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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精力，因此自古以来他们的屋子大多建得密不透风，鸦片吸食室自然十分符合他们的这种习性。
还有一点，可以说中国人在鸦片和酒两者之中最终选择了鸦片。他们认为，酒能让人元气外泄，而鸦片则能使元气内聚。酒能让人容易遗忘，但吸食鸦片后却让人头脑清醒，而且吸食鸦片后的享乐性也比酒高。吸食鸦片后，身处恍惚的境地中，比喝酒的感觉来得更舒服，幻觉也比较强。因此自从他们接触了鸦片以后，几乎就不再碰酒了，变得喜欢陶醉于吸食鸦片的吞云吐雾之中。据说，在中国从此以后就很难见到喝酒后烂醉如泥的人了。
鸦片给拥有独特风气的中国人带来的好处还有几种。对于拥有多个妻子的中国男子而言，鸦片能极大地提高他们的精力和精神，因为吸食鸦片可以让人连续三个晚上不睡觉，这在提高性事能力方面尤其功效显著。
不但在性事能力方面，在提高政务能力方面也是如此。在中国，甚至出现了必须吸足鸦片之后才能解决国内外诸多难题的著名政治家。
在西欧列强轰开中国的门户后，鸦片迅速流入了中国的城乡各地。也就是说，已使他们逐渐处于慢性的鸦片渴求状态。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东方珍贵的商品和金银财宝，英国殖民者选择了中国人需求最为强烈的鸦片作为商品，来和他们做生意。
英国人充分利用了印度这个殖民地上获取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所生产的鸦片，比中国人以往所知的价格更便宜，而且纯度也更高。因此，从中国南部涌入的这股毒流迅速蔓延到全国，借助于中国人从引以为豪的中华思想沦落到极端自卑和绝望的失落感，使他们在很短时间里沉溺于鸦片的毒害中而无法自拔。几乎一多半的中国人转瞬之间成为严重的鸦片上瘾者，甚至要他们干活之前，必须先闻闻鸦片的味道才肯动身。事态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的程度了。鸦片的毒害使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低下，即使国人受人歧视，他们也已经麻木不仁。应该说，把中国这个曾经桀骜不驯的民族堕落成一群浑浑噩噩的愚民，鸦片的毒害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满清政府自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他们也曾多次颁布严禁吸食鸦片的命令，但实行中收效甚微。终于，时任清朝两广总督的林则徐拍案而起，下令全面焚毁英国的进口商品。此举引发了那场鸦片战争。
然而，战争中“沉睡的狮子”反而被讥讽为“东亚病夫”。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应当有其正当的理由，但结果却遭到了惨败，反而给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国土造成借口。中国人多年的傲慢和怠惰，使他们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惨痛代价。
鸦片战争后，笼罩在中国人头顶的绝望情绪变得更加严重，他们从辉煌的世界中心一举堕落为向人朝贡的仆从国，从此，彻底丧失了信心的他们更加沉溺于鸦片的毒害之中。
上海这座都市所表现出的独特的腐朽堕落之一，就是在中华民族如此屈辱的历史背景下，唯独这个都市里所绽放出来的一朵最为显眼的、畸形的西方文明之花。
上海本是一座中国的都市，然而这座都市里却因两种文化的并存而截然不同地分为两块区域。在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地盘上治安恶化、肮脏、庸俗，仿佛是一片弥漫着鸦片烟毒的废墟。而西欧人管理的租界里不但干净、新颖、文化气息浓厚，而且还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在这种处境中，中国人的民族屈辱感渐渐变得习以为常，加上鸦片烟的毒害，他们连自己的灵和肉都已经出卖给了西方的这些毒贩，他们一天天苟且偷生，甚至连自己是死是活都变得无所谓了。
西欧人和中国人之间经济水平的极度差异与贫富差别，也加剧了上海的畸形化。为了获得那点鸦片，只要能换到钱，连贞操或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出卖，哪怕为人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此时未受鸦片毒害的邻国日本的崛起，也加深了中国人的屈辱感。长期身为中国藩属的这个小国家，也变得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敢于蔑视中国人。
