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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总之她在新学校里也越来越孤立了。这种孤独感像钢锉一样锉着她。上课时她常常走神。答案老是讲错。有时候课上到一半她会忽然跑到门外去一站就是老半天。学生的考试成绩让家长很不满意，他们开始联名向学校告状。
虽然别人不理她，可她却偏偏要向别人靠拢。看到别人在说话，她马上过去问道，你们又在讲我吧？或者说，要不，你们讲讲我吧。
有一天晚上，学校的所有老师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短信：求求你，请你骚扰我。
怪 病
小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老实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年，乡里来动员他老婆小花去结扎，小花吓得躲起来了，乡干部进了门，问他小花去了哪儿，他指了指楼上，说躲在楼上的谷具里。
卖粮食之前，他总要把粮食仔细地挑选，担心里面有石子硌人家的牙。卖猪时，别人都要特意把它喂得饱饱的，半夜爬起来喂一次，天刚亮又爬起来喂一次，看到它胀出了屎尿，心疼得要命，恨不得用手捧起来重新塞回去。小根却跟平时一样，该怎么喂就怎么喂。猪停下来翘起尾巴拉屎，他也很高兴，说，呀，真懂事，临走还留下肥料。
可不管他和老婆小花怎么省吃俭用，怎么起早贪黑，家里的收入并不怎么样。儿子高中毕业后，跟人学木匠去了。儿子没考上大学，他既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儿子还要做农民，高兴的是他不用为儿子筹学费。当然，他没有把他的高兴表露出来。所以当别人说他老实巴交，他不免露出疑惑，他想我老实吗？他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老实的。
正在他盘算着做点什么的时候，爹病倒了。其实爹也是快七十的人了，再不病倒就成精怪了，只有病倒了才说明他还是个人。病了就要治，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爹死。把爹送到乡里的医院，查不出是什么病。送到县里的医院，还是查不出来。他豁出去了，干脆把爹送到了省里的医院。这一下，病查出来了，医生说，这种病很少见，一百万个人里面才可能出一个。他一紧，心想爹果真不是凡人，他问，能不能治好？要多少钱？医生说，试试看吧，但治病不像卖东西，一下子能说出个价钱来。
结果他就跟爹那怪病耗上了。爹的病像是一个洞，他眼睁睁看着家里的钱一点点从那个洞里跑了出去。先是枕头下的，藏在袜子筒里的，墙缝里的，后来是信用社的折子上的，儿子做手艺的，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再是家里的猪、鸡、牛、谷子、棉花、芝麻，还有小花的一对金耳丝，它们也都变成钱从爹身上的那个洞里跑掉了，可爹的身体并没什么好转。他吃了一惊，心想说不定爹身上是一个无底洞。开始还准备向亲戚借，但这样一来，他就不借了。他瞪着爹身上的那个洞，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狠，要把他们一家人怎么样。
没有钱，医院就停了药。药一停，爹身上的洞就越来越大，爹整天在那洞里叫唤。他对爹说，让它叫，让那个病在洞里饿死就好了。爹很赞许他的想法。很快，医院把爹从病房里赶了出来。他到外面去买了两只馒头，回来就没有看到爹，后来才在走廊尽头找到。他再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他的哭声惊动了一个记者。记者天天要四处找报料。第二天，医院的这种非人道的举动上了报。小根和他爹非常幸运地成为被报纸关注的人物。还有那个病。后来事情之所以越变越大，完全是因为那是一种怪病。不是那怪病，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几乎天天有，谁会那么关心呢。有关方面组织专家来讨论这到底是什么病，社会各界也开始关注事态和病情的发展。迫于舆论压力，医院只好重新收治了小根他爹。慈善机构开始给老人捐款。尤其是一些企业家，不失时机地把捐款和写有他们企业名称的匾额送到病房，送到记者的镜头下。那段时间，各家报社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情况的报道。
让记者不解的是，小根一直坐在爹的病床前，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有人暗示要跟他握手他也没反应。许多人在等着他说点什么。为此记者早已举好了闪光灯，或准备好了录音笔，只等他抬起头，眼含热泪说一点什么。
