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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与自律，更是彼时君王权力能大体上受到官僚系统制约的体现。
反观明太祖朱元璋所缔造的权力结构，已经与宋代相去甚远。简单地说，朱元璋将“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分权结构彻底改造成君主“尽收威柄、一总事权”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了。洪武十三年，即在铸铁牌禁止宦官预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并诏令子孙：“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废相之后，皇帝只选拔部分内阁学士入值充左右顾问，为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时称“票拟”。严格来说，“票拟”并无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参考的意见，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笔抄正，时称“朱批”，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朱元璋设想以这样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独揽朝政、乾纲独断，可惜他一定没想到，朱氏子孙竟也有懒得打理国政的（其实这也是可以想象的，那些在宫禁中长大的凤子龙孙，又有几人能像乃祖那样精力过人）。假如在二元分权结构中，或许问题不大，圣上“垂拱而治”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中，荒怠的皇帝只能将“批红”的活计交给身边的内臣代劳，于是窃柄自重的太监就隐然成了“二皇帝”。
盛产强权太监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没有尊严的朝代，文官集团不是被砍脑袋瓜子，就是经常被喜怒无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内臣的得势专权与士大夫的丧失尊严，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从方孝孺到东林党人，明代士大夫绝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气，但是，他们的命运则远比宋代文臣惨烈，这是官僚集团作为皇权制衡者的结构性力量被推毁的必然结果。而权力结构既已失衡，作为专制皇权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团要狐假虎威、兴风作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朱元璋废了宰相，将权力结构改造得畸重畸轻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预政在后，殊不知，这是一对悖论。那块置于宫门中的铁牌，不过是婊子门前的贞节牌坊，皇帝早已为太监干政亲自挖好了暗道。
对比宋太祖勒石立誓与明太祖铸铁示禁的故事，我想说，任何一项制度，必须获得匹配的权力结构的支撑才可能得以执行。制度规定向右，但如果权力结构的作用力偏偏向左，那么，即使你将制度条文刻在石碑上、铸在铁牌上，哪怕用钛合金来浇铸字块，也是废话一篇。
千年前若有诺贝尔奖，澶渊之盟可获和平奖
我曾写过一篇游戏文字，想象假如一千年前就有诺贝尔奖，会有哪些中国人获奖。其中，我设想：签订“澶渊之盟”的大宋皇帝赵恒与辽国太后萧绰，可以当之无愧的获得十一世纪初叶的诺贝尔和平奖。我还煞有介事地虚拟了一段颁奖词——“澶渊之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和平相处，平等交往，双边贸易。并以缔约的形式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未来西方民族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其文明含量也没有超出澶渊之盟的框架。”
当然，我知道会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一些朋友可能会习惯地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和约。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当时签订盟约的时代背景以及盟约的具体条款就知道了。
澶渊之盟订立的背景，是辽朝大军进攻宋境，却在瀛州遭遇宋军顽强抵抗，导致“死者三万人，伤者倍之”，又在澶州城下被宋军射杀了先锋大将萧挞凛，失利之下，辽朝方面先有求和之心，“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换言之，宋朝是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愿意停兵与辽朝谈判，并作了让步，终于达成和议，订立澶渊之盟。这跟城下之盟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城下之盟”语出《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是指兵败后迫于无奈而签订的屈辱性条约。而宋朝跟辽朝立盟，并非因为战败，迫于敌人兵锋而忍辱求和，而是不欲两国长年征战，希望达成长远和平。
澶渊之盟也没有屈辱性的条款。根据盟书以及后续约定，宋辽两国达成的重要协议包括：
一、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二、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
三、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宋朝坚决不割地），在国境线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四、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五、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
六、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
宋朝与辽朝“建交”之后，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来往中，还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外交”机制，包括：
一、设立“国信所”，有点像现代国家的外交部，负责选派外交使团、接待外国使节、保管外交文书与礼物。
二、每逢重大节日或是皇帝、太后寿辰，两国互派使臣前往祝贺。一国若遇上国丧，另一国也会派人吊慰。不管是庆贺还是祭吊，双方通常都会互赠礼物。
三、一方若要征讨第三国，也需要遣使照会对方，以期达成“谅解备忘录”。
四、两国若发生利益纠纷与局部冲突，都通过派遣代表谈判解决，不致诱发战争。
