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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在除夕匆匆杀害了岳武穆吗？
这几个月间的惊天变故，其实并不是上述诸因素导致的必然，而是另有隐情。岳飞的宠辱存亡，都被这一隐情所决定。其实也算不得隐情，因为在元修的《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金人提出了“必杀飞，而后和可成”的要求，而此一要求，竟被赵构秦桧这一班昏庸的君臣所接受。在双方信使频繁往来，忙于议和之际，即将岳飞投入死牢，而待和议达成之后，和平似乎已经降临，于是他们匆忙履行之前的承诺，将壮志难酬的英雄杀害了。
应当指出，舍弃臣子性命，罔顾国体尊严，奴颜婢膝求和，在两宋的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北宋末年，原辽朝的官员张觉先是在金灭辽的过程中降金，后来又叛金降宋，宋人只看到眼前的有利可图，欣然“纳之”。而后来在金人的要挟下，又不得已砍掉张觉的脑袋奉上，致使郭药师等辽朝降将心灰意冷，二心渐萌。南宋中叶，开禧北伐失败后，和平谈判中宋廷迫于金人的要求，又决定将早已在宫廷政变中遇害的韩侂胄枭首，将人头装在盒子里送给金国。时人作诗写到“未闻函首可安边”，对这一屈辱的行为予以辛辣讽刺。为了换取和平，宋廷的一班君臣是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的。
当然，岳飞因为念念不忘抗金大业，反对和议，也曾得罪秦桧，被秦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是秦桧积极谋害岳飞的重要原因。官修《宋史》即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但这只能是非决定因素，对位高权重的岳飞的生杀予夺，不是秦桧所能决定的。
综上，岳飞的悲剧其实可以划分为前后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高宗对武将的猜忌，由于秦桧对异议者的憎恨，更重要的，是由于岳飞性格上的弱点与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了君臣之间关系的貌合神离。加之岳飞坚持抗金立场，反对妥协议和的决绝态度，与高宗的既定路线相违背，为清除议和道路上的障碍，高宗用阴谋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还不是导致岳飞之死的决定因素。待至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紧锣密鼓准备媾和的时候，岳飞的悲剧进入了第二阶段。因为金方提出“必杀岳，始可和”的条件，又因为高宗君臣担心岳飞作为反对议和、坚持抗金的一面旗帜，终究会威胁议和，终于下了杀害岳飞的决心。
梃击案：晚明政局的一个标本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刑事案。《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使朱雄等收系。”
这样一件案子没有产生任何危害后果，发生在今天，顶多是由治安警察来处理。但慈庆宫居住的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事关帝国继承人的安危，那就是惊天大案了。史称“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是观察、剖析晚明政局的一个绝好标本，它既是万历朝君臣否隔、门户争斗的一种表象，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万历崩驾后明朝政治的走向，引发了长时间的政治斗争，魏忠贤陷害东林党人士即以此案为张目；崇祯登基，给东林党人士大平反，亦以这个历史问题做切入口；满清入关，弘光朝偏安南京后，此案依然成为朝内诸臣争斗的题目。“梃击案”所起风波，直到明朝覆亡才平息。
为什么这样一个未遂案引起这么大的动静，首先结合当时明朝的政局分析。万历帝已登基四十三年，暮气沉沉，常年隐居深宫不见群臣，朝廷和各地官员缺员，不能及时补充，民间的矛盾一点点积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君臣之间势若水火，群臣之间也各立门户。这种局面的造成固然是由王朝政治体制僵化的大趋势所致，但直接的原因是“国本之争”导致的。万历帝春风一度，临幸了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没想这位宫女中了大奖，怀孕并生出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皇帝的次子夭折，几年后他和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钟爱的朱常洵，但这样违背了明朝嫡长继承的祖制——皇位继承法可算明帝国最重要的法律，若被破坏后果是灾难性的。群臣看透了皇帝的心思，通过二十余年的君臣过招，一些文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使万历帝不情愿地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用祖制——即习惯法来制约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常见的政治生态。因为从法理上讲皇帝具有至高的权威，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文官集团制约皇权最后的法宝是法律解释权。因此无论在嘉靖朝“大礼议”，还是万历朝“争国本”中，文臣前赴后继，在对礼法的维护上丝毫不让步。
朱常洛虽然已有太子的名分，但地位不稳。一旦他意外身亡，皇三子朱常洵继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此案发生后，朝廷许多大臣怀疑是一起由郑贵妃和其兄弟郑国泰策划的谋杀案——因为太子身亡，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是最大的获利者，自然也就成为许多人心中最大的嫌疑人。至今警察破案还是循此思路。可刑部初审，拿出的结论是：这个叫张差的凶犯是疯癫者，因为在老家受到了刺激，来京上访，闯入慈庆宫。
但刑部主事王之寀等一些文臣认为这是替背后指使者开脱，力主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先通过预审掌握一些证据；再在一些大臣的力主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个司局近二十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据张差交代，在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三年，送了他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上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宫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
此时真相开始显露了，如果顺藤摸瓜查下去，证实郑贵妃伙同外戚要谋害太子，万历帝再宠爱郑贵妃，恐怕也不好偏袒。此时，最害怕真相的是皇帝。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和皇帝，这将太子和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天下人面前，这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永无宁日。而万历帝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皇帝，来日无多，他可不想在混乱中交班。
