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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代一样严格限制内部居民流动，行旅往来于道路河川咽喉之地都要查验官府签发的通行证，更不许居民私自出国（所以玄奘和鉴真两位大师按唐代法律都属于非法出境）；它也屡次禁止民间参与海外贸易，只是闽粤一带天高皇帝远，这一禁令收效甚微。
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能得以逐渐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们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缘位置，这使得当地社会能打破官方垄断的企图，灵活地自我调整以加入到海洋贸易的活动中去，但代价则是他们的活动常常无法得到官方的支持。这有点类似《东南亚贸易时代》中所提到的东南亚在17世纪的悲剧：由于权力和贸易密不可分，统治者和大臣不允许一个拥有自己声音的、独立于宫廷之外的大商人阶层存在，加上西方列强的竞争和打击，遂使当地无法向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转型。
应该说，中国并不曾失去那个机会，因为它并不曾有过——至少在唐代是如此。然而理解这一历史，则不失为中国人一个反思的契机。
仁宣之治与仁宣之死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很多个盛世，有名的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明朝有两个可归入“盛世”的时期：一个是“仁宣之治”，一个是“弘治中兴”。明末清初时，有人也把万历时期也说成一个盛世，但后来又有言论称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此后少有人再把万历朝称为盛世了。
明朝治世：仁宣之治
仁、宣，指的是明代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仁宣之治与其他盛世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它的延续时间特别短，两朝加起来不过11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康乾盛世持续时间超过了100年，占了整个清王朝约近一半的时间。
康、雍、乾分别是清代入关后的第二、三、四位皇帝，与明朝仁、宣二帝一样，符合一个朝代开国之后，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国势逐渐上扬，遂进入升平之世的发展特点。但盛世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期和巩固期，相比之下，仁、宣两代的11年，就显得太短促了。
怎样才算得上盛世？一般来说有两个标准：首先得物阜民丰、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其次，国力强大，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能记得住的文治武功。
然而，若仅论国力之强大，仁、宣时期无疑要输给它前面的永乐朝。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下洋入番、五伐漠北、营建北京、经略安南、编纂永乐大典等都发生在永乐朝；仁、宣时期，几乎没什么宏大政绩可以称述，甚至在宣德朝，还接连发生藩王造反、交阯行省独立等一系列重大事变。
如果说永乐朝是夏日江水暴涨时的壮阔场面，那么仁、宣时期则像立秋之后江水逐渐退时后呈现出的和睦、升平景象。实际上，仁、宣朝在国力上呈现出的“颓势”，正是仁宗和宣宗对永乐朝好大喜功政策进行刻意调整的结果。
永乐时期大兴事功，国力消耗非常大，好比郑和下西洋，花费无数金钱和人力，却只宣扬了“国威”；朱棣数次北征，耗费巨大钱粮，给国家财政和人民带来了异常沉重的负担。仁宗即位后，立刻通过大赦天下的诏书，停止了这些劳民伤财的举措。
孔子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可是仁宗刚上台即下令解散下西洋的船队、召回各地的买办钦使，甚至试图放弃新都北京、回都南京等这些举动不啻承认，永乐时期的一些政策是加在人民头上的枷锁，而仁宗的新政就是要为国家、百姓卸下这些重担。