后来，有一个记者终于忍不住了，提醒他说，你怎么不说点什么呢，比如说对所有关心你和你父亲的人说声谢谢之类。谁知这时小根忽然抬起头来，说，你要我感谢谁？感谢医院吗？他们曾把我爹赶了出来，感谢你们记者吗？说实话，你们天天缠着我，我一看到你们就烦，感谢捐款的那些企业吗？他们无非是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做广告，其中有一家，我买过他们的东西，才用了三天，就坏了，找他们退，他们理都不理。还有一家，天天把污水排到我们村子里。我不要你们的帮助，我又不是叫花子，我在医院里打开水时，听医生说当医院要他们捐款时，他们说，就当给了路边的叫花子！不，我不说，我说不出，我卖粮食给你们，你们感谢我了吗？我把谷子挑了又挑，怕硌了你们的牙齿，你们感谢我了吗？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拿那么低的收入，你们感谢我了吗？
当然，这次采访没有被记者报道出来。
哭泣比赛
××区委会为了做出政绩，吸引媒体的注意，决定在××节前夕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哭泣比赛，主题是，给参赛者一个表达对生活感恩的机会。
接到比赛通知，永仁村居委会就忙开了。居委会工作人员在王大妈的带领下，开始积极地物色和商讨参赛人选。有人说，应该推荐来运街的福贵去参赛，因为福贵这几年做生意发了大财，他不对生活感恩谁对生活感恩？可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福贵现在腰缠万贯大腹便便，他是否哭得出来？有人见过，他经常躺在按摩院里，两个小姐在他身上踩来踩去他都不哼一声。又有人提出，让翠花街的万代兰参赛，万代兰儿子去年考上了清华大学，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后来报社一宣传，学费都有人帮她掏，她是不是应该对生活感恩呢？再说她是个女人，哭起来也容易一些。不过也有人反对，说打从记事时起，她就没见万代兰哭过，那时万代兰丈夫喝醉了酒经常打她，但万代兰就是不哭，她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送这样的选手去参赛，无疑是很冒险的。后来还是王大妈自己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她一拍大腿，说，我看灯笼巷的刘美枝倒是很会哭的，你们看，这几年她家里连遭不幸，先是她和丈夫一起从工厂下岗，丈夫做生意又被人抢劫打断了腿，女儿在外面打工杳无音信不知死活，现在她每天都是到菜市场捡烂菜叶生活，买大米都是买发了霉的，一想起女儿来，便把脸一仰，不管在哪里总要哭几声，她可以从早哭到晚，有时候半夜还在哭，叫她去参赛，我们居委会肯定会得奖的。但马上就有人反对，说这是感恩哭泣比赛，又不是比谁的命运悲惨。王大妈说，不管是感恩还是悲惨命运，哭起来还不是一样的，都有眼泪鼻涕，谁看得出来？大家觉得王大妈说得有道理。哭跟笑不一样，笑有忠笑和奸笑，忠笑像面饼，全心全意扑在脸上，奸笑则是一丝丝的，像狐狸的尾巴。可哭怎么分得出来呢，只要是真哭，是分不出来的，眼泪和鼻涕都是货真价实全心全意的。就这样，大家一致举手通过。
可即使这样，王大妈还是有些心虚，有拿假冒伪劣产品去蒙人的感觉。为了培养刘美枝对生活感恩的心理，她跟大家商量好，决定给刘美枝一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她向刘美枝许诺，如果她在比赛中为大家争了光，居委会除了奖励她三千元现金，还会帮她和残疾丈夫找份工作。就是她那失踪的女儿，居委会也会利用各种线索去寻找。她一再叮嘱刘美枝，这段时间，你啥也别干，一心准备比赛。为防万一，大家还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叫她比赛前把双手放在辣椒水里泡一泡，到时候万一被卡住了就用手抹眼睛。为了心里有底，大家还叫刘美枝现场试验了一下，果然，只要一想起家里的伤心事，刘美枝就呜呜咽咽，眼泪叭叭掉个不停。
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了，王大妈她们兴冲冲地送刘美枝去参赛。现场人山人海，好多媒体的记者也到了。领导讲话和组织者致辞，大家都没怎么听进去，前几位选手的表演，她们也听得心不在焉的，不过是些儿子上学没有钱，受到了资助，或丈夫下了岗，被重新安排了工作之类，还真的有一个男选手，他说他妻子如何如何。由于对比度不大，也就没有什么回肠荡气的东西。他们的哭声干巴巴的，有的甚至还露出了笑的马脚来。
轮到刘美枝上场了。王大妈稳操胜券地坐在那里。她看到，刘美枝的脸上有忧郁，也有喜悦。这很好，正是比赛所需要的。刘美枝开始讲她家里的悲惨故事。她讲她和丈夫刚下岗时的恐慌和茫然，讲丈夫被抢和受伤时的无助，讲女儿杳无音信时的绝望。末了她说，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居委会王大妈已经答应我如何如何。这时王大妈恐怖地看着，刘美枝不但没哭反而傻笑了起来，她笑道，如果那样，就好了。王大妈急了，忙暗示她哭，暗示她用手抹眼睛，可刘美枝在用手抹眼睛之后，依然没有眼泪。
