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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让他在生活中无处藏身。在不远的将来，她和丈夫的脸上经常会被涂满各种油彩，像劣等动物似的被拉到各处展览。孩子每天都会受到不小的惊吓。唯一的好处是，她轻松地给他断了奶。她在两只乳房上涂了些红墨水，他立刻止住了饥饿的啼哭。
日新月异，或蹉跎岁月。他也只能变得越来越敏感。以至它成了他的粮食，不然，他便活不下去。他对它由害怕变成了依赖。
难怪母亲说，敏感是他的宿命。
嘲笑和捉弄一直没有停止，即使他已长大成人。大家不相信还有见血就晕的人，这太可笑了，他们说，他如何跟一个女人度过她的初夜？除非……他们暧昧地笑了起来。试想，一个男人，哪天不同血打交道呢？又怎么能不同血打交道呢？比如要宰杀那些买来的用作食用的动物，要喝酒斗殴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荣誉和尊严而战。有时候，城外不远处的那片荒地上还会执行枪决。他们会欣赏到子弹如何让人体一阵痉挛，然后扑通倒下，在血液中慢慢融化。此外，还有电视和印刷品上的画面和图片。斗殴，杀人，交通事故，乃至战争，爆炸，恐怖袭击。他们对此津津乐道。他们说，你真的从不看那些新闻、电影和画片吗？有时候，他们会跟他玩一些恶作剧。如果他晕倒了，他们就大声尖叫，忙成一团，当然是一边忙一边笑着。他们觉得他就像一个孩子那样可爱。他们喜欢在孩子面前，显示他们的成熟和优越感。
有一次，他病了，需要从静脉注射。当护士把针头从他的手臂静脉推进去时，他再次晕倒了。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女人的怀里。护士没有惊叫，也没有嘲笑他，一副学识渊博的样子，有如他的母亲。她用她的学识和柔情包容了他。他竟然觉得正在源源不断滴进他体内的液体让他感到凉爽和轻松。他羞赧地朝她笑了笑。她也朝他笑，示意他别乱动，一直把那瓶生理盐水挂完为止。他问，我还要来吗？她说，要连续注射三天呢。他步履轻快地跟她告别。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又晕倒了两次。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怕，仿佛晕倒不过是他的一次深呼吸，对生命是有好处的。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他不禁惊喜万分。后来，他们慢慢地说着话。他跟她谈他的童年，他的皮肤下面那些蹦跳不已的蚂蟥。她也谈了她的童年。她说，跟他相比，她的童年就平淡无奇了。他说，我情愿要你那平淡无奇的童年。这时她的手就游进他的手心。她怕自己不小心伤害了他。她说，你是多么的难得啊，我们一直生活在坚硬和麻木之中，可你仍像一个婴儿般透明，含羞草一样敏感。
他们密切地交往起来。和她在一起时，他很自在。就像鸟在空气里。他愿飞就飞。她总是那么抬起眼，笑眯眯地望着他。后来她也飞了。原来她也有一对小翅膀，毛茸茸的，藏在那里。开始，她飞得不是那么利索，需要他帮她。她还有些不好意思。好像从来没将这对翅膀示人。但她很快就飞得很好了。他们把翅膀放平，让身体在空气中滑翔。如果把空气拍打成波浪形，他们就可以向更高的地方飞去。他们暂时地离开了地面，离开了医院，离开了那间他把自己囚禁起来的屋子。她跟他说，她不喜欢医院，不喜欢那里的气味，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不喜欢那里的院长和主任。她说，有一次，院长叫保卫科的人趁夜把一个会引起麻烦的病人从医院里扔了出去。第二天，有人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他的尸体，经鉴定，他是从医院里逃跑自杀的。就是那些病人，也令人难以忍受。他们频繁地出入其中，认为有医院就可以放心地活下去。他们把医院当成了赎罪和卸掉某种责任及包袱的场所，从外面进来时，他们还愁容满面，而当他们出去时，又谈笑风生对人生指挥若定了……他和她坐在那里，对身后的现实发出了无所顾忌的嘲笑。生活是一只庞然大物，但现在他们一点也不畏惧。
一天，他兴冲冲地去找她。除了艺术，只有爱情是永远欢迎敏感的。这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宝藏。但在往日他看到她的地方，没有她的踪影。他坐在那儿等，等了一整天也没看到她回来。第二天他又去。她还不在。他向人打听，可他们说，他们这里根本没这个人。他想这些人真会开玩笑。他找到她的知道他俩在恋爱的一个同事，回答竟然是一样的。他几乎要疯了。他说，怎么可能呢？几天前你还看到我们手拉着手出去。她的那个同事说，对不起，我也从来没看见过你！他说，你连我的名字都知道了。对方断然说，我不知道。他又到别的地方去打听。他每天都去，一天去好多次。他甚至去找了院长。院长说，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人事部查查。人事科科长以无比的热情打开了档案室的大门，说，你自己找吧。自然，他不可能找到有关她的任何纸片。