宣宗在位期间，虽然处处模仿祖父朱棣，也曾试图出塞、下洋，但受限于永乐朝巨大消耗之后衰落的国力，已无法承受庞大开支；同时，由于长期的动乱与镇压，交阯行省也成为明朝沉重的负担，宣宗最后被迫放弃朱棣时期的经略，将数十万军民撤回国内。总体上讲，宣德年间为民减负的政策使用、较为清明的吏治使得国内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仁宣时期，不仅与前面的永乐朝形成强烈的对比，与继之而起的明英宗正统朝也有很大不同。正统十四年间，朝政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出现了宦官干政。大太监王振被认为是明朝第一个“权阉”。当时，蒙古瓦剌部在漠北兴起，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边，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王振怂恿英宗朱祁镇亲征，天子王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这意味着，大明王朝的辉煌岁月已为往事。无论是向前比，还是往后比，仁、宣年间，总体上都呈现出稳定、宽松的局面，对于百姓来说，是难得的黄金十年。
所谓盛世或治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概念的定义标准是有矛盾的。在专制时代，无论是要新建宏大的土木工程，还是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等，都不可避免要加大对地方及百姓的盘剥，换言之，证明国家强大的事例愈多，百姓身上的负担愈加沉重。即便是所谓“圣君”在位，如明朝的洪武、永乐时期，国内矛盾也非常突出，经常发生民变和动乱，只是这些都被掩盖在“盛世”的荣光之下。
可见，在一番丰功伟绩之外，真正的国盛民强，还需要“与民休息”。仁、宣二帝在历史上立名，不称盛世，而称“治世”；威武张扬的永乐朝，却没人称之为“盛”，其要义皆在于此。
仁宗、宣宗死亡疑案
明仁宗在称帝之前，已经作为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多年。但他只负责处理日常的朝政，对于征伐、人事等大政，并没有什么权力。要命的是，他的父亲不喜欢他，起初都没想让他入居储位，最后还是一个相士，给他父子相了一面，得出佳兆，才一锤定音。
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相面大师，就包括元末明初的袁珙，人称袁柳庄，又称柳庄神相。想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之前，犹豫不决，于是军师姚广孝把袁珙请来，给燕王相了一面。袁珙是这么说的：
“（王）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
朱棣生于1360年，1402年登基，正好年过四十。此判语准确，袁珙得到了朱棣的信任。
那么当朱棣为继承人的选择而迟疑不决时，袁大师的相语就非常关键了。史云：
“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
仁宗从永乐二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到永乐二十二年即位，在储君的位置上一坐便是20年，过得相当辛苦。他父亲经常寻借口打磨他，使他做人战战兢兢，做事束手束脚；他两个弟弟又不服气，不断向他的地位发起挑战。幸运的是，稳健的仁宗最后仍然顺利继位。但奇怪的是，仁宗即位还不到一年时间，就突然去世了。他是怎么死的呢？
从明朝官修国史《明仁宗实录》的记载来看，仁宗属于暴亡。他死在洪熙元年的五月，而就在一月之前他还下敕给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命其修理南京宫殿，以备明年春天还都南京。同时，他派皇太子朱瞻基亲自到南京坐镇，太子于四月十三日离开北京。如果仁宗身罹痼疾，有性命之忧，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把皇位继承人打发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去。
五月十日，仁宗照旧处理政事，还因为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罗汝敬言事不中听，发了脾气，将两人降了官。十一日，忽然就“不豫”了，而且是病来如山倒，仁宗马上预感到可能不行了，当即下令急召太子回京，次日即告“大渐”（临终之意），仁宗在病榻上口授遗诏，并于当日驾崩于钦安殿。
仁宗从忽然发病到死亡，仅仅两天时间。其死亡之速，与清代雍正皇帝近似。据张廷玉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但到二十二日晚间，忽然就“大渐”了，众臣“惊骇欲绝”，纷纷赶到圆明园寝宫请安，没过多久，到次日凌晨子时，雍正帝即“龙驭上宾”了。现有学者研究指出，雍正帝是长期服食丹药致身体中毒，才突然死亡的。对于仁宗的死，民间议论纷纷，流传着其死因之谜的诸多传说。仁宗朱高炽之死也是明朝十六帝死亡鉴定中最大的疑案。
明成化时人陆釴《病逸漫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指出当时社会上有两种猜测：被雷震死，被宫人误杀。
明代中期以后流布较广的《明记略》一书则指出：“仁宗或云死于雷，或云为宫人所毒，或云为内官击杀。”可见后来传言又增一种：为宦官所弑杀。
