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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
一年多以前，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一个礼拜六早上，空气清新怡人。早餐后，何凤山走出他在维也纳的家门，他准备步行到领事馆，看看德国有什么新闻。近日来，他密切关注着来往于德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电话和指令，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都不确定。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大家都想把钱取出来，放在身上才放心。前一天，孔祥熙和他通过话，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是通过暗线联络的。孔祥熙告诉他，纳粹德国随时都可能拿下奥地利，但过程应该是平和的。因此他想去领事馆，在那里，消息会更多更及时一些。冬天快要结束，这是一个明媚的清晨，他很想走一走，于是，穿上他的外套，戴上软呢帽，走出了家门。
当他快要走到那条绿树成荫的大马路时，他听到了卡车发动机的声音，还有行军的踏步声。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拐过街角，他蓦然发现，大马路上都是士兵。没错，德国人来了。
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群聚集在路障后面，其中有几人在欢呼着，伸手做着纳粹的手势。愚蠢，他暗暗骂了一句。他站在人群中，伸长了脖子察看马路上的状况，可他只能看到士兵，六个人一排，起码有几百排，数也数不清，他的心沉了下去。
“何领事。”他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声音，他转过身去。
“仁慈的主啊！”他轻声唤道。这句话，是他小时候学会的第一句英语，那位挪威老师教他的。直到现在，他还是经常脱口而出。
一转头，他看见了莉莉丝.希尔维亚.多兰，他认识这个女孩子，他上她家吃过两次晚饭。“希尔维亚，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我本来和同学在一起的，可我和他们走散了。”看上去她都快要哭了，可怜啊，他心想。多兰家是犹太人，眼前的这些列队士兵，对于她的家庭来说，是令人惊恐的纳粹势力的展示。
她在发抖，何凤山握住了她的小手，“走吧，”他说，“我送你回家。”
他冷静地牵着希尔维亚的手，离开了纳粹军人和用德语高呼着胜利的人群。他们转进了一条安静的小路，道路两边的树木枝丫光秃，路边的房子窗帘低垂，一派肃杀静穆的气氛。和这个小姑娘走在路上，何领事能感觉到注视着他们的目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看着他们。春天快要到了，可是人们的心进入了严冬，没有人敢于随便出门了，尤其是在维也纳的犹太人。
他按响了她家的门铃，希尔维亚的爸爸妈妈小心翼翼地开了门，一见到他，就眼泪汪汪的。
“好了，好了，”他沉稳地说道，“她现在安全无事了。如果你们还是很怕，我可以留下来多待一会儿。我是个外交官，总领事，只要我在这里，没有人敢伤害你们。”
说着，他在客厅里坐下了，就着温暖的火炉，和希尔维亚，还有她哥哥卡尔，以及她的爸爸妈妈聊着天。直到夜幕降临，赫尔和弗洛.多兰觉得应该没问题了，何凤山可以回家了。“记住，”他走之前说，“我们是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变得经常化、公开化。他看到纳粹党的人守候在犹太教堂外，看到做完礼拜出来的犹太人，就捉住他们扔进卡车，然后，逼迫他们用犹太祈祷巾洗擦纳粹兵营的便池。何凤山鄙夷这样恶毒的行为，荒唐幼稚，而充满了仇恨。
夏天来临的时候，中国领事馆门口开始排起了长队。不久，队伍变得越来越长，人们一排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们都是犹太人。
那天早上去上班，他看见了领事馆门口的长长的队伍。“发生什么事了？”他低声询问他的秘书国美。
“签证，”她说道，“他们排队要签证。”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签证？”
她耸了耸肩。
他走进了办公室。办公室的墙壁上，贴着条纹图案的墙纸，房间正中，是一张厚重的办公桌，看着让人觉得心安。他准备闭门工作，不去理会外面的喧哗和人群。他知道，纳粹禁止犹太人离开本国，除非他们有一张他国颁发的签证，可是，眼下这种局势中，没有国家愿意给他们签证，因而犹太人都被困住了。
