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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解决，朝廷是不会给你掏一文钱的。你看《木兰辞》中，花木兰出征之前，自己先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然后才“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北魏这一极富中世纪色彩的府兵制，一直延续到隋唐。中晚唐之后才瓦解消亡，随后募兵制兴起，宋代实行的就是募兵制，当兵成为了一种基于自愿选择的职业，入伍不再是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换言之，宋朝人已经不用服兵役了。
既然是募兵制，国家当然需要给入伍的士兵支付薪水。宋代将士的薪水是多少呢？大致而言，一名普通士兵，每月可领钱三百文至一千文不等，大米二石左右（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半年的口粮），以及若干春冬衣物。俸钱、粮食与衣物都是定期发放的，此外又有各种名目的补助，如“招刺利物”，即新兵入伍刺字之后领到的第一笔“衣屦缗钱”；郊祀赏赐；特支钱，类似节日补贴；银鞋钱，这是戍边士卒获得的特别补助；口券，出戍时计口发放的钱粮补助；柴炭钱，冬季发放的薪炭补贴，等等。
毫无疑问，这样的募兵制只能建立在庞大的军费开销之上，也唯有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扩张型的财税制度，才能支撑得起。但军费开销还是给宋朝带来沉重的负担，宋人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究？民何得不困？”此说虽然有些夸大，不过养兵的成本确实给宋朝制造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要承认，募兵制更具现代性——以致放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可能显得有些超前了——它使平民摆脱了服兵役之苦。宋朝大臣曾有过“议养兵之弊”的辩论，大臣韩琦坚决不同意废除募兵制，他说：“养兵虽非古，然积习已久，势不可废。非但不可废，然自有利民处不少。古者（强行征兵制）发百姓戍边无虚岁，父子、兄弟、夫妇常有生死离别之忧。论者但云（募兵制）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在府兵制下，服兵役为强制之义务，这才会发生《石壕吏》那样的荒唐剧，也才会出现花木兰这样的代父从军之人。募兵制则可以避免这些不正常状况的发生。
不过宋朝之后，元、明、清都未能推动募兵制的发展，反而退回到北魏—隋唐的府兵制。以明代为例，朱元璋继承元统，延用军户制度，一批平民被划入军籍，世代承担起服兵役的义务，子子孙孙都必须入伍当兵。每一家军户的男丁，都要分好正丁、次丁、余丁、继丁等名次，正丁必须到官府指定的卫所（通常很遥远）服兵役，如果死亡，则由次丁、余丁、继丁依次递补。军饷则由军户屯种自给，不取于赋税。朱元璋曾因此而自夸：“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其实，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朱元璋养兵的经济成本只是被嫁接到军户身上去了。况且，军户制的社会成本更加巨大——它只能依靠落后的中世纪制度来维持：身份社会、人身与户籍控制、强制服役、实物征调与自给自足的供给系统。它不需要市场，不需要货币化，更不允许有人身自由。
这么说来，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以发生在北魏，也可以发生在隋唐，当然也可以发生在明朝的朱元璋时代——如果明朝的女子有如北朝女性那么强悍的话。但不可能发生在推行募兵制的宋代。
好了，我已经说完了木兰从军故事背后的制度变迁，现在你大可以赞美花木兰她的孝、她的忠（多么传统），也尽可以从女权主义的立场歌颂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觉悟（多么现代）。但是，我想告诉你，凡此种种美德，其实都是建立在花木兰以及她的军户家庭无从选择的“不自由”之上。
假如宋朝“警察”有枪，他可以随便开枪吗？
宋朝已有“警察”
宋朝有警察制度吗？
有。“警察”一词，并不是现代才有，宋代已出现了“警察”的说法（当然含义跟今天的略有差异）。宋人说：“警察有巡尉之官。”这个“巡尉之官”就是宋朝的警察机关，由两个互不隶属的系统组成：一是尉司，由县府统辖；一是巡检司，通常为跨县设置，统属于州府或路监司。
