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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父亲仁宗三年的丧期还没出，就急不可待地派人去某藩属国选美。该国国王大为诧异：“（仁宗）初丧，（宣宗）使人求女，意实急急。”在国丧期间选女，显然与传统的“君德”是大相违戾的。
据明英宗天顺朝阁臣李贤提供的可信材料，宣宗很喜欢修炼这一套把戏。宣德年间时有个叫常中孚的，做了一个巡检的小官。传言说此人身怀奇术——能“煮白金”（煮非煮酒之煮，乃指煮炼，是一种化学工艺，煮白金就是烧炼白银的意思），谁家宝玉之器损坏了，他能修补如初。宣宗听说他的大名，便把他找来，要试他本事。后来宣宗一高兴，授他正五品的吏部郎中之职，并经常召他进宫，还专门为他在宫里造了一处场子，方便他行其密术。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外人自然是“闲人不许入内”，就是宣宗非常亲信的太监也不得一窥究竟。
身为天子的宣宗，当然不在乎江湖烧炼的那几两银子，恐怕主要还是炼丹。丹药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汞也就是水银，是剧毒之物。人长期服食硫、汞这些毒物，对内脏及神经系统将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损伤。据祝允明《野记》记载：宣宗曾乘一时之怒杀了两名小太监。怒气消后，方觉死者无辜，死得可怜，但悔之无及矣。一日在宫中游幸，突然瞪大眼，指一处大叫：“那厮又在此！”即命取弹丸乱射。左右不知何故，奇怪地问：“那是什么？”宣宗惊魂未定，喘着粗气道：“就是被我杀死的两个太监，他们见朕来了，伏在那里，一言不发。”但左右什么都没有看到。以后这样的怪事愈发频密，直到宣宗晏驾。这恐怕就是宣宗在中毒之后出现的幻觉。
仁、宣二帝，一位活了48岁，一位活了38岁，都是猝死。《明史》本纪对仁宗的评价是：“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意思是仁宗如果能多活一些年，他一定能实现明代的文景之治。其实仁宗在位虽然未及一年，人们已将“仁宣之治”的美冠加冕于他。
对于宣宗，《明史》的评价更为具体，说他“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称赞宣宗“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说宣宗是能继述祖宗美德和事业的好皇帝。故后世将宣宗与仁宗联在一起，合称仁宣之治，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那么仁、宣二帝服食丹药的内幕，是否要颠覆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呢？并非如此。史书中的皇帝多不像“人”，只是一具被包裹在圣君金纸之下的、没有内心世界的偶像。正史当然不会记载仁宗死亡的真相，但我们却从关于他死亡之谜的种种猜测中，看到这位皇帝生活的不幸——20多年唯谨唯危、险象环生的太子生涯，严苛暴虐的父亲、强势的妻子、不友的弟弟、争宠的妃嫔和他本人软弱的性格，这都驱使他去“仙药”中寻找片刻的安宁。而我们透过宣宗“英姿睿略”的形象背后，看到的是一个富有情趣、性灵而多欲的纨绔形象。这些与躺在帝王宗庙里的那幅画像综合起来，才构成一个立体的“人”，使我们得以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真实帝王。
一个县令的1635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早晨，太和县县令吴世济像往常一样早起，打算在县衙内用完早餐后，就去城内巡查。属下的一个紧急报告，让他立即放下碗筷：“流寇”接近城下！
“流寇”来袭的传言终于成为现实。为此，他已经在惴惴不安中准备了半年。
此前一年六月，在溧水县做了六年“教谕”（明清时期县一级政府负责教育工作的官员）的吴世济，被任命为凤阳府颍州太和县新一任县令。能够获得升迁自然是一件喜事，可吴世济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这个月，在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的指挥下，官军一度将李自成、张献忠等逼得走投无路，但最后时刻，陈却中了李、张的诈降之计。自七月开始，缓过劲儿来的农民军重新迅速发展，河南的形势越发严峻。太和县在凤阳府的最西端，一旦农民军由河南东进安徽，太和必然首先成为进攻的对象。
刚一上任，就要考虑如何抵御“流寇”，显然非常棘手。而作为一个新到的“外来户”，吴世济也很清楚，像抵御“流寇”这种事情，他必须先征询一下当地士绅的意见。
所谓“士绅”，在明清两代，主要是指享有科举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识群体。这些人，要么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要么是考取了科举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常只能到县一级政权，而县以下大大小小的村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由士绅阶层来维持的。长期混迹于基层的吴世济，当然清楚这些人的分量。