仁宗是被雷劈死的吗？嘉靖时人张合说，雷只是个幌子，仁宗其实是被宦官击杀的。他在《宙载》一书中说：一个阴雨天，仁宗上罢朝，退回后宫，突然就报“崩”了——有传闻称，仁宗回宫后被宦官刺杀，刚好那天打雷，宦官就伪称仁宗是被雷震死的。至于宦官为什么要弑君，张合解释道：“仁宗即位后，恶宦官，每欲诛戮”，结果被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死。
仁宗到底是怎么死的？陆釴曾好奇地向一位雷姓太监求证，这位太监给出的答案是“盖阴症”至于阴症是什么，陆釴没有详说。笔者也不敢乱解，但另有一个大胆揣测，为仁宗之死补上另一种可能：仁宗或与雍正帝一样，是服食丹药中毒而亡。
据史书记载，为人温文尔雅的仁宗，在生前的最后时光，一反常态，脾气异常暴躁，很容易被激怒，而一旦发作，几乎难以遏制自己的行为。比如大理寺少卿弋谦，响应皇上初登基时求言的号召，多次上疏言事，仁宗就怪他“逾分”“卖直沽名”，每当临朝之际，恶感“数形于词气”，话不好听，脸不好看，大概事也难办吧，搞得“朝臣皆悚仄，相与以言为戒”。
还有一次，他差点把明初的名臣、任过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明朝最高学府的校长）的李时勉当朝打死。李时勉是个好言敢谏之人，为此在永乐年间吃过不少苦头。洪熙元年五月的一天，李时勉又出来讲话了，当着百官的面，他直言皇帝守孝之期还未结束就派宦官远至福建选取侍女的丑事，遂深深激怒了仁宗，当朝爆发，命侍卫打断了他三根肋骨，并降了官。不料李时勉也是个暴脾气，性格亢傲得很，他三天内连上三份奏章，提了更多的意见。仁宗认为李时勉是故意挑衅，干脆将他抓起来，施以严刑。亏得诏狱掌刑的锦衣卫千户曾受过李时勉的恩，秘密请来医生，为他疗伤，才侥幸不死。不过仁宗真是气着了，直到“大渐”那一天，犹有余恨，切齿对大臣夏原吉说：“李时勉当廷辱我！”一念此事，还是忍不住勃然暴怒，当晚就死了。
脾气暴躁、动辄发怒是服食丹药者的共性之一。仁宗生前炼丹，且为丹药毙命，从他的死亡的地点也可看出端倪。仁宗没有死在“天子正寝”乾清宫，而是死在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北端的钦安殿。这座宫殿至今还保留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它始建于永乐年间，供奉的是永乐皇帝的保护神真武大帝，是明宫进行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记述仁宗晚年都在钦安殿里干什么，但显然想必除了烧符炼丹，也别无其他事可做。仁宗身体底子本来就弱，兼之炼丹服食操之过切，内火旺盛，所以脾气也变得暴躁。对此，曾在翰林院供职的罗汝敬后来说：“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谓直接证据。
仁宗之父明成祖朱棣死在北征回师的路上，也属于“暴崩”。朱棣笃信道教，大约永乐十五年后就很少出朝理政了，而是在宫中建立玄坛、斋醮扶鸾。他晚年患病，却不好生吃药，只吃灵济宫道士给他进的金丹。吃了丹药之后是什么情况？神相袁珙之子袁忠彻说：朱棣服药后，“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他实在痛心，便大胆谏了一句说：“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不料朱棣听了发怒道：“仙药不服，服凡药耶？”永乐二十二年四月，朱棣率师出塞，出兵时身体还无恙，中途还多次宴饮群臣，不想突然发病，没几天就死了，他甚至没能撑到大军入塞。这种突发而骤亡的情形，与仁宗之死非常相似。
仁宗作为不讨朱棣喜欢的儿子，为了投其所好，也学他钻研道教，大搞修合烧炼那一套，是再自然不过之事。对于仁宗服毒，外臣多不知，或知而不敢言，但在内廷行走的近臣多有所了解。好比那位袁忠彻，还有一位名叫盛启东的御医，这两人都是入了《明史?方技传》的人物，但都不讨仁宗喜欢。为此盛启东非常忧虑，有一次袁忠彻偷偷对盛启东说：“你不要过于忧虑，我观仁宗之相，非永寿之人，他不会在宝位上坐太久的。”袁忠彻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仁宗只做了8个月天子就去世了。这难道是袁忠彻相术高明，判人生死如寄？笔者推测应该是他深知仁宗与他父亲一样，中毒已深，不是医药所能挽救，故此才敢如此放言。
其实朱棣祖孙三代都是服食丹药的爱好者，过去人们对宣宗本人的情况注意不多，我们通过一些史料片段也能发现一些端倪。宣宗与他父亲仁宗一样，也是“骤崩”的。他从宣德九年十二月底发病，到次年正月驾崩，时间非常的短，且殁年仅38岁。据太监阮安留目击，宣宗死时“肌肤燥裂犹燔鱼”，身上的皮肤就像烧烤架上的烤鱼一般。阮太监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以烈剂故”。烈剂应该就是炼丹炉里的产品。只是不知道它的功效是壮阳还是修合长生不死之术的。
宣宗好色，是众人皆知的。在这方面，他与其祖父朱棣有同好。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