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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性骄纵善妒，顺治帝忍无可忍废了她，第二位皇后庸碌无才，也与顺治帝无法匹配。后宫其他妃嫔，也少有出色的。
在家庭不幸、政务繁杂等多重压力下，这位少年天子产生避开凡尘、遁入空门的想法也就成了容易理解的事情。而接下来的这个打击，使顺治皇帝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避开凡尘、遁入空门的念头更加强烈，那就是他的爱子以及这个爱子的生母——宠妃董鄂妃的相继去世。
“顺治出家”因由之——董鄂妃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这位顺治帝挚爱的女子，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董鄂妃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曾经是名士冒辟疆之妾，清军南下时被掳进入宫廷，被顺治帝宠爱。但此说早被公认为是错误的——有多个证据表明，董小宛与董鄂妃，根本就是两个人。董小宛比顺治帝大13岁，当她在28岁去世时，距离史书记载的顺治帝迎董鄂妃入宫的时间，还相差很多年。“二董”之所以会被讹传为一个人，主要是因为她们名字的开头都有一个“董”字，而实际上，董小宛的董是能被拆成“千里草”的汉字，而董鄂妃姓“董鄂”，是满语的译音。
董鄂妃虽不是董小宛，但她来到顺治帝身边，也是充满了传奇。当时与顺治帝交往甚密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回忆说：“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光。这位军人于是乃怨愤致死，或许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顺治帝从“满籍军人”那里夺来的、并封之为贵妃的这个女子就是董鄂氏，而这位“满籍军人”，有专家考证是顺治帝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也就是说，董鄂氏一开始是顺治帝的弟媳妇。那么董鄂氏又是怎样成了顺治帝的妃子呢？正史里当然不会详细记载，不过其经过可能和汤若望的叙述差不多：由于清初有命妇轮番入宫侍奉后妃的制度，董鄂氏有机会常常出入后宫。婚姻不幸的顺治帝很快与这位弟媳妇擦出了火花，双双坠入情网。接下来，就发生了顺治帝为董鄂氏出气打襄亲王耳光的事。不久，襄亲王忧愤而死（疑为自杀）。襄亲王死后两个月，顺治帝便正式封董鄂氏为贤妃。
顺治帝夺弟媳为妃，今人看来有悖道德，但是入关之初的满人还保留着不少游牧民族的旧俗，兄纳弟媳在他们看来算不得一件多么大的事。而顺治帝，多年在家庭中郁郁寡欢，终于得一意中人在身边，可说是喜不自胜。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被册立为贤妃后不到四个月，就越级被册立为皇贵妃，可算是坐火箭升天的速度了。更出格的是，顺治帝还特地为册立皇贵妃一事大赦天下，除十恶不赦死罪及贪官污吏外，俱减一等（《清实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不久，董鄂妃为顺治帝生下一位皇子，虽然是第四个儿子，顺治帝却为此再次大赦天下，并且在诏书中称他为“第一子”，大有想要将来传位于此子之意。凡此种种，可见顺治皇帝对董鄂氏是多么的钟情了。
在现存的清宫画像中，找不到一张董鄂妃的画像，因此，她是否有着倾国倾城之容，就只能由人们去自由想象了。不过，顺治帝如此倾心于她，似乎不仅仅因为容貌。董鄂妃死后，顺治帝曾亲自撰写洋洋洒洒几千言的《端敬皇后行状》。在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描述中，他说得更多的是她的善解人意、贤达善良。对顺治帝的衣食住行、生活小事，她无不留心、嘘寒问暖，还和顺治帝讨论佛法经义、适度地规劝顺治帝在处理朝政时不要急躁；对孝庄太后、对第二位被“晾”在一边的孝惠章皇后，她都曾经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衣不解带、几天几夜地侍奉；对比她地位低的嫔妃甚至奴仆，她也从不曾疾言厉色，而是处处为他们着想……
可以想象，对朝政充满烦恼、家庭充满苦闷的顺治帝来说，董鄂妃不仅仅是个红颜知己、可意人儿，更有着类似于精神支柱的意味。然而红颜天妒，不但董鄂妃所生的儿子不满百日就夭折了，两年后，董鄂妃也在22岁的妙龄之际香消玉殒，给顺治帝留下了无穷的哀思。而朝廷传出顺治帝驾崩的时间离董鄂妃去世仅四个多月，不由得使人相信，顺治皇帝因为爱妃的去世而万念俱灰、遁入空门。
然而，从常识上说，有出家的动机，不等于有出家的事实。顺治是否真的出家，还得用史实说话。
我们首先来分析民间传说中顺治出家的“证据”。
（一）关于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的问题。这首诗虽然是暗写顺治帝与董鄂妃之间生离死别的，但其中的一些句子所指尚不明确，不能成为顺治出家五台山的证据。更何况吴诗“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一句反而是顺治未曾出家的一个佐证。房星，就是二十八宿中的房宿，“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未动”，应该是指天子的车驾还没有出发，而这两句的大概意思就是，顺治帝还来不及离宫出家，就死去了。