按吴世济最初的打算，抵御“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请官军驻防太和县。不过出乎预料的是，他请来的“地方精英”们都不认可这个建议。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明军军纪太差，“兵之祸甚于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见，吴世济只好放弃请官军驻防的计划。
其实以吴世济的经历，又何尝不知官军军纪涣散、为害地方？只是连正规官军应对“流寇”都很吃力，在没有官军驻防的条件下，太和能守住么？
备战
自崇祯七年八月开始，昔日平静的太和县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巩固城防、编练民兵、修造武器，在知县吴世济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正式揭开太和县备战大幕的，却是一篇关于太和县境内“西人”的告示。
吴世济所谓的“西人”，是指在太和县境内侨居的山西、陕西商人。自十六世纪起，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大明朝的商人们也活跃起来了，晋商、陕商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团。凤阳府地跨江淮、毗邻楚豫，是当时商品由东向西运输的主要通道，因此凤阳府境内落脚的外来商人颇有一些规模。而当同样起于山、陕的农民军大军压境时，侨居在凤阳府的山、陕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来了。
“西人”处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太和县民心的稳定，因而吴世济把其作为备战之初的首要问题。在这篇名为“查编流寓”的简短告示里，吴世济首先安慰了下太和县境内的“西人”：“尔等侨寓已久，应无不肖之心”。不过，这位知县很快就露出了发告示的真实目的：在太和境内落脚的山、陕商人，须将自己“作何经营生业，寓何集镇处所，系何原籍姓名，详注一册，送县严查”。当然，吴世济也没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许趁机作乱，迫害西人。
备战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也是最让吴世济头痛的是：没钱。
这个时候缺钱的，可不仅仅是太和县。明末内忧外患不断，各类开销剧增，于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税，基层政权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上“输血”：除了向农民征税，像太和县这样基层政权还要尽可能地削减各项开支。吴世济刚一上任，就发现县衙账上可用的银两，连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祯七年，太和县应上缴的各类赋税，总额已超过白银一万两。
“此民穷财尽，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祯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吴世济向上级提出“申请截留”，因为在太和县应上缴的赋税里，此时还有最后一小批尚未运走。
申请发出后，吴世济立刻陷入焦急的等待中。留给太和县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守城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早晨，吴世济心情颇为烦乱：申请截留的公文已经发出去七天了，却仍未有回复；紧接着又有流言称：一支八万余人的农民军正向颍州、太和方向进发；昨夜，他又接到报告：与太和相邻颍州方向硝烟滚滚、火光一片，颍州城怕是已经失守了。
不过吴世济没有料到想到：就在他吃早饭的时候，进军神速的农民军已经进入了太和县境内。
吴世济接到报告，立刻率人赶到城头督战。从城楼上望去，只见尘土飞扬之中，一支穿红骑马的农民军直奔城下而来，“衣饰华整，皆挟强弓劲矢，兵刃森列”，这是吴世济对这支农民军的第一印象。不过这位县令很快就发现，眼前的这支部队总共也就二千人左右，远非之前所称的八万。“贼不过张其数以虚声恐吓我耳，”看到“流寇”数量远比预想的少，吴世济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些许。
就算区区两千人，应对起来也不容易。守卫太和县的乡兵义勇，都是从普通百姓中临时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既没受过多少正规军事训练，更无实战经验。仗尚未开打，很多乡勇义兵就被农民军的阵势给吓住了。
