，宛如从沦陷的城市中逃出来的难民。
我发现布兰达正睡在大厅里的一张躺椅中。将近四点了，在这大厅中只有我俩和账房先生。起先我没有叫醒布兰达，因她脸色苍白，精神萎靡，我知道她一直不舒服。我坐在她身旁，将她的头发往耳后梳理，我不知怎样才能完全了解她，因为在她睡着时，我觉得我对她的了解并不比从照片上看到她更多。我轻轻推了推她，她半睡半醒地和我一起走出旅馆，进入汽车。
当我们驶出林肯隧道到新泽西州时已经是黎明时分了。我打开右尾灯，驶向三岔道口，前面是一片沼泽地，满是泥泞，斑斑驳驳，臭气熏人，这里好像是上帝疏忽的地方。我想起了上帝的另一个疏忽，利奥·帕丁金，本的异母兄弟。几小时后，他将坐在北去的火车上，当他经过斯加台儿和白原时，他会在打嗝时重品香槟酒，这酒香将长留口中。在他身旁的座位上，像另一个乘客似的，是他装灯泡的箱子。他可能在新伦敦下车，或者由于他见到那异母哥哥而产生的激奋心情，他将继续向前行进，希望在北行途中交上好运。因为这世界每个城市，每块沼泽地，每条街道和公路，都是利奥推销货物的场地。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继续前进到纽芬兰、哈德逊湾，直至图勒[格陵兰岛西北部村落]，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朝地球另一侧滑下去，去扣敲那俄罗斯草原上冰封霜冻的窗户。利奥已经四十八岁了，他已历尽沧桑。他辗转奔波，饱尝艰辛。不错，如果你到达新伦敦时，你的苦恼已填满肚肠了，那么在海参崴还有什么叫你害怕的事呢？
翌日，风吹来了秋意，垂柳的枝条抚摸着帕丁金家门前的草坪。中午，我驱车送布兰达去车站，她离开了我。
八
转眼便到了秋天。天冷了，新泽西的树叶也由绿变黄，一夜间叶子都掉了。星期六，我驾着车去看鹿。但我连车门也未出，因为站在铁丝网边风太大。我望着那些鹿，在朦胧的暮色中奔驰。稍一会儿，甚至大自然的事物，树木、云霞、草地、杂草都勾起我对布兰达的怀念，我驱车赶回纽瓦克。我们已经互通了一次信件，一个深夜我还给她打了电话。但通过书信和电话我们要真正了解对方有些困难，我们不习惯这种交往方式。那天晚上，我又打电话给她。她同楼的人说她外出不在，要很晚才回来。
刚回到图书馆，斯格培罗先生就来问我关于高更的书。一个颚骨突出的男人写来了一封讨厌的信，告发我的鲁莽之举。我只能以愤慨的声调胡诌一通，来为自己解脱。实际上，我甚至把事情颠倒过来了，斯格培罗先生一边向我道歉，一边领我到新的岗位，管理百科全书、自传、索引和入门书籍等。我的讹诈使自己也感到吃惊，我猜测我这种本领可能部分是从帕丁金先生那儿学来的，那天早晨，我听他在电话中声色俱厉地把格罗斯曼训斥了一顿。或许我比自己估计的更像个生意人。也许我能轻而易举地学会做帕丁金那样的人……
光阴荏苒，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黑孩子。一天中午，我看了一下书架，发现高更的书不翼而飞了，显而易见，最后是被高颚骨的人借走的。我想，如果那天黑孩子发现高更的书已不见了，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啊！会哭起来？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他一定会责怪我的，但我立即又意识到我把梦中所见与现实生活互相混淆起来了。事实上他找到了其他人，如梵·高、维米尔的作品……但他们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艺术家。很可能他已放弃了在图书馆的努力，回到大街上像威里·梅斯那样打棒球了。我认为他这样更好。如果你出不起路费，头脑中却做着大溪地的美梦，这又有何意义呢？
让我们看看，我还干了些什么呢？吃饭、睡觉、看电影、把破损的图书送到装订所——把以前自己干过的事再干一次，但现在的每一个活动都被屏障所包围，孤零零的，我的生活则是从一个屏障跳到另一个屏障。再也没有生活的活力，只有布兰达才能给我活力。
布兰达来信说她将来这里度过一星期后的犹太人节。我兴高采烈、简直想给帕丁金夫妇打电话，一吐我心中之快。然而一到电话机旁，刚拨头两个号码，我就知道对方肯定默然无声，即使对方有什么回答，那也一定是帕丁金夫人的话：“你要什么东西？”而帕丁金先生则也许早已把我的名字抛到九霄云外了。
那天晚饭后，我吻了格拉迪斯舅母，并劝她不要太劳累了。
“不到一星期便是犹太新年了，他认为我该休假，我一共有十口人。你以为鸡自己会把自己洗干净吗？上帝之恩，一年一度才有这么一个节日，我年纪未老却已像个老太婆了。”
