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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谢科·佩雷拉。此人是航海家、领袖、战术天才、地理学家、实验科学家、博学之士和数学家。佩雷拉是奉命在1494年敲定《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的学者之一。巴西被正式发现之前，他可能已经秘密去过那里。他写下了第一部描述黑猩猩使用工具的能力的论著；他把经度计算到非常精确的程度，在当时无人可比；他记载了印度洋的海潮规律，并善加利用这门知识。史诗作者卡蒙伊斯后来歌颂他为葡萄牙的阿喀琉斯，“一手拿笔，一手持剑”。[7]
曼努埃尔一世没有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两个阿尔布开克中的任何一人，他俩的关系迅速恶化。竞争意识非常强的阿方索抢先从里斯本出发，但他的船队遭遇风暴，损失了一艘商船。他原本就心情恶劣，抵达印度时更是发现弗朗西斯科先到一步，并且还因已经打退扎莫林在科钦的驻军以及把科钦国王扶回王位而春风得意；此外，后者也把城内现有的胡椒都装载到了自己船上。
出人意料的局势让堂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糟糕。曼努埃尔一世给他们的命令仅仅是购买香料并返回。然而，他们发现贸易站受到威胁，负责保护贸易站的索德雷兄弟已经死亡，并且扎莫林一定会率军返回，彻底消灭贸易站。常驻科钦的葡萄牙代理商及其伙伴表示，如果没有巩固的要塞和驻军保护他们，他们是不会留下的。因此，阿尔布开克堂兄弟必须偏离曼努埃尔一世的书面指示。弗朗西斯科已经说服满心不情愿的科钦国王，给葡萄牙人一块地，并提供木料与人力，以建造要塞。这座要塞的选址是科钦所在的长条形半岛的尖端，守卫着一个大型内层潟湖的出海口和腹地的河流网路与城镇。
建造一座木制要塞的工程匆匆进行。“每艘船都为其装备贡献自己的力量。”乔万尼·达·恩波利如此写道。他是一个年轻的托斯卡纳人，以商业代理的身份参与了此次远航。不到一个月时间，要塞就竣工了。它很原始，布局为方形，外层是土木筑成的壁垒，中间有一座粗糙的石质主楼。用恩波利的话说，这座要塞“固若金汤……周围有很深的壕沟与护城河，有强大的驻军，工事完备”。[8]它标志着葡萄牙人帝国主义冒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是他们在印度土地上的第一个稳固的立足点。1503年11月1日，万圣节，为了庆祝要塞在这个吉利的日子竣工，葡萄牙人尽其所能地举行了庆典。他们穿上自己最光鲜的衣服，壁垒上旗帜招展，举行了肃穆的弥撒。科钦国王身穿华服，乘坐大象，在武士簇拥下赶来庆贺，并参观这座完工的建筑。
阿尔布开克堂兄弟小心地在印度盟友面前掩饰自己的内部分歧，但他俩之间的气氛仍然是非常恶毒的。为了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吵起来——香料分配的比例，建筑工程的进展速度，甚至要塞的名字。一名修士对他们的纷争感到不安，被传来仲裁。弗朗西斯科希望给要塞取名为阿尔布开克要塞。阿方索热衷于曼努埃尔一世的弥赛亚风格的王权思想，希望用国王的名字给要塞命名。最终阿方索胜利了，但他的狂妄放纵、咄咄逼人的竞争意识和焦躁的情绪有时会影响他的判断，并且这已经成为他的领导风格的标志。
葡萄牙人与扎莫林的武装冲突时断时续。双方同意了一项玩世不恭的停战协定。葡萄牙人在马拉巴尔海岸搜罗胡椒，准备返回里斯本，而扎莫林则在筹划一次新的攻势。葡萄牙人很快撕毁了停战协定，无缘无故地攻击了一支运送香料的船队，于是战争再度爆发。然而，扎莫林在等待时机。他知道，由于季风的铁律，1504年年初，葡萄牙大部分船只必然会载着香料回国。葡萄牙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在卡利卡特，扎莫林开始集结一支新的军队，准备一劳永逸地将葡萄牙人逐出。
1504年1月，阿尔布开克堂兄弟出发的日子迫在眉睫。东风很快就会停息。曼努埃尔一世曾命令整个船队必须一同航行，但后来船队没有这样出发。在坎纳诺尔，弗朗西斯科还在慢悠悠地装载香料，阿方索却不肯再等了。1月27日，他扬帆起航，留下自己的堂兄弟吊儿郎当。弗朗西斯科最终于2月5日起航。他们只留下微弱兵力守卫曼努埃尔要塞和科钦王国：九十人和三艘小船，由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指挥。这九十人都是自愿留下的。在乘船返航的人看来，留下的人必死无疑。踏上归途的人们目睹马拉巴尔海岸消失的时候，一边画十字，一边喃喃地说：“上帝保佑杜阿尔特·帕谢科及其部下的灵魂。”[9]科钦国王看到自己的盟友承诺的留守兵力如此脆弱，目瞪口呆。还要再过八个月，才会有援兵从地球的另一端赶来。
