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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一齐交给我，说：‘临死以前干一杯吧，俄国佬，为了德国军队的胜利。’
“我刚从他的手里接过玻璃杯和点心，一听到这话，全身好像给火烧着一样！心里想：‘难道我这个俄罗斯士兵能为德国军队的胜利干杯吗？！哼，你未免也大过分了，警卫队长！我反正要死了，可你跟你的白酒也给我滚吧！’
“我把玻璃杯搁在桌上，放下点心，说；‘谢谢您的招待，但我不会喝酒。’他微笑着说；‘你不愿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吗？那你就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吧。’这对我有什么损失呢？我就对他说：‘我愿意为自己的死亡和摆脱痛苦而干杯。’说完拿起玻璃杯，咕嘟咕嘟两口就喝了下去，但是没有动点心，只很有礼貌地用手拿擦擦嘴唇说：‘谢谢您的招待。我准备好了，警卫队长，走吧，您打死我得了。’
“他却那么仔细瞧瞧我说：‘你死以前吃些点心吧。’我回答他说：‘我只喝一杯酒是不吃点心的。’他又倒了一杯，递给我。我喝干第二杯，还是不碰点心，希望壮壮胆，心里想：‘最好能在走到院子，离开人世以前喝个醉。’警卫队长高高地扬起两条白眉毛问：‘你怎么不吃啊，俄国佬？不用客气！’我再一次回答他说：‘对不起，警卫队长，我喝两杯也不习惯吃点心。’他鼓起腮帮，哧的响了一声，接着哈哈大笑，一面笑，一面叽哩咕噜地说着德国话，显然是在把我的话翻译给朋友们听。那几个也哈哈大笑，移动椅子，向我转过嘴脸来。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同，似乎温和些了。
“警卫队长给我倒了第三杯，他的两手笑得直打哆咳。我慢吞吞地喝干了这一杯，咬了一小口面包，把剩下的放在桌上。我很想让这帮该死的家伙瞧瞧，我虽然饿得要命，但决不会因为他们的小恩小惠而噎死。我有我做俄国人的骨气和骄傲，他们不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我变成畜生的。
“随后警卫队长摆出严肃的神气，整了整胸前的两个铁十字章，不带武器，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说：‘听好，索科洛夫，你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兵。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我不枪毙你了。再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军队已经开到伏尔加河畔，完全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我特别宽大，送你一条命：回到你的住区里去吧，这是因为你的胆量而给你的。’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不太大的面包和一块咸肉，交给我。
“我使劲夹住面包，左手拿起了咸肉，因为这种意外的转变而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也没有说声谢谢，就来了个向后转，拔脚向门口走去，同时心里想：‘要是现在他在我的肩膀中间来上一枪，我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朋友们那儿啦。’不，总算没有事，这一次死神又在我的身旁滑过去了，只让我感到身上一阵冰凉……
“我从警卫队长办公室出来，脚步还很稳健，但一到院子里就瘫痪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营棚里，就倒在水泥地上失去了知觉。弟兄们在黑暗中把我推醒说；‘谈吧！’嗯，我想起了办公室里的经过，就给他们讲了一通。‘咱们怎样分配这些东西呢？’睡在我旁边的那个同志问，他的声音有些哆嗦了。‘大家平分，’我回答他说。我们等到了天亮。面包和咸肉用麻线切开来。每个人分到火柴盒子那么大的一块面包，连一粒面包屑都没有浪费。嗯，至于咸肉呢，你自己明白，只够抹一抹嘴唇。不过分得没有一个人有意见。
第九章
“不久，我们有３３００个身体最结实的，被调到沼泽地带去排水，后来又送到鲁尔的矿井里。我也在那边一直呆到１９４４年。这时候，我们已经把德国人的脖子扭歪了，法西斯分子不再瞧不起俘虏了。有一次，我们全体做日班的给排起队来，接着一个外地来的上尉通过翻译说：谁在部队里或者战前当过司机的，向前一步走。’我们过去当过司机的七个人，就向前跨了一步。每人发到一件穿旧的工作服，由卫兵押送来到了波茨坦。到了那边，我们就给分散了。我被分配在‘托德’工作，——这是德国人的一个修建道路和防御工事的鬼机关。