宋朝一个“邑大事烦”的大县，按照惯例会置立两个尉司，称东尉司、西尉司，或内尉司、外尉司。尉司的行政长官为县尉，相当于县警察局局长，每司统率数十至一百名“弓手”（相当于警察）。
巡检司是平行于尉司系统的警察机构，除了重点县份一县置一巡检司之外，一般都是数县设一司，或者数州合设一都巡检司。在重要的边境市镇城寨，也会单独设置巡检司，类似于现在的边防派出所；在沿江、沿海地带，也会设巡检司，相当于水上缉捕机构。由于巡检司多以寨为驻扎单位，所以巡检所统率的人马又称为“寨兵”。
巡检司与尉司合称为“巡尉”。巡检司的寨兵又与尉司的弓手合称为“弓兵”。他们的职能是差不多的，都是负责社会治安、侦破刑案、搜集犯罪证据、通缉罪犯、捉拿盗贼等等。
宋朝又在大城市设立“厢”，“治烟火盗贼公事”，类似于警察局；厢下面置“巡铺”，又叫作“巡警”，类似于派出所。比如北宋汴梁城的街道，每隔三百余步，便设置一所巡铺。《东京梦华录》说，东京“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
南宋临安城的街道，则每隔二百余步设一所巡铺。《梦粱录》说，“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吵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察觉，解州陈讼。……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铺兵的职责，跟现代城市的治安警察并无太大不同。
逮捕犯人要有“逮捕令”
那么宋朝的“警察”（为了跟现代警察制度区别开来，我们给宋朝“警察”打上引号吧）是不是可以随便抓人呢？比如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将进城摆摊的小贩、擂鼓告状的访民抓起来？不能。尉司、巡检司缉捕的对象只能是盗贼及其他刑事犯。即便是逮捕罪犯，也有一道程序要先走——申请“逮捕令”。
宋人说：“郡之狱事，则有两院治狱之官，若某当追，若某当讯，若某当被五木（五木，指刑具），率具检以禀郡守，曰可则行。”宋朝的州郡，一般都设有两个法院：州院与司理院。两院的法官在办案时，认为要缉拿哪些嫌疑犯，则需向州郡的最高长官知州（宋朝的知州也是州法院的首席法官）提出申请，知州批准，发牒文给巡检司，巡检司才可以缉拿某人，这叫作“直牒追摄”。现代司法制度中的“非经法庭批准，任何人不得被逮捕”原则，其实是可以从传统司法中找到渊源的。
如果遇上案情紧急、必须迅速拿下犯人的情况呢？宋朝法律允许“警察”先行抓人，但报捕的程序必须补办。《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奉使用所追摄，虽被制，皆报所属官司，不得直行收捕。事涉机速，听先捕获，仍取所属公文发遣。”
宋朝的批捕牒文发展到清代时，叫作“捕票”。从法律上来说，衙役捉人，没有“捕票”的话，是非法的。“捕票”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从《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抄录一份下来，大体格式如下：
兹有某素行不法，劫夺客商，罪实难恕。据此，合行差缉。为此票该差立即驰往某处，擒带某正身，务获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得迟延滋事，如违重究不贷。速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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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年 月 日给差（字、朱）某}/kt}
}kt}县行（字、朱）}/kt}
宋朝的批捕牒文格式不详。不过我们可以确知，宋朝“警察”捉人，在程序上是需要先申请到“逮捕令”的。另外，按照宋代司法制度的分权设计，巡尉的责任只是拿人，而无权参与审讯，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规定：“诸道巡检捕盗使臣，凡获寇盗，不得先行拷讯，即送所属州府。”宋真宗时，曾有犯人临刑称冤，法院吩咐县尉司复审，刑部立即表示反对：“县尉是元捕盗官，事正干碍，望颁制以防枉滥故也。”要求明确立法禁止县尉推勘案件。
当然这些法律上的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大打折扣，特别在县一级，“其追呼讯鞫、具名以禀，悉出吏手。故其事与州郡不同”。经常发生“警察”滥用权力的问题。但“警察”自我授权“追呼讯鞫”犯人的做法，依宋朝法律，无疑是不合法的。
什么情况下可以“格杀勿论”
那么宋朝“警察”在追缉犯人的时候，如果碰上拒捕、“袭警”的情况，是不是就可以对犯人“格杀勿论”呢？