阿方索船队的归途很典型，经历了印度冒险的所有持久不变的艰难险阻：风暴、逆风、补给匮乏、惊人的命运逆转。托斯卡纳人乔万尼·达·恩波利留下了一份生动的记载，描写了这次噩梦般的旅程，船队在几内亚外海因为无风而被困五十四天之久：
淡水几乎耗尽……没有葡萄酒，船上也没有其他给养；船帆和其他东西都磨损了，人们开始接二连三地病倒。五天后，我们从船舷抛下了七十六具尸体。我们船上只剩下九人……我们彻底绝望了。由于虫蛀，船体损坏，船在渐渐下沉；除了上帝的援助，我们没有得救的希望……非常糟糕，我找不到言辞来描述。[10]
他们最终返回里斯本的时候，已然命悬一线。
风向不利于我们。我们带来的黑人刚刚感受到冷风，就开始纷纷死亡。就在即将进港的时候，我们又遇到逆风，几乎沉船。我们的状态极度糟糕，如果在海上再多待半天，一定会在河口沉没。[11]
他们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弗朗西斯科的船队于2月5日从坎纳诺尔出发，后来就杳无音讯了，他的船队可能在南方大洋的某处消失在波涛之中。国王最终听到的，是阿方索对自己成绩的报告。
在印度，扎莫林于1504年3月开始进军科钦。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约有五万人，兵员来自他自己的领地和臣服于他的附庸城市，包括一大群奈尔（马拉巴尔海岸的军事种姓）武士，得到卡利卡特的穆斯林群体支持，还携带了所需的辎重与器具：三百头战象、火炮和约二百艘用来包围科钦港的战船。科钦国王判断自己身陷绝境。他恳求葡萄牙人借助有利风向，到阿拉伯半岛海岸过冬，而不是毫无意义地白白丢掉性命；他自己将谦卑地向卡利卡特的主人投降。
然而，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是来打仗的。他完全明白此时关系重大，形势危急：如果他丧失了科钦，那么其他对葡萄牙友好的港口也将屈服于卡利卡特。葡萄牙在印度的整个事业就彻底完蛋了。当两个阿尔布开克还在印度的时候，佩雷拉已经花了几个月时间与扎莫林军队作战，他曾研究科钦的地形地貌。科钦位于海边一个长条形半岛之上，背后有一个潟湖。该地区遍布滩涂、岛屿和受潮汐影响的周围长满棕榈树的浅滩，因此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也正是伏击战的理想战场。佩雷拉不肯后退。
他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应。他告诉科钦国王，他会打败扎莫林，“如果情势需要，我们会为您效力至死”。[12]科钦将是最后决战的战场，是葡萄牙的温泉关。佩雷拉至多只有一百五十人和五艘船（一艘克拉克帆船、两艘卡拉维尔帆船和两艘比较大的长艇）。科钦人名义上可以集结八千人，但究竟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项不得民心的事业而战，是存疑的。国王觉得佩雷拉发疯了。但1504年秋季一支葡萄牙救援船队抵达科钦的时候，发现佩雷拉及其大部分部下都还活着，而扎莫林丢人现眼地撤退了。
佩雷拉赢得了一场精彩的战略胜利。他认识到，科钦坐落在一座半岛之上，周围遍布咸水溪流和水道，因此要从陆地一侧接近科钦，就必须通过少数几个浅滩，而这几个浅滩受潮汐影响，有时会被海水淹没。佩雷拉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方法研究潮汐与月相关系的人。通过细致观察，他得以预测到每个浅滩在何时可以通行，于是可以调动他的寥寥几艘船和士兵，去迎战敌人。他命人在各浅滩安插了削尖的木桩，将木桩用铁链锁起来，构成一道栅栏，露出水面。他的船只则铺设了厚厚的木板，作为木制装甲。扎莫林的军事行动在战术上非常死板，漏洞极多。每一次当他通过狭窄的浅滩发动进攻时，葡萄牙人的强大火力都会把涉水前进、企图在木栅栏上砍出缺口的奈尔士兵打成碎片。佩雷拉成功地鼓舞了科钦人的士气。奈尔士兵遇到一群在水稻田里劳作的低种姓农民，农民们挥舞着锄头和铁锹攻击他们。奈尔士兵害怕被低种姓的人污染，抱头鼠窜。在四个月里，扎莫林发动了七次大攻势，全都失败了。作战和霍乱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他丧失了斗志。1504年7月，他终于撤退。由于严重丧失威望，他不得不退位，隐遁到宗教生活中，由他的侄子继位。