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刘美枝把事情讲得很动情，可因为没有哭，她的成绩也就不及格。
等刘美枝走下台来，王大妈气愤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哭，刘美枝说，一想到那些好事就要实现，我高兴都来不及，哪还会哭。王大妈又说，那你的手呢？难道你没有在辣椒水里泡过手吗？刘美枝说，我泡了，我泡了一整夜，可它对我的眼睛根本不起作用。
刘美枝只关心一件事，她说，王大妈，你们的许诺什么时候能实现？
王大妈没好气地说，做梦吧你。
这时刘美枝倒像个孩子似的忽然没鼻子没眼地哭起来了。
食 客
我是个摆摊的。每天，我把帽檐扯得低低的，蹲在那里，打量着过往的行人。这是我们县城闹市区的一条街道。每天上午十一点以后，它就渐渐喧闹起来。各个机关单位里的人慢慢踱到这里来，到饭店或酒楼找包厢坐下。他们夹着公文包，打着手机，口里说着一些数量词和方位名词。不一会儿，各个临窗的包厢都已经坐满了人，空调开始往下滴水。油烟滚烫的声音使得空气微微颤动。曾经有一个上面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刚拿起筷子，忽然叹息了一声，说，要是有蛇肉就好了。时值寒冬腊月，蛇都冬眠了，但我们县的领导足智多谋，结果第二顿饭开席时，便端上了冬眠的蛇肉。
见时间差不多了，我便把摊子交给老婆照看，一溜烟跑回家，洗了把脸换了身像样点的衣服。我的衣服口袋里还备有几只不同型号的酒杯。我朝老婆眨了眨眼睛，仿佛对她说，现在，该我上场了。
我掏出酒杯，推开包厢的门，里面的人马上给我斟满了酒。真是好酒啊，一股浓香直扑我鼻孔。我说，我敬大家一杯。他们说客气了客气了。我与他们碰杯然后一饮而尽。接着我推开了另一个包厢的门。他们很客气，不但给我斟了酒，还叫服务员拿来碗碟叫我坐下。他们说，那边你就别去了，先吃点东西再喝。真是好人。我跟他们一起喝酒，吃菜，聊天。我和他们好像天生就熟。我暗暗吃惊，对自己说老兄你行啊，没想到你也是个搞行政的料！酒酣耳热时，我没忘了对服务员说，准备一份盒饭。自然没人问我是带给谁。因为他们中间也有人另要了盒饭。
刚开始，我把盒饭带给老婆，她还紧张地问，能吃吗？我说，不能吃我带给你干吗？她还是不敢吃。我说，你打开来看一下。她说，真香。她狼吞虎咽起来，很快就把饭菜一扫而光。我看了不禁心酸。她喜欢吃饭店里的菜。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她最大的理想就是，什么时候，一家人到一家大饭店里海吃一通。但每当我们痛下决心准备实现这一理想时，她又临阵脱逃了。现在，我带来的盒饭让她多少尝到了理想的滋味。她舔了舔嘴唇，问我，你害怕吗？她又说，你脸红了没？我说，我做好事的时候才脸红，比如在车上给人让座，我一站起来，大家都盯着我，我的脸就唰地红了，而做坏事，我是从来不脸红的。她听了咯咯笑起来，说，现在好了，我天天可以吃上饭店里的饭了！
此后，我就基本上天天到饭店或酒楼里去混酒喝，并且还带一个盒饭回来给老婆。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很奇怪，我摆的地摊和那些饭店仅一步之遥，他们进去之前，大多要从我面前经过。而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和职务，因为他们一边前呼后拥一个人叫他×局长，一边又私下里直呼其名。这样，我就能在跟他们喝酒时毫不费力地准确地称呼他们。我甚至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呢。我今天在这家酒店，明天在那家酒店。各家酒店的老板和服务员都认识打着领带的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打领带在我们小城十分流行，人们判断一个人的身份的常用标准，就是看他打没打领带，打什么样的领带。一个人再穷，也不能穷了领带。它就像我们县城的街心花园，虽然我们是全省最穷的县，可街心花园在全省是最好的，听说每年光维修费就不下百万。
在包厢里，我被他们介绍成各种身份的人。有的说我是全县有名的企业家，有的说我是××局的当权派，有的说我是县委书记的红人，有的说我是××银行的信贷科科长。不管他们怎么介绍，我都微笑点头。其实我早已发现，他们这样或那样介绍我，无非是为了往他们自己脸上贴金。这是微妙的心理学，很多人不懂。
有一段时间，县里新上任的纪委书记要砸我的饭碗。他多次在常委会上提出，一定要狠刹吃喝风。每天他都带着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