她失踪了。
一个人的历史被抹去竟是这样容易和莫名其妙。
为了怀念他的这次唯一的恋爱，他试着用针管扎自己的静脉，就像她曾经做的那样。他把针头深深地扎进去，然后松开手，血液立刻流进针管。在眩晕中，他仿佛重新看到了她天使般的微笑。每当他想和她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做。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来往。那是他们的一条秘密通道。
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怕看到出血的人，他最终会在血液中找到宁静。正如一个人，因为老担心自己杀人，结果杀人如麻。他用刀在对方的身上乱砍一气。他杀死的是他的恐惧。不同的是，有的人把刀指向了别人，有的人把刀指向了自己。
他想起了第一次用菜刀划开自己手指头时的情景。菜刀的重量让他很不顺手。就像一个拗口的句子。实际上，那是一次毫无自杀意识的自杀。也就是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死亡的存在，他的自杀和死亡无关。他不过是在做一次实验。他想，一切都是因血液而起，如果把体内的血液像池子里贮存的水那样放出去，那他就获得解放了，不再受血液的控制和操纵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它的闸门。虽然身体上到处都是可能打开的缺口，可事实证明，他并没有找到最关键的。他曾问过母亲，它在哪里？
现在，他当然是早已知道了。他不断地向它靠近。在靠近它的过程中，他感到了无比的骄傲，因为他并没有变得麻木。他可以跟母亲，还有那个他每天从秘密通道去和她会面的女人说，他们的宝藏越来越大了。在一次又一次冷静地思考之后，他把门关好，拿出早已备好的刀片，在手腕上轻轻一划。
他看到血液像千军万马，缓缓冲出了闸门。
读者来电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人说我在某篇小说里丑化了他的形象，我写的就是他。他要到法院起诉我。
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
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在某次会议上见过一次，他给过我一张名片。我也给了他一张名片。
他说，他仔细研究了我的小说，气愤地发现我影射了他。
我说，何以见得？
他说，他发现我极其阴险地把小说中一位主人公的姓和名的第一个字母，安排成他的姓和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下一个。
他的表述比较费劲，但我还是听懂了，即，如果他的姓和名字各音节的第一个字母是Ａ和Ｍ，那么我小说中的那个倒霉蛋（现在看来，倒霉的很有可能是我）则是Ｂ和Ｎ。
我说，这是巧合。我想，这样的读者真古怪，大概是在拿显微镜读小说。而且还是有折射功能的显微镜。如果没有这种显微镜，大可以开发研制。
他冷笑一声，说，巧合？太巧了就不是巧合吧？那就是蓄意了，是你所谓的“精巧”构思了。
我笑了，说，我干吗要攻击你？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他说，我怎么知道啊，说不定上次开会时我得罪了你，你就怀恨在心了。
我说，除了交换名片，我们总共说了不到三句话。仔细想来，其实就是两句，第一句是你好，第二句是再见。你干脆点，我写了你什么？
他说，比如和学生谈恋爱的那个情节。
我说，老师和学生谈恋爱的事情，生活中有的是。
他说，问题是，那个细节，只有我知道。
我说，你怎么跟你的学生谈恋爱我不管，我小说里这句话，也是根据当时的情境想象出来的。
他说，问题是，你歪曲了我的本意。
我说，我们能不能先划个界限，不要把我笔下的人物和你混为一谈。
他激动地说，对他来说，没办法不“混为一谈”！太明显了！谁都一眼能看出来！你的小说发表后，我的很多同事都看到了。他们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
我说，他们怎么知道是你？
他说，你看你，还在装糊涂，你不是都写了吗？我老婆发现了我和女学生的关系，找领导反映情况，到系里跟我吵，都弄得我没脸见人了。你这人，写都写了，干吗不承认呢？还有抄袭，你也不该写。其实我也知道，抄袭是不对的，谁不知道呢？可谁都在抄，你又怎么样？为什么你偏偏就把我给写了呢？
我说，既然教授们抄袭是那么普遍，你怎么认为我写的是你呢？
他笑了笑，说，我虽然不会写小说，但也知道，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是不能虚构的，好像有人这么说过，对吧？
我说，你还挺懂啊。
他说，幸亏我懂，不然被人刺了一刀我还不知道是痛是痒呢。
我说，我哪里把你弄痛了？又哪里把你弄痒了？