许多人之所以认定宋朝签订澶渊之盟为“丧权辱国”，想来应该是因为盟书约定了宋朝每年要给予辽朝岁币。但从岁币的性质来看，它不是战败国的战争赔款，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对西方列强支付的银子，才是屈辱的战争赔款。岁币也不是藩属国的纳贡，宋朝对岁币的交割形式，也尽力避免给人纳贡的印象：“更不差使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宁说，岁币其实是发达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资助：“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类似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
从成本—收益的功利角度来看，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岁币支出，也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划算买卖。以宋朝庞大的财税收入，区区二三十万两银的开销并不构成什么负担。由于宋朝对辽朝的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宋朝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八十万贯的顺差，数额超过送出去的岁币。
宋朝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岁币支出只相当于战争损耗的百分之一。财物的损耗还是小事，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宋辽征战，势必有无数的军人与平民要死于战火。而澶渊之盟订立之后，至宋朝与女真秘密订立海上之盟之前，两国实现了一百余年的和平，其间尽管有纠纷，有局部冲突，有勾心斗角，但基本上都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没有引发战争。单凭这一点，澶渊之盟的签订者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果那时候就有诺贝尔奖的话。要知道，现代国家创设的国际组织、机制、协约，还未有能够维持一百年和平的。
宋代之前的汉朝、唐朝，为缔约和平，一般采用“和亲”的方式（据学者的研究，西汉至少有16起和亲，隋唐有45起和亲，宋代以后的和亲共计有37起）。宋朝则从无“和亲”之举，辽朝与西夏都曾经向宋朝提出“和亲”的要求，但宋朝都婉转拒绝了，宁愿每年多支付点岁币。今天许多人都能够接受汉唐的“和亲”政策——王昭君与文成公主的故事一直受到歌颂，却无法接受宋代的岁币。我感到有点难以理解，因为如果以现代文明价值观视之，“和亲”过程中，至少有一名女性被当成政治牺牲品，显然更不应该为现代人所接受。
如果说，汉唐的“和亲”是中世纪式的和平机制，那么宋朝开创的和约则是近代化的和平机制。我们看澶渊之盟的条款以及宋辽百余年间形成的“外交”制度：平等相待，和平相处，互派使臣，保持礼节，通商互利，以签订协议的形式确立双方权利与义务，有解决利益纠纷与冲突的谈判管道——近代民族国家谋求建立的国际条约关系，不就是如此么？
从这个意义来说，诺贝尔和平奖确实应当向澶渊之盟这一和平机制致敬。
宋仁宗宽容对待谣言
电视剧《苏东坡》中有个情节，说苏轼、苏辙进士及第后，参加制科考试（一种为选拔人才而特设的考试），苏轼提交的策论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苏辙认为兄长说得太过火了，恐怕会惹来祸端。果然，宋仁宗看了策论后，龙颜大怒，欲治罪苏轼。
这个情节确有所本，但首先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其实是弟弟苏辙（而不是哥哥苏轼）在策论中抨击皇帝“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生活奢侈糜烂。苏辙中进士时十九岁，四年后参加的制科，也才二十三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大概他又在坊间听到了一些人对宋仁宗的议论，“闻之道路”，觉得应该告诫一下皇帝。
苏辙的言论，在朝中引发了一场小小风波，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大臣说宋仁宗“恭俭”，倒不是溢美，因为仁宗对自己的私生活确实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每枚千钱”。仁宗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又有一次，正是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便问：“此何处作乐？”宫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宫人又说：“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说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显然明白，为君主者，最大的美德乃是克制、节制。
苏辙称宋仁宗“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是失实的。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放遣从五十几人至数百人不等。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寝殿，让宫女替他梳头。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宗怀中有文书，便问：“官家，是何文字？”仁宗说，“乃台谏章疏也。”梳头宫女又问：“言何事？”仁宗说，“淫霖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稍多几个宫女，他们却言阴盛须减去，只教渠辈快活。”仁宗不答话。久之，宫女又问：“台谏所言，一定要实行吗？”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便说：“若果实行，请以奴家为首。”未久，仁宗唤来掌宫籍的内侍，传旨：放遣三十名宫女出宫，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皇后问他：“掌梳头者，是官家所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于左右？”
苏辙承认他的策论乃是“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并无实据。用今日的话来说，虽不算造谣，却是信谣、传谣无疑，而且传的又是皇帝的谣，那宋仁宗是不是因此震怒呢？没有。电视剧《苏东坡》说仁宗龙颜大怒，还拍了案子。这是编剧的无中生有，并不是史实。史实是，当大臣建议罢黜苏辙的功名时，仁宗却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官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宋仁宗是自信的：“辙虽妄言，果能诳天下之人哉？”所以他能够包容小苏的妄言。仁宗又是谦抑的：“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所以他又不敢不包容小苏的妄言。
一千年前的君主，当然不可能具备自觉的现代政治伦理认识。不过宋仁宗的作为，倒也符合现代政治伦理：政治领袖应当接受更加严格的伦理约束，放弃一部分常人的权利，比如，他应坦然面对公众对其行为的未必确凿的指责，包容民间“八卦”其私生活的各种谣言。这是政治领袖拥有巨大权力与尊贵地位而需要支付的代价。
大清的皇帝，你跟宋朝的士大夫什么仇什么怨？
我之前对清史颇感兴趣，找了一堆清人笔记、稗官小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