不是的。按照《宋刑统·捕亡律》的规定，只有在两种情景下，宋朝“警察”杀死被追捕者才是无罪的：其一、“罪人持仗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其二、“走逐而杀走者”，“皆勿论”。意思是说，被追捕者手持武器拒捕，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或者逃跑，可能逃脱掉，这时候如果被宋朝“警察”杀死，那么“警察”是不必坐罪的。
这是宋朝法律对“警察”特权的保护。现代国家也会授予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开枪的权力，比如在美国，被盘查的人如果不配合警察的指令，哪怕做一下掏口袋的动作，都可能马上会被警察击毙。但是，警察这种“格杀勿论”的特权极容易被滥用。对宋朝“警察”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完全可能会滥用暴力、伤害犯人，甚至以缉盗之类的名义滥杀无辜。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南安军上犹县有两个恶僧，向一渔人买鱼，又不付钱。因为渔人向他们索取鱼钱，心中忿恨，便买通县里的“警察”，诬称渔人一家为强盗，带领一大帮人“掩捕其家”，导致渔人一家“四人遭杀，三人被伤”。两僧人“以杀获劫贼告于官”，县尉受了贿赂，验尸时帮着掩饰掉死者身上“縻缚之迹”；知县老眼昏花，又受吏役蒙骗，便以“杀获劫贼”草草结案。
为防止出现这类捕者滥权杀人的行为，《宋刑统·捕亡律》又规定，在三种条件下，“警察”杀死被追捕的犯人是必须坐罪的：
其一，“空手拒捍而杀者，徒二年”。犯人如果手无兵器，那他即使拒捕，“警察”也无权格杀，否则，致人死亡的“警察”判“徒二年”之刑。显然，当时的立法者已考虑到“伤害能力的平衡”原则，“罪人空手，虽相拒捍，不能为害”，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不成威胁，因此致人于死地便毫无必要。美国警察之所以在盘查对象稍不配合的时候就可能要开枪，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全民持枪的社会，警察的风险非常大。禁枪的其他国家当然不可仿效这样的“美国经验”。
其二，“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斗杀伤论”。如果被追捕的人已经就缚，或者没有拒捕的行为，那么“警察”便无权杀死他，或者打伤他。否则，按“斗杀伤”罪论处。宋朝的“斗杀伤”，如果致人死亡，可判绞刑。在前述上犹县“渔人案”中，死者已被“縻缚”，那么按照宋朝法律，就算他确实是强盗，逮捕他们的人也不能杀死他。这就是县尉为什么要“隐其縻缚之迹”。
其三，“用刃者，从故杀伤法”。如果宋朝“警察”在抓捕犯人的过程中使用刀刃杀死空手的犯人，则按“故杀伤”论处。宋朝的“故杀伤”罪，最高也是可以判死刑。这同样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伤害能力的平衡”原则，在冷兵器时代，使用刀刃的杀伤力，就相当于今天的开枪。
上面这三条立法，无疑是出于制约“警察”暴力、保护犯人人身权的考虑。也就是说，宋朝“警察”在执行缉捕公务时，绝不是不管什么情形都有权对被追捕之人“格杀勿论”。假如宋朝那时候“警察”已经配枪，他可以在追捕过程中随便开枪吗？肯定不可以。正如我们所确知的——法律既应当赋予警察合法使用枪支的特权，但又必须防止警察滥用暴力，所以，法律需要设立一些红线，禁止执法者踩过线。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还要将上犹县“渔人案”的结局交待清楚。按照宋朝的司法程序，所有在县初审的涉及人命的刑案，都必须上报州法院复审。南安军法院在复审“渔人案”时，发现了疑点与破绽，最后查得真相，推翻上犹县的结案陈词，上报中央法司。终审结果判下来：“僧皆坐死”；“县尉杖脊”，发配道州服役；上犹县知县“贬文学参军”；其他十五名涉案者发配广南充军；“以僧私田给渔者家”，相当于给予受害者家庭刑事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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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婢贱口交易在宋代已不合法
贩卖儿童妇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营生了。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