关键时刻，以生员（秀才）、举人为主的士绅阶层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门，负责守城门的生员侯功鸿，见手下人被“流寇”攻势吓得手足无措，立刻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以壮军威；在东门，生员关寓卷见有奸细准备从水道中入城，不顾城上飞如雨下的矢石，亲自下到城中的水道中将奸细擒杀。士绅阶层身先士卒，民兵们自然士气大振。在生员赵志鸿负责守卫的南门西角楼，马夫孙学诗见登云梯攻城的“流寇”中，有一人看起来像是头目，立刻举磨盘向其奋力一砸，将其击毙于城下。
没过多久，吴世济就接获下属报告：太和县马夫孙学诗在守城过程中，用磨盘击毙了匪首王自用。
王自用，陕西绥德(一作宜川)人。崇祯元年，王自用与“混天王”等起义，号“紫金梁”，为王嘉胤部属。崇祯四年，王嘉胤战死，王自用率残部东山再起，并凭借自己强劲的实力，被当时的三十六营义军推为盟主。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击毙于太和县城下，吴世济在接到报告时也不大敢相信，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把“毙紫金梁于城下”做为重要战果向上汇报。
凭借着官、绅、民齐心协力，太和县顶住了农民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在五次攻城未果后，农民军遂于十七日从太和县城下撤离。“流寇”撤出了太和县，吴世济稍微缓了口气。
但吴世济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流寇”刚刚退去，新一年的税收任务又下来了。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征收赋税，显然让吴世济左右为难，这位知县唯一能做的就是：拖。
迎官军
随着“流寇”退去，太和县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不少。经过一番与农民军打交道，吴世济发现，农民军远没有传说中的可怕，在一月底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吴世济就称农民军“语言装束，直同儿戏”。作为帝国官僚体系最低端的官员，吴世济此时是以一种蔑视的心态看待“流寇”。
同是在这个时候，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崇祯皇帝，看待“流寇”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
在凤阳府下辖的五州十三县里，地位最重要的当属凤阳县。凤阳县是朱元璋父母陵墓的所在地，又有“龙兴寺”等朱元璋早年的故迹，被明王朝统治者视为“龙脉”所在。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正月十五这天，却被张献忠用半天时间就攻陷了。
张献忠本来就是个性格偏激的人，此番攻占了大明王朝“龙兴之地”，更是杀心大起。据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凤阳的三天时间里，“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余间”，而被明朝统治者视为“万世根本之地”的凤阳皇陵，也被张献忠付之一炬。
二月初，凤阳祖陵被焚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大骇。崇祯皇帝闻报后惊惶不已，孝服理政。兵部尚书张凤翼、凤阳巡抚杨一鹏等一批相关官员随即被问罪，锦衣卫指挥使王世盛甚至因为杨一鹏的案子结得慢了点，也被盛怒之下的崇祯皇帝免了职。紧接着，崇祯帝下令在西北的洪承畴统兵出潼关，并限期“六月灭贼”。此后大批官军陆续从各地向凤阳、庐州一线开进。
二月中旬，太和县接到官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身居皖北一隅的吴世济，当然不清楚近一个月来政局的变动。二月二十日，“不识时务”的吴世济洋洋洒洒近千言，向上级陈述了“请免派防”的各种理由。不过他这个公文刚发出去没几天，接洽驻防事宜的先遣部队已经到太和县城下了。吴世济只好做官军进驻太和县的准备。
此时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派往太和的部队刚到了太和县，就因为战事紧急给调走了，驻防太和的任务将另派其他部队。
三月末，一张“兵至民安”的告示出现了太和县的街头。有了上次跟官军打交道的经验，吴世济这次特意强调：“所用银钱粮料，官兵若不还钱，俱做本县正项支销”。
几天后，明军将领杨武烈率领的一支官军正式进驻太和县。
抓土贼
尽管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西人”问题，可这一块还是出问题了。二三月间，太和县境内连续发生了四起“西人”被害的命案。而作案的凶手，则是横行颍州、太和一带二十余年的“土贼”王本仁。
与“流寇”相对，所谓“土贼”，是指长期盘踞在某一地方的贼寇。与动辄规模上万的“流寇”相比，“土贼”规模要小很多。作为太和一带数一数二的“土贼”，王本仁手下党羽也不过百余人。大明朝的高级官员们当然不屑理会王本仁这样的“小人物”，可明代州县通常都是没有驻军的，单凭衙役、捕快这些小吏，也对付不了成规模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