“我给一个少校衔的德国工程师开‘超级奥普尔’。嚯，真是个胖得吓坏人的法西斯分子！矮身材，大肚子，横里竖里一样宽，屁股大得像个胖婆娘。前面军服领子上挂着三层下巴，后面脖子上露出三条胖折。照我看，他的身上至少有3普特净脂肪。走起路来呼哧呼哧，好比火车头；坐下吃起东西来，那副样子真吓得死人！有时候，整天大吃大喝，从手壶里倒着白兰地。偶尔我也沾到一点光：他在路上停下来，切着香肠，干酪，又吃又喝，有时候情绪好，也扔给我一块，好像给狗吃一样。他从来不把东西交在人家手里，仿佛这样会辱没他的身份。不过，不论怎么说，比起在俘虏营里来，情况不知好多少了；我也开始逐渐恢复人样了，虽然是慢慢地，但在恢复了。
“我把这位少校从波茨坦送到柏林，又从柏林送回波茨坦，送了两个星期的样子。后来，上级派他到接近前线的地带去修防御工事，来对付我们的部队。当时我完全忘掉了睡眠：通夜考虑着，怎样逃回祖国，逃回自己人的地方来。
“我们来到了波洛茨克市。黎明时分，两年来我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大炮在轰隆轰隆地响。嘿，老兄，你可知道我那颗心跳成什么样吗？连我打光棍那会儿去同伊琳娜见面，都没有这样跳过！战事已经进展到波洛茨克以东１８公里的地方了。城里的德国人都变得格外凶狠，神经紧张，我那个胖子酒可喝得更多了。白天跟他—起在城外跑来跑去，他下着命令怎样修造工事，夜里他就—个人喝酒，喝得全身浮肿，连眼袋都挂下来了……
“我想：‘嗯，可不用再等了，我的时候到了！而且不光是自己一个人跑掉，还得把我那个胖子也给带上，我们那儿用得着他！’
“我在瓦砾场里找到一个两公斤重的砝码，把它裹在擦汽车的破布里，这样万一用得着它敲人，就不会敲出血来；又在路上拣到一段电话线；努力准备好一切必要的东西，藏在前面的座位底下。在跟德国鬼子们分手前两天，晚上我加好汽油回来，看见路上有个喝得烂醉的德国下士，双手扶着墙走着。我停下车，把他带到瓦砾场，剥下他的军服，扯下他头上的船形帽，把这些东西也都塞在座位底下，一溜烟跑了。
“６月２９号早晨，我那个少校叫我把他送到城外，往特罗斯尼察的方向开去。他在那边领导修工事。我们出发了。少校在后面的座位上安安静静地打磕睡，我的心可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开得很快，但一到城外就减低速度，后来停下车，跳出来，向四下里望望：后面老远的地方有两部卡车慢慢地开过来。我拿出砝码，把车门开得大一些。胖子仰靠在座位的靠背上，打着呼噜，仿佛躺在老婆的身边。嘿，我就拿起砝码朝他的左太阳穴重重地敲了一下。他的头垂下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给了他一下，但我不想把他打死。我得把他活活的带回来，他会给我们的人讲好些情况的。我从他的手枪皮套里抽出‘巴拉贝仑’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把螺丝刀插在后座的靠背上，用电话线套住少校的脖子，再紧紧地捆在螺丝刀上。这样，在开快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歪在一边，或者倒下来。我连忙套上德国军服，戴上船形帽，跳上汽车，一直向那炮声隆隆、战斗激烈的地方开去。
“我在两个火力点中间冲过德国人的前沿阵地。几个冲锋枪手从掩蔽部里窜出来，我就故意减低速度，好让他们看见车上坐着少校。他们却大声叫嚷，摆动双手，表示不可以开到那儿去，我就假装不明白，踩大油门，开足８０公里。等到他们明白过来，动手用机枪向汽车扫射的时候，我可已经来到真空地带，像兔子一样兜来兜去，绕着弹坑飞跑了。
“这时候，德国人从后面开着枪，而自己人又偏偏用冲锋枪迎面向我乱射。挡风玻璃给打穿四个地方，散热器也被子弹打坏了……不过，我抬头一看，已经来到了湖边的小树林里，我们的人向汽车跑来。我冲进树林，打开车门，倒在地上，吻着地面，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军服上佩戴着草绿色肩章——这种肩章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一他第一个向我跑来，咬牙切齿地说：‘啊哈，该死的德国佬，迷路啦？’我扒下身上的德国军装，把舱形帽扔在脚下，对他说：‘你这个好啰唆的蠢货！我的乖儿子！我是地地道道的沃罗涅日人，怎么会是德国佬呢？我被俘虏了，懂吗？快把车上那头猪解下来，拿好他的皮包，领我到你们的指挥员那儿去。’我把手枪交给了他们。中间经过好几个人的手，傍晚才来到一个上校那儿——他是师长。这以前，他们已经给我吃过东西，洗过澡，还审问过我，又给了我一套制服，因此当我到掩蔽部里去见上校的时候，我已经照规矩穿着一身军服，灵魂和肉体都干干净净了。上校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迎着我走来。他当着所有军官的面拥抱了我，说：‘谢谢你，战士，谢谢你从德国人那里带来的那份宝贵礼物，你那个少校，加上他的皮包，对我们来说，可比２０个‘舌头’更宝贵。我要请求司令部，让你得到政府的奖赏。’我听了这几句话，被他的好意大大感动了，嘴唇尽打哆嗦，不听使唤，好容易才说：‘上校同志，请把我编到步兵连去吧。’
“上校却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连站都站不稳，怎么能打仗呢？今天我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到那边去给你治治，养养胖，然后给你一个月假期回家，等你假满回来，我们再瞧瞧，把你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吧。’