标志着上海这座城市已经走向颓废的另一个特征，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所拥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情欲。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他们的这种特殊嗜好已经演化成了其他国家所见不到的，唯独这里才有的罕见的一种技术。
不但是中国人，自古凡是拥有权力的人都很好色，但唯独只有中国的统治者敢于对周围身份低下的人像对待动物般进行“改造”，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宦官。
处于权势顶端的统治者们，从掌权的那天起，就必须时刻提防身边的人对他们的背叛。而这些人由于拥有大量妻妾，又必须处处留神妻妾们对自己的不贞和背叛。他们孤独而又不敢相信周围的任何人，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宦官。
这些宦官已经失去了男性功能，因此就不必担心他们与后宫妻妾产生私情，他们比女性受过的教养要高，因此还可以作为统治者们交谈的对象，而且宦官们也已经丧失了想趁自己不备而夺取权力、出人头地的欲望。因为这些欲望多多少少是和拥有自己家庭的欲望、性的欲望以及拥有子孙后代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
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世袭体制根深蒂固的中世纪的中国，平民出身者所能拥有的唯一出人头地的出路，就是去当宦官。而且战争中获胜的将军们为了防止报复和进行惩戒，也会毫不留情的把俘虏过来的敌兵阉割成宦官，据说最多时中国曾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经过阉割的男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不幸又沦为厌倦女色的某些统治者们特殊的性对象，这种玩乐不久也扩大到庶民阶级。
据说女性中也有部分人被“改造”成中性人，但这种事看起来并不普遍，史籍上也几乎没有记录留下。
对于女性，最盛行的“改造”是所谓的“缠足”，就是指把幼小的女童脚背折弯，再用绷带缠紧，使其脚部停止发育，最终制造出连走路都很困难的小脚女人。这个习惯又衍生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标准。他们看来，女人的脚越小显得越美。因此一直到近代，中国的女孩子都争相把自己的脚变得更小。但从男人的角度看，缠足不仅可以防止妻子的逃亡，还有一种世俗的说法是，小脚女人可以增进性生活的情趣。
总之，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残酷嗜好，与前面所述的中国人的绝望、吸食鸦片产生的幻觉相叠加，使得这座最接近西欧的东方最大的城市，成为可以称为“魔都”的畸型膨大起来的大都市。
上海神奇的繁荣，不禁让人联想起宦官和缠足之类后天的、人为制造出来的畸形。这个桀骜不驯的民族首次尝到的屈辱，以及他们长年累月中形成的，拥有特殊爱好的本性，使得这座大都市本身也变成了类似于宦官的不伦不类的东西。
上海在畸形化的急速发展中进入了四十年代。这朵嫁接在西欧文明上的畸形之花在这段时期里开放得更加璀璨。这个时期的上海正在一层层地脱下自己的面纱，把她充满异国风情的肌肤像高级妓女般地展露在外国上宾的眼前。“中国的门户”摇身一变成为了“西方冒险家的乐园”。素有“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转瞬之间便消失了，现在，它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魔都”风貌，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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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不但能为这里的男人们提供所有的性服务，还能根据客人的收入高低及能支付得起的金额，提供不同档次的特殊享受。
提供最底层性服务的是一群被称为“倚墙娼妓”的女子，她们大都是被称为“野鸡”的失去父母的女孩，或是因父母家境贫困而被迫卖给老鸨，养大后用来卖淫的女子。要买她们的身子，据说只需三角银元就够了。只付这点小钱不可能在床上躺着，客人只能站着，对靠在霉味冲天的小巷的墙壁前的她们——用当地的话来说就是“倚墙行事”——匆匆解决一下情欲需求了事。
不用说，比倚墙娼妓更贵的服务，还能分成各种不同级别。当时这座城市参照本身的历史经验和积累，可以为所有国别与阶层的男人量身定做满足性欲的方式。光是描写这些恐怕就得另写一本书了，因此，这里只简单介绍最高档的妓院的一些情况。
在上海福州路的弄堂深处，有一栋占据半条街的法式宫廷建筑，当地居民把这里称为“鸿元盛”。里面庭园的一角建有池子供水鸟嬉戏，宽阔的草坪中央耸立着一座白色的石头楼房。谁都认为，这里就是这座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妓院娼馆中，属于最高等级的地方了。