（二）关于康熙帝五台山寻父及御用之物的问题。康熙皇帝第一次巡幸五台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也就是宫中传出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二十二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并不是为了去寻找父亲的，否则何不早去，而要等到二十二年之后呢？至于五台山上的御用器物，很可能是康熙帝为了生活方便而从皇宫带去的。
（三）关于翁同龢日记里记载的那首题板诗，其口气的确酷似顺治帝，似出自顺治本人的手笔。但该诗为何等到顺治皇帝已经去世二百多年的清末才被发现，这一点大有疑问，因此，不能轻易断定为顺治帝所作，反而有可能是出于好事者的伪托。即使今后有证据证明诗是真的，也只能说明顺治帝有出家之心，不能说明他有出家之实。
实际上，根据可靠的史料，顺治帝确实有出家之心，但出家未遂。朝廷当然对此讳莫如深，但是在与顺治帝关系非常密切的僧人著作、年谱里都有详细的记载，虽出于几本不同的著作年谱，但提及此事的时间、地点等尽皆吻合。
董鄂妃去世后，顺治帝痛不欲生，本来是决意要披缁山林的。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月，也就是董鄂妃去世一个多月后，顺治帝在西苑万善殿让茆溪森禅师为他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兹事体大，孝庄太后急忙派人将茆溪森的师傅玉林通琇召到京城，请求他规劝顺治帝不要出家。玉林通琇能言善辩，却劝不转顺治帝。据说，最终玉林通琇想出一招杀手锏，命人取来干柴，要当众烧死自己的弟子茆溪森，顺治帝不忍，才不得不放弃出家的念头，蓄发还俗，也就是说，出家未遂。
顺治死因
如前所述，顺治帝最终没能完成出家为僧的愿望，正史中关于他宾天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他的死因，根据一些比较可靠的私人记载，很可能是死于天花。
顺治帝病危时，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奉命起草《遗诏》。王熙在《自撰年谱》中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其中提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子夜，顺治帝召王熙至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强忍住悲痛草拟了一份《遗诏》，三次进览，三蒙钦定，至初七日傍晚才最终定稿。当夜，顺治帝就宾天了。
另外，曾为顺治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兵部督捕主事张宸在《青琱集?杂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初五日，见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已经全部撤去，又见皇帝贴身太监向各大臣耳语，神色仓皇。初七日，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也可以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
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传记中也记载：“如同一切满洲人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染上了这种病症……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间崩驾。”（魏特《汤若望传》）
还有一条旁证。顺治帝去世后，在考虑继位者时，在汤若望的建议下，孝庄太后最终选定了玄烨，理由之一是玄烨已经出过天花。（魏特《汤若望传》）可见，顺治帝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是如此震动着最高统治者的心扉，影响着他们的决策。
顺治帝最终没有实现想要出家为僧的愿望，而是不幸地死于天花恶疾。幸运的是，两年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将顺治帝与董鄂妃合葬在了孝陵（一起合葬的还有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对于顺治帝这位多情天子来说，能同心爱的人“死而同穴”，大概也可以安息了。