其实格拉迪斯那时总共是九口人。布兰达来信两天后，又打来了电话。
“我的上帝，”格拉迪斯舅母喊道，“长途电话。”
“喂，”我说。
“喂，是我的宝贝吗？”
“是啊！”我说。
“怎么回事？”格拉迪斯舅母拉了一下我的衣服。
“怎么回事？”
“打给我的电话。”
“谁来的电话？”格拉迪斯舅母指着电话机话筒问。
“是布兰达。”我说。
“你说什么？”布兰达问。
“是布兰达？”格拉迪斯舅母说，“她干吗打长途电话，我的心脏病都要发了。”
“因为她在波士顿，”我说，“格拉迪斯舅母，请……”
格拉迪斯舅母走开了，口中喃喃地说：“唉，这些年轻人……”
“喂，”我对着话筒又说了起来。
“尼尔，你好吗？”
“我爱你。”
“尼尔，我有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告诉你。这星期我不能来了。”
“但是，亲爱的，那是犹太人的节日啊。”
“我的宝贝。”她哈哈大笑。
“你不会是找借口吧？”
“我星期六做实验，写论文，你也知道，如果我回家的话，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你能做的。”
“尼尔，我实在来不了。我母亲要我去犹太会堂，我连看一看你的时间也没有。”
“啊，上帝！我的布兰达。”
“怎么样，我的宝贝？”
“怎么啦？”
“你能不能到我这里？”她问道。
“我要上班。”
“是犹太人的节日。”她说。
“亲爱的，我不能啊。去年我没休假，我不能——”
“你可以讲你已信教了嘛。”
“除此以外，我舅妈要全家在节日共进晚餐，你知道另一方面我父母——”
“来吧，尼尔。”
“我实在不能休假两天，布兰达。我刚被提拔，加了薪——”
“见鬼的加薪。”
“宝贝，这是我的饭碗。”
“你准备一直干这差事？”她说。
“不。”
“那就来吧，我已订好了旅馆。”
“是给我订的吗？”
“给我们俩订的。”
“你能那样做吗？”
“可以，也不可以，人们是那样千的。”
“布兰达，你在引诱我。”
“就接受这引诱吧。”
“我星期三下班后立即乘火车赶来。”
“你可以一直住到星期天晚上。”
“布兰达，我不能，星期六必须返回工作。”
“你连休息日也没有吗？”她问道。
“我星期二休息。”我闷闷不乐地说。
“上帝啊！”
“还有星期天。”我加了一句。
布兰达又叽叽咕咕地说了一些话，但我都未听见，因为格拉迪斯舅母喝道，“你长途电话要打一天？”
“别作声。”我大声回敬一句。
“尼尔，好吧？”
“他妈的，就这样吧。”我说。
“你生气了吗？”
“我可不生气，我准备来。”
“一直到星期天。”
“以后再说吧。”
“不要难过，尼尔。听上去你有点难过。这是犹太人节日，我的意思是你应该休假。”
“对了，”我说，“不管怎么说，我是个正统的犹太人。我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
“这就对了。”她说。
“六点左右有火车吗？”
“每小时都有。”
“那我乘六点的那班火车。”
“我在火车站接你，”她说，“那我怎么认出你呢？”
“我装扮成一个正统的犹太人。”
“我也照此办理。”她说。
“晚安，爱你。”我说。 当我将离家去欢度犹太人新年的消息告诉格拉迪斯舅母时，她哭了起来。
“我还在忙着为你们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呢！”她说。
“您就继续准备吧。”
“我怎么对你的母亲去说呢？”
“我自己会告诉她的，格拉迪斯舅妈。您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安……”
“等你有一天组成小家庭时，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
“我现在就有家庭。”
“怎么回事啊，”她擤擤鼻子说，“那个姑娘连假日期间也没有时间去看望她的家人？”
“她在学校念书，所以不能——”
“如果她真正热爱自己的家庭的话，她就会挤出时间。我们总不可能活六百岁。”
“她很热爱她的家庭。”
“总有一天，你将咬紧牙关去探望家庭的。”
“格拉迪斯舅妈，你不理解我。”
“那是很自然的，”她说，“要是我也二十三岁的话，一切就可理解了。”
我走去与她接吻，但她说：“走开，你快去波士顿……”
第二天早上，我了解到斯格培罗先生也不想让我在犹太新年时休假，然而我使他气馁了，因为我对他暗示，对我休假两天的冷淡态度就是不公开的排犹主义，但总的说来他还是比较好说话的。午饭时，我散步到佩恩车站，买了一张去波士顿的火车时刻表。接下去的三个晚上，我睡前都在床上研究这张表。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