其实，把鸿元盛称为妓院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这家店里不仅提供性服务，还有浓厚的艺术气氛，是专为追求东方强烈的异国情调而来的西欧人士所开设的，也就是所谓的高级沙龙。这里专门培养高级妓女，她们个个相貌出众，气质优雅，足以代表当时的上海文化。
她们中的一流人物不仅人长得漂亮，琴棋书画还样样精通，教养深厚，穿着打扮且都具有中国传统特色，无论历史典故、传说故事，哪怕面对专业人士都能侃侃而谈，对答如流。
客人仅在鸿元盛订个房间开场宴会花费就十分惊人。更何况是和那些一流妓女一起过夜，更是花钱如流水了。
中国人习惯把这行叫做“花香”。“花”指的是适龄女性，而“香”则是暗指鸦片烟枪。当时的上海能给男人带来快乐的不是“酒与女人”，而是“鸦片与女人”。任何妓院娼馆接待客人时，除了端出茶、酒、瓜子等中国的常备待客用品之外，一定会准备一管鸦片烟枪。鸿元盛令人咋舌的账单里，必然包含了吸食鸦片的相关费用。
这间上海第一的接客沙龙——鸿元盛里的高级妓女们，内部也分为不同等级。档次稍低的女子则有所谓“二三”的别称，意思是指客人掏两个银元便可以喝花酒，付三个银元就可以陪睡。
中国人尤其在意女人的出身地，通常会根据她们的籍贯来区分优劣。本地出身的女子算是所谓普通档次的，而只有苏州出身的女子在行内才被看做是上等的。上面提到的所谓“二三”，大部分都是上海本地出身的，但其中也有部分苏州人。而出身其他地方的女子为了提高身价，让客人觉得物有所值，常常模仿苏州人的口音说话。这种情形不只出现在鸿元盛，任何店里也都有这种趋势。在鸿元盛的女子中，排在顶尖位置的则被称为“长三”，她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苏州出身。
苏州女子之所以被抬得如此之高，是因为通常在人们的观念里，苏州城里出身的女子皮肤都跟瓷器般白皙细腻，声音温柔细软，又天生就会唱歌。加之此地自古以来的风俗就是男人在家待着，而女人出外干活劳动。因此据说她们心目中尊重男人的意识是与生俱来的。“长三”里的“三”这个数字，则是代表客人让她们出席陪酒时必须支付的银元数量。
鸿元盛用来招徕顾客的，不仅是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子以及她们浑身的才艺，尤其吸引客人的则是在鸦片烟榻上吞云吐雾之后，再与“长三”一起片刻陶醉于恍如脱离尘世的欢娱。而其中的顶级顾客还被带到设置于地下的秘密剧场中去，欣赏一场世人罕见的珍奇表演。
那里可以观看各种怪诞猥琐的演出，都是店方绞尽脑汁为客人准备好的。比如装在小小玻璃箱里的半裸女孩，全身裹满面粉，像颗大球似的被人扔进油锅炸上几分钟，然后平安无事地爬出来。还有把手臂弄成脱臼后用来跳绳，能把胳膊上的皮肤像毛巾似的拧上几圈的女孩。各种奇形怪状的玩意儿不一而足。鸿元盛之所以在夜晚的上海悠游放荡的绅士之间享有盛名，正是因为经营者具有想出这般与众不同的节目的天才所致。
虽然如此，这在乐此不疲地改造同胞的身体，具有中国式传统特色的享乐之中，还算属于相对文明的鸿元盛式的节目罢了。由于鸿元盛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共同开办的，所以经营者们完全清楚西欧人到中国来后想要什么，对什么方面最感兴趣。在鸿元盛的剧场里秘密上演的，不为世人所知的奇形怪状的节目，是在一九四一年时无论世界上哪个文明国家的任何城市都无法看到的那种时而充满幻想、时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这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得出的花样。
十二月里的一天，上海的夜晚已经寒风刺骨，下了一天的冻雨这时才稍稍停下。十六铺一带拥挤不堪的低矮破烂的水泥房里的狭窄窗户，刚刚亮起昏暗的黄色灯光。
同佛海和米歇尔·贝特朗撑着洋伞并肩穿过这条破旧的街道，来到鸿元盛。米歇尔是怡和洋行的董事之一，而同佛海则是和怡和洋行素有生意来往的一家本地公司的代表。同佛海的生意现在做得很大，一副看来很有派头的样子，其实原本只是专门抢夺通过黄浦江上的鸦片，再转手销售获取暴利的地痞流氓。
当时的上海，只有一种货物，不管背后的货主是谁托人卖的，也不管是谁出面推销的，或者只是从一家店送到另一家店途中，只要货物被人拦路抢走，决无任何人敢出面寻仇，这种货物就是鸦片。
由于受到世界各国的巨大压力，英国政府不得不被迫减少了对中国的鸦片出口量。此外，一九一一年英国勉强同意签署一项协议，那就是禁止英国向中国国内没有种植罂粟历史的地方输入鸦片进行贩卖。但是有两个地方被排除在这个协定之外，那就是广东和上海。尤其中国鸦片市场的销售中心上海，对印度产鸦片的需求不减反增。印度产鸦片比起不纯且混杂物较多的中国鸦片质量上乘得多，非常适宜用于吸食。不久后鸦片贸易成为非法，但在上海码头的通关被严格限制以后，此地的黑市鸦片交易依旧长盛不衰。
鸦片多从黄埔江被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