刚一坐下，他发现办公室的门还半开着，于是他起身去关门。这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外面有人要找他，国美在拦着。
他开门探出了头：“是希尔维亚吗？”
“何领事！”她挣脱了国美，向他跑过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
“帮帮忙吧！您说过，您会帮我们的……”女孩眼泪汪汪地说。
“孩子，坐下来慢慢说。”他温和地对希尔维亚说道，转而用中文叫秘书去倒一杯茶来。“你现在看上去很害怕，怎么了？”他看着她的眼睛。他的眼神平静、沉稳，或许，这是因为他的心里装满了信任。他的童年不幸，但生活没有亏待他，上帝也一直眷顾他，他以仁爱作为回报。“告诉我发生什么了，你爸爸妈妈呢？”
“他们把卡尔抓走了！爸爸妈妈快要急疯了，他们都病倒在床上。”
“什么？他现在在哪里？”
“他们把他押上了开往达豪的火车。”
达豪，何凤山的脊背一阵发凉。那里是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是人们心目中地狱一般的地方。
“他们不会放过他的，除非他能搞到一张签证。你能给他弄一张去上海的签证吗？求求你了！”
他的眉头紧皱，“中国领事馆不会发放上海的签证。”他说道：“你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去那里，谁都不需要签证。那是个自由港，根本就没有上海签证这一说。”
泪水沿着她的脸颊淌了下来。眼前的这个女孩，已经站在了成年的边缘，但是，在他的眼里，她永远是个孩子，他会尽一切力量保护她。
他的心里迅速地过了一遍卡尔的案例。的确，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或者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上海对任何人都是欢迎的，无论从哪里来，以何种方式抵达。
“无论如何给他一张签证吧。”她流着泪哀求着。
“我们当然可以试一下，对吧？国美！”他大声地喊叫道，“给我拿一张签证表格和签证章。”希尔维亚满怀希望地抬起了头，她只听见国美说了一连串的中文，接着，何凤山说：“我怎么知道？你只管去弄一张普通的签证表格吧。”
二十分钟后，上海签证做好了，上面盖了一串印章。“你看到了吗？”何凤山说道，“第一份上海签证。”他流畅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他口述了一封言辞冷峻的外交信信函，要求达豪的有关负责人立刻释放卡尔，卡尔将和他的家人一道离开维也纳，前往上海。落款是中华民国，总领事。
希尔维亚伏在他的肩头抽泣了起来，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这倒是让何凤山有点尴尬了，他擦去她脸上的泪水，轻声地喝止她，叫她要坚强起来。“把信藏好，这里是给你家另一份签证，以备万一。都藏到夹克里层去，对了，这才是好姑娘。现在，希尔维亚，你听着，不要拖延。一旦卡尔回到家，马上整理行装，离开这里，动作要快。”
“好的，”她说道，“谢谢您！”她往门口走去。
“还有，希尔维亚，上帝与你和你的一家同在。”这是他的真心话，他相信路德站在他的一边，希望他向犹太人伸出援手。
他从高高的窗子往外望，窗子两边垂着厚实的天鹅绒窗帘，半掩了窗户。他看着希尔维亚走出大门，经过那些排队的人们。他感觉到人群中有一阵小小的骚动，她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
“国美，我认为这个是可以的，”他微微转头喊了一声，“这些人有救了。”
“你可以让他们走的。”秘书说道。
“不。”他说道，无须任何解释。何凤山是幸运的人，他身受上帝的恩泽，他不能期望别人都能理解。
他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家境贫寒。七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无力独自抚养他长大成人，于是不顾他又哭又喊，送进了挪威路德教会，只求在那里能吃饱饭。结果，他不仅能吃得饱，还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教会的几年里，他开始信奉上帝，他们并没有向他多解释，可是他自己看见了。他们给予他的，抚养他，培育他，给他受教育的机会，都是以上帝之名。现在，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
何凤山开始向排队的犹太人颁发前往上海的签证，他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工作到头都痛了。他签发的签证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这样效率更高。这是他的创举，越来越多的人从他这里拿到了生命签证，然而队伍还是排得越来越长，闻讯而来的犹太人日益增加。欢迎你！祝你幸运！一路平安！下一位！