他说，我真搞不清楚，你怎么对我的秘密知道得那么多。我都怀疑你在我家里安装了摄像头。说实话，看完你的小说我差点报警了。我仔细检查沙发、茶几和书房角落，看是否找得到监视器之类的东西，问老婆最近有没有可疑的人来过家里。我那篇论文，除了你，没有谁能看出来是抄的。我采用了一些非常技术的、隐秘的手段，而你在小说里把它们全写出来了。我敢肯定，有不少人，尤其是大学教授或学生读了你的小说之后，马上会如法炮制。你说你多么恶劣！难怪上面要规定，文学作品不能把犯罪的过程和细节描述得那么详细。我就是把这个理由端上去，法院也会判你有罪。
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无聊，居然还冠冕堂皇起来。我也不客气了，说，难道你想在法庭上说，你搞了女学生，剽窃了别人的书稿，而且还理直气壮？你要打官司，我奉陪。
他说，别以为你写的是小说，法院就不会受理。现在，小说侵权的官司可多了，这说明法律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你这篇小说，不仅仅损害了我一个人，而且损害了广大教授们的形象。
我说，可笑。
他说，一点也不可笑。你忘了，以前有个女作家，写一个人变成了牛，结果被判了刑？你说，一个人，再怎么坏，也不能变成牛，对吧？你们作家，脑子都比较乱，还有一个人，把人变成了甲虫，居然成了大师！就说那个把人变成了牛的女作家吧，虽然她没写真实的姓名和地点，可她还是输了官司。她坐了牢。对方很快把她告倒了，因为事实明摆在那里，他没有变成牛。而且他还证明，他根本没干过小说里写的那些坏事。当时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场景，女作家找了许多老百姓证明对方怎么怎么坏，原告则到乡政府打了个人格证明，证明他政治觉悟高，是先进个人、新长征突击手，到了法庭上，双方都出示证据，法庭似乎难作决定，但原告律师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他说，到底是村民的话有说服力，还是乡政府的公章有说服力？
我说，我知道那件事。但我觉得，那个女作家落入了某种圈套。其实她根本没必要去证明什么事情的真假，因为她写的是小说。
他说，你很天真啊。跟你说，在法律上，并没有“小说”这个概念，只有“文字作品”。
我说，毕竟，法制建设也在进步嘛。
他说，要进步也是向我这边进步，而不是向你那边。如果我跟你打官司，我们学校，还有相关的教育部门都会给我开证明。我每年都被评为全校乃至全市先进教师，就是国家级的奖项我也拿过好几次。我的照片常年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我说，难道你忘了，你跟那个村干部不同，他想证明他不坏，而你恰恰相反。如果你真的起诉了我，你希望他们给你出具什么样的证明呢？证明你搞了人家女学生并剽窃了别人的书稿么？
他说，对，就是这样，我跟女学生谈恋爱，是我的隐私，也是我的自由，我和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没权力干涉，我抄袭一下别人的书稿，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谁都在这么做，又有什么错？难道你不懂得罪不责众吗？
我说，那你给我准备了一个什么罪名呢？
他说，你这是跟大多数人过不去！你孤芳自赏，自以为了不起，你具有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像你这样的人，迟早会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抓起来。
他又说，你们作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剽窃的是论文，你们却剽窃了生活。
我说，你还挺幽默。
他严肃地说，这不是幽默，从这个角度说，你们要永远站在被告席上。
我说，照你这么说，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那些暴君或暴徒，倒应该是历史学家了？——也许事实的确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是个记者，有一次，没经批准在网上发了一组灾难图片——你知道，在那次火药爆炸事故中，有几十个小学生被炸死。几天后，一帮警察忽然闯进他的住所，搜出了一包雷管——天知道它们是哪里来的。他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虽然不久又被放了出来，可他失去了工作。
他说，是啊，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多好人好事你为什么不写？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些乱七八糟鸡毛蒜皮的事情？一篇好小说，应该是光明的，向上的，要从大局出发。要讴歌，要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