“上校和掩蔽部里的军官，个个都亲切地跟我握手道别。我出来的时候，激动极了，因为两年来没有受到过人的待遇。嗐，再有，老兄，当我跟首长谈话的时候，我的头好一阵习惯成自然地缩在肩膀里，仿佛怕挨打一样。你瞧，在法西斯的俘虏营里把我们弄成什么样啦……
第十章
“我立刻从医院里写了一封信给伊琳娜。我很简单地写了写，怎么当了俘虏，又怎么带着德国少校逃回来。嗐，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像孩子那样吹起牛来的？我忍不住告诉她说，上校答应要奖赏我……
“有两个星期，我除了睡就是吃。他们每次给我吃得很少，但是次数很多，不然，如果让我尽量吃的话，我会胀死的，这可是医生说的。我完全养足了力气。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却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了。家里没有回信来，说实话，我开始发愁了。根本不想吃东西，晚上也睡不着觉，各种古里古怪的念头尽在脑子里转……第三个星期，我收到从沃罗涅日来的一封信。但那不是伊琳娜写的，而是我的邻居，木匠伊凡·季莫斐耶维奇写的。唉，但愿老天爷不要让人家也收到这样的信！……他告诉我说，还在１９４２年６月里，德国人轰炸飞机厂，一颗重型炸弹落在我的房子上。伊琳娜和两个女儿正巧在家里……唉，他写道，连她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在原来的房子那儿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坑……当时我没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缩成一团，怎么也松不开来。我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又把信念完了。那邻居写道，轰炸的时候阿纳托利在城里。晚上他回到村子里，瞧了瞧弹坑，连夜又回城里去了。临走以前对邻居说，他将请求志愿上前线。就是这样。
“等到我心松开了，血在耳朵里冲击的时候，就想起我的伊琳娜在车站上怎样跟我难舍难分。这么看来，她那颗女人的心当时就预感到，我跟她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见面了。可我当时却推了她一下……有过家，有过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是多年来慢慢经营起来的，可这一切都在刹那间给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想：‘我这悲惨的生活会不会是一场梦呢？’在战俘营里，我差不多夜夜——当然是在梦中——跟伊琳娜，跟孩子们谈话．鼓励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不要为我悲伤吧，我很坚强，我能活下去的，我们又会在一块儿的……原来，两年来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谈话呀？！”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低低地用另一种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嗯。老兄，咱们来抽支烟吧，我憋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抽起烟来。在春水泛滥的树林里。啄木鸟响亮地啄着树干。和煦阳光的春风依旧那么懒洋洋地吹动干燥的赤杨花，云儿依旧那么像一张张白色的满帆在碧蓝的天空中飘翔，可是在这默默无言的悲呛时刻里，那生气蓬勃、万物苏生的广漠无垠的世界，在我看来也有些两样了。
沉默很难受，我就问道：“那么后来呢？”
“后来吗？”讲话的人勉强回答说：“后来我从上校那儿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一个星期以后就来到了沃罗涅日了。我走到我们一家住过的那地方。一个很深的弹坑，灌满了黄浊的水，周围的野草长得齐腰高……一片荒凉，像坟地一样静。唉，老兄，我实在难受极了！站了一会儿，感到穿心的悲痛，又走回火车站。在那边我连一小时也呆不下去，当天就回到了师里。
“不过。过了三个月，我又像太阳从乌云里出来那样喜气洋洋啦：阿纳托利找到了。他从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看样子是从另一条战线寄来的。我的通讯处，他是从邻居伊凡·季莫斐耶绍奇那儿打听来的。原来，他先进了炮兵学校，他的数学才能在那边正巧用得着。过了一年毕业了，成绩优良，去到前线，而信就是从前线写来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