1504年秋季援救科钦的葡萄牙船队规模很大：十四艘克拉克帆船，包括五艘新建的大船。它们带来了大量士兵、水手和强大的火力。扎莫林惨败的消息传遍了马拉巴尔海岸，葡萄牙新船队的抵达对各贸易城市及其统治者施加了很大影响。葡萄牙人显然是不可战胜的；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他们；葡萄牙船队抵达科钦时，扎莫林的另一个臣属——塔努尔国王向葡萄牙宣誓效忠。麦加穆斯林的情绪越来越阴暗。印度海岸的贸易港口一个接一个地对他们关闭了大门。
葡萄牙人坚定顽强的对抗、他们军事行动的凶悍猛烈、船队的灵活机动、火力的优势和他们对战斗的酷爱，似乎构成了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不仅在马拉巴尔海岸，在东非棕榈树环绕的沙滩，开罗和吉达的旅行商人都大感沮丧。到1504年年末时，一大群穆斯林商人对时事悲观失望，决定拖家带口，带着商品货物返回埃及。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洛佩斯船队追上了这群穆斯林船只，可能杀死了两千名穆斯林。这是对扎莫林及其阿拉伯盟友的最后打击。“此次失败之后，国王感到自己被毁掉了；从此以后，美好往昔不再来，因为他已经损失惨重，而摩尔人都离开了卡利卡特；因为那里暴发了饥馑，人口逐渐流失。”[13]卡利卡特的辉煌时代快要落幕了。进入1505年之际，葡萄牙人自信满怀，将要永久占领马拉巴尔海岸。曼努埃尔一世筹划下一次远航时已经在考虑这一点了。
印度洋传统贸易体系遭受的破坏产生了深远影响，让越来越广泛的圈子都能感同身受。威尼斯人原指望漫长的距离、疾病和海难能够消灭葡萄牙的香料贸易路线。每年3月，葡萄牙船队从塔霍河口出发，前往印度，来回2.4万英里。这是非同小可的航海壮举。但它造成的消耗损失也极大。远航船只从赖斯特罗海滩起航，岸上的人们目送它们离去时以泪洗面，不是没有道理的。从1497年达伽马首航到1504年，共有5500人去往印度，其中1800人，也就是35%[14]，没能回来。损失的人员大多死于海难。不过，远航的回报极其丰厚。瓦斯科·达伽马首航的收益就相当于投资的60倍。据计算，扣除成本，王室每年从香料贸易中获得100万克鲁扎多的利润，这是天文数字的巨款。里斯本码头上香料的气味吸引了大量满心渴望的新人投入冒险。很多人一穷二白，不怕任何风险。葡萄牙匮乏自然资源，处于欧洲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外围。所以，东方的诱惑是葡萄牙人无法抵御的。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称曼努埃尔一世为“杂货商国王”，以此嘲讽一个以贸易为生的小国君主的庸俗自负，但其中也有羡慕的意味。在中世纪欧洲，葡萄牙王室的经商行为就像航海本身一样，是一大创新。葡萄牙国王是王室商人资本家，通过垄断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
葡萄牙人对海难有许多想象
有了这个金钱的源泉，曼努埃尔一世得以重塑里斯本的形象。1500年，他命人在塔霍河两岸开辟空间，准备营造一座巨大的新王宫，要俯瞰塔霍河，让国王能观看东印度的财富滚滚而来。河畔宫殿既是帝国辉煌的表达，也是商业活动的中心，这两方面由王室的身份联系起来。王宫旁设有作为基础设施的行政管理部门：印度事务院，海关大楼，管理木料和奴隶进口及与佛兰德贸易的官衙，王家铸币厂以及兵工厂。在新世纪之初，里斯本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不断运动的世界，欧洲最富活力的中心之一，充盈着金钱与能量，并由王室将里斯本经营成一门价格垄断的生意。商业与技术基础设施的很大一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葡萄牙人的航海技能无与伦比，但该国缺少富有商业精神的中产阶级。除了铸炮工匠和炮手之外，葡萄牙还需要拥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经纪人在东印度买卖货物。在里斯本和全欧洲，葡萄牙需要经销商、零售商、银行家和拥有精明商业头脑的投资者。它从佛罗伦萨、热那亚、博洛尼亚、安特卫普、纽伦堡和布鲁日吸引了一大批人才。
1503～1504年，富可敌国的富格尔家族[15]在里斯本开设银行，人们认为这标志着威尼斯在欧洲享有的香料贸易中心的声誉遭受到了严重威胁。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威尼斯的竞争对手们幸灾乐祸，喜不自禁。普留利希望葡萄牙贸易会在好望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