可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他才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言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于是皇帝只能亲自出面，召见太子，并让内阁大臣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见证——万历久居深宫多年，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的重视。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不就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同时，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孙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然后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全说出来。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太子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了。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你们外臣议论纷纷，如此只能使他们成为无君之臣，使我成为不孝之子。
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真相让位于政治稳定。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最后会演变成司法问题。而在明朝的中国，司法问题往往如此演变成政治问题，最终的解决方式遵循的不是司法模式而是中国式的政治手段。但这种换来的稳定只能是暂时的，万历帝利用皇权强行平息下来，可在他死后，果然这案子一再被翻出来，引发政局动荡。牺牲真相得来的政治稳定从来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稳定。
顺治皇帝出家迷雾
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顺治皇帝，于1661年驾崩时，还不满24周岁。
正当盛年的顺治皇帝突然驾崩，不免令人生疑。很快，另一种说法就在民间流传开来——顺治皇帝实际上并没有“驾崩”，在他的清东陵孝陵中，只有一副空棺，而真正的顺治帝，却是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
关于“顺治出家”的传闻，从一开始就甚为流行，后来又不断地被“添加”新的“内容”和“证据”。
一、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一句，相传就是隐喻董鄂妃去世后顺治皇帝因过度伤心而看破红尘、“西行”到清凉山（五台山）出家的故事。
二、据说顺治皇帝的儿子玄烨也就是康熙皇帝后来六次西巡，其中有五次都去了五台山，其目的就是为了去寻找和探望父亲。
三、“庚子之变”时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狩”（逃难）至五台山，五台山和尚找出了许多贵重的器皿来招待他们，而这些器皿都是宫廷的御用之物。由此有人猜测，这些御用之物可能就是顺治出家时带到五台山来的。
四、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了他在北京西山见到的一首题板诗，此诗出语真率，不事雕琢，口吻很像传说中念断凡尘、弃江山社稷于不顾的顺治皇帝，例如“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我时休。我今撒手归山去，管他千秋与万秋”等（《翁同龢日记》)。
要说以上这些证据，仔细考究起来似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而，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就是在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中流传到现在，还不断地被写入小说、剧本，搬上电视。其实，谜之所以会成为“谜”，主要还在于事情本身的扑朔迷离。如果考察顺治帝的生平，他的确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强烈的想要出家的愿望。
“顺治出家”因由之——热衷佛教借此解压
顺治帝接触佛教大约是从他亲政之后开始的。顺治帝登基时只有5岁，国家大事由其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管理。1650年，多尔衮去世，12岁的顺治帝开始管理朝廷大政。亲政后的第二年，顺治帝认识了禅宗高僧别山法师。
据河北遵化景忠山的许多碑文记载，这一年，顺治皇帝因围猎来到此山，得知山上“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法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9年，非常敬佩，便上山探望。别山法师出知止洞迎驾，“对诏称旨”，顺治帝龙颜大悦。顺治帝回宫后即在西苑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园，供其修身参禅。但别山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园后，就拒绝了顺治皇帝的好意，依然回景忠山修炼。
虽然没有将别山法师留下来，这件事却给顺治帝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惊喜地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出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家人，并且对他们清心寡欲、不被俗务缠身的生活方式心生羡慕。此后，顺治皇帝对佛教的兴趣日益浓厚，一批又一批的佛教高僧被请入万善殿，比较重要的有：
憨璞性聪。其长于辞令，对答如流。比如，顺治皇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传？”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姓，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顺治皇帝听后龙心大悦。
玉林通琇。传说中顺治帝的法号“行痴”就是他起的。
木陈道忞。据说顺治皇帝曾对他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窗明几净，辄低回不能去。”又说：“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帝对佛教越来越认同，他开始相信，自己的九五之尊，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将在何处立命尚未可知，只有虔诚地参禅悟法，才能脱离生死轮回、苦海无边的命运。
顺治帝之所以会对佛教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甚至多次表示要出家，和他对自己的现世生活状态不满有着很大的关系。
顺治帝的童年并不幸福。先是过早地失去父爱，“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接着，在还不懂得权力为何物时他就成了天子，除了要遵守种种宫廷规矩不得自由，更重要的是整个童年时期都生活在叔父多尔衮的阴影之下，这些阴影的影响之深，从他亲政之后追论多尔衮的十大罪状、籍没家产、掘墓鞭尸等行为可见一斑。
亲政后的顺治帝仍然说不上幸福。皇帝要管理庞大的帝国，即使对成年人也堪称重荷，更何况顺治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朝政方面，顺治帝想要有所作为却总是阻力重重，他雄心勃勃地打算纠正清军入关之初因过度杀戮引起的满汉仇恨，比如在一定范围内重用汉臣、停止圈地，还为崇祯皇帝修建了陵墓等。可惜，大多数满洲贵族，特别是他的长辈们并不买这个账。往往为了推行一点点“新政”，顺治帝就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纠缠，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而他的家庭生活也称不上愉快。从政治需要出发，顺治帝先后娶了两位来自孝庄太后娘家的博尔济吉特氏皇后，第一位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