雍正暴崩之谜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夜，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在圆明园的九州清晏突然死亡，时年58岁。据官方记载，雍正去世前几天，八月十八日在圆明园与大臣议事；八月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都属于正常办公；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发病（“上不豫”），但仍然照常办公，接见一些官员；八月二十二日突然病重，急忙召见宝亲王弘历（皇四子）、亲王弘昼（皇五子）、大学士鄂尔泰等，宣布传位于弘历；二十二日深夜至二十三日凌晨（子时）之间死亡。
当时著名文人袁枚为雍正临终之顾命大臣鄂尔泰写的行状，则与官方的说法有所不同。鄂尔泰为雍正最倚信的大臣之一，常奉令值宿宫中，随时听令。根据袁枚记录，八月二十三日雍正临终时，身边的顾命大臣仅有鄂尔泰一人，其他人，不管是皇子、宗亲、重臣，当时都不在圆明园。雍正驾崩后，鄂尔泰连夜携带遗诏从圆明园奔还城内的紫禁城。因深夜里仓促间找不到马，他只好骑上一头运煤的骡子奔回，拥弘历即位。之后他又留于宫中帮助新皇帝处理大事，七天以后才得以出宫。出宫时人们惊异地发现，鄂尔泰裤子上染有一片血迹。根据鄂尔泰自己的解释，这些血迹是那天骑骡子时不小心磨破大腿而留下的，他自己竟不知道。
雍正虽然“暴亡”，但是皇位的传承倒没有出现问题。依雍正遗诏，弘历顺利继位，就是乾隆皇帝。因为雍正吸取康熙时“九子夺位”的教训，事先已经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将自己选定的皇位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藏在紫禁城“正大光明”匾后面。为了便于对证，还在圆明园内“拷贝”了一份同样内容的遗嘱，密封起来，雍正去世后也找了出来。然而，负责宣读遗诏的鄂尔泰却如此狼狈，不得不亲自骑着骡子从圆明园奔回紫禁城，慌得连裤子染血都不知道，让人怀疑其中必有隐情。
鄂尔泰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留在宫中七天七夜？他裤子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野史传言，雍正是被人刺杀的，鄂尔泰看到了被人割去脑袋的雍正；他留在宫中七天七夜是为了处理无头（或身首异处）的雍正这样棘手的事情；裤子上的血迹未必是骑骡受伤留下的，沾的可能就是雍正的血。
被吕四娘刺杀
雍正之死的真正原因，始终是被层层神秘浓雾掩盖的历史之谜，历来猜测颇多。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被人刺杀之说，而刺杀雍正的人，竟然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奇女子——吕四娘。这要从雍正朝的一起案件说起。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有个叫曾静的读书人，让他的学生张熙给当时的川陕总督、清军名将岳钟琪送了一封信。曾静在信中说岳钟琪是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而清朝则是“金人”的后代，劝岳钟琪起兵反清，恢复汉族王朝。岳钟琪向雍正告发了曾静、张熙。雍正大怒，将二人逮捕至京，追查幕后主使及消息来源。据曾静交代，他的反清思想是读了吕留良的著作而产生的。
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学者，“曾静事件”发生时已去世四十多年，但他的门生故旧不少，子孙尚在，而且他的著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吕留良著作中反清思想十分强烈，并用传统的“华夷之辨”来论证满族统治的不合理，认为满族是夷狄，非我族类，因而搞清华夷区别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雍正认为曾静、张熙是误信邪说，认罪态度较好，特予释放（雍正死后，二人均为乾隆所杀）。雍正对曾、张二人网开一面，但是对吕留良一家及其门生则处理得很重。当时，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都已经去世，雍正还令人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还要戮尸枭示。吕留良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则被处斩。其他的吕氏门生以及刊刻、贩卖、私藏吕氏著作的人，或斩首，或充军，或杖责。吕氏及严、沈三族妇女及幼丁发给功臣家和关外披甲人为奴。
曾静、吕留良之案是雍正朝的一桩著名大案，影响极大。在雍正还活着的时候，“吕氏孤儿”的传言就在流行。至于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至少有三个版本。
一说当年诛杀吕氏家族时，吕留良之子吕葆中的女儿，即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在乳母的帮助下漏网逃生，只身北上京城，决心刺杀雍正，报全家惨遭屠戮之仇。由于连日奔波，年少体弱，吕四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