国民政府派驻柏林的大使得知了此事，向何凤山提出严厉的警告，命令他立刻停止。何领事将这些怒气冲天的电报锁进了抽屉，置之不理。
第二天一早，他来到办公室时，发现又收到了更多的电报。国美正在看着一份份的电报，惊惶得张大了嘴：“他叫你停止，否则就要拘禁你。”她说道。这是第一次，她看上去如此惊恐。
“我不会停下来的，”他平静地说道，“除非他们硬把我拖走。”说着，他坐了下来。“再给我一沓新的表格，啊，很好，谢谢你！现在，开始工作吧。”
那个夏天，马吉特关起门来，陪着里奥在家里玩，他们不敢让里奥到外面去玩，只有家里暂时是安全的。大卫忧心忡忡地看着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延续多久，这不是一个小男孩应该过的日子。虽然他们无处可去，可是他依然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是否应该带着他们离开，如何离开。他的父母都已去世，而她的双亲都还在，也住在维也纳，年迈体衰而不愿离开这个城市，但是，他们一直督促大卫带上马吉特和里奥远走高飞。而她亲爱的表姐哈娜也拼命地想和丈夫及孩子一起逃出维也纳。
晚上，大卫和马吉特躺在床上，花上好几个小时讨论他们的计划，他们每人就带上一个小旅行包，还有一个包里装上里奥的东西。马吉特在那个包里放进里奥最喜欢的手工钩织小毯，还有一件缎子边的小睡衣。就在里奥和马吉特都入睡之后很久，大卫还是无法入眠，他痛苦地盯着天花板，仿佛要在那里找到答案，到底应该怎么办。他现有的钱够买三张通铺船票，现在有个委婉的叫法，称为观光客船票，之外还略有盈余。不管他们将会到达哪里，在哪里开始新的生活，现在，每一个先令都极其重要。
然而，问题是，哪里都不肯接收他们。他几乎跑遍了维也纳的每一个大使馆和领事馆。再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可是，他躺在那里想了很久，还是没有任何答案，唯一的办法就是明天一早再去碰运气，排下一支队伍。
就在他排在墨西哥大使馆的队伍中时，他听说了中国领事馆的何凤山，这位总领事正在签发去往上海的签证。大卫一听，立刻转身往中国领事馆跑去。到达那里的时候，正是中午，他手里除了从不离身的小提琴盒子之外，别无他物。他看看这支长长的队伍，心里想着先回家吃点东西。可是，他看到人们从各个方向涌来，急匆匆地排上队，队伍越排越长。他也不再犹豫，赶紧站好了队，刚好挤进了大门之内，而队伍迅速地向街上蜿蜒而去。
接下来是漫长的下午和夜晚，他一直站在那里，连在地上坐一会儿都不敢，生怕自己迷迷糊糊睡着了，不仅会丢了位置，还可能会丢了小提琴。他就一直站着，无聊而焦急地挨着时光。他知道马吉特一定在为他担心，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排在他后面的还有几百人，他不敢离开一步。
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大卫迷迷糊糊地站在那里，睡眼惺忪中，他感觉到蜿蜒如长蛇般的队伍里有一阵兴奋的骚动，有人在叫着：何凤山来了，何凤山来了。大卫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竖起了耳朵，果然，他听到了一辆轿车由远而近开过来了。
这辆黑色的轿车一开进领事馆的大门，人们立即围了上去，趴在车窗上往里面看，对着坐在后座的那位脸色温和的亚洲人招手。轿车缓缓地慢下来，突突地排着废气。人潮把大卫推向了轿车，抵住了车窗，他看见后座的这个男人神色安详，目光平和，尽管外面一片喧哗嘈杂。
何凤山一定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因为他微微转过头来的时候，刚好和大卫的眼光对上，在四周的尖叫、哀求和吵闹声中，他们两人在对视中分享了片刻的宁静。
没有开口，大卫举起了他的小提琴盒子，隔着窗子给何凤山看，好像是在说，这就是我了，帮帮我吧。
令他吃惊的是，坐在靠另一边车窗的何领事把手伸向了一旁座位上的一沓表格，他取过上面的一张，签写完毕，然后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把表格递给了出去。
大卫瞪大眼睛看着，完全看傻了，一动不动地站着。
何领事把手中的表格摇了摇：“拿去吧。”
人群骚动起来，他们拍着车窗，叫道：“我也要我也要。”何凤山安抚大家：“不要着急，大家都会有的，让我先进办公室。”
大卫接过了表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堵在车前的人们已经让开了一条道，司机慢慢地滑进了停车位。大卫低头看着这张表格，这是一份给他们全家的上海签证，上面盖了章，签了名，墨迹未干。只有一栏是空白的，那里要写上他们的名字：大卫、马吉特和里奥.爱泼斯坦。他们马上就要坐船离开，从热那亚的港口，上帝会保佑在海上漂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