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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倒是个挺老实的小伙子。你那只胳膊并没有打坏，只是脱臼了，可我已经给你摇上了。嗯，现在怎么样，好一些吗？’真的，不知怎的我觉得痛慢慢地消失了。我衷心地向他道了谢，他却继续在黑暗中挨着走过去，悄悄地问：‘有受伤的吗？’瞧吧，这才是真正的医生！他就是当了俘虏，就是在黑暗中，还是干着自己伟大的事业。
第六章
“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德国人不让我们出去大小便。这一层，当我们成双行地被赶进教堂的时候，押送队的长官就警告过我们了。真不凑巧，我们中间有个教徒急于要大便。他忍着，忍着，忍了好一阵，后来却哭了起来，说：‘我不能亵渎神圣的教堂！我是个信徒，我是个基督教徒：弟兄们，叫我怎么办呢？’你知道，我们是些怎样的人吗？有的笑，有的骂，有的给他出了各种各样可笑的主意。他弄得我们大家都很快活，可是这件倒霉事结束得却很惨：他开始敲门，请求放他出去一下。嚯，可求出祸事来了；法西斯分子隔着门扫射了好一阵，这个教徒就被打死了，另外又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个受了重伤，到早晨也死了。
“我们把死人抬在一个地方。大家坐下了，安静下来，开始想心事、觉得事情的开头不太妙……过了一会儿，大家压低嗓子，嘁嘁喳喳地谈起话来：谁是什么地方来的，哪一省人，怎么被俘的。在黑暗中，那些同排或者同连的同志，彼此找不到，就低低地互相叫唤着。我听见身旁边有两个人在悄悄地说话。一个说：‘如果明天上路以前，要我们排队，并且供出政委、共产党员和犹太人来，那你、排长，可别躲起来！这回你逃不掉的。你以为脱掉上衣，就可以冒充士兵吗？不成！我可不愿替你承担责任。我第一个就把你指出来！我知道你是党员，还曾经鼓动我入党，现在你可得对自己的事负责了。’说这话的人离我很近，就在我的身旁，坐在我的左边。而在他的另一边，有个年轻的声音回答说；‘克雷日乌夫，我一向怀疑你不是个好人。特别是那次你推说不识字，拒绝入党。不过我从没想到，你会成为叛徒。你不是念完七年制学校的吗？’那个家伙却懒洋洋地回答排长说：‘哼，念完了，那又怎样？’他们沉默了好一阵，然后，从声音上听出来，那个排长又悄悄地说：‘不要出卖我吧，克雷日乌夫同志。’那个家伙却低低地笑着说：‘同志们都留在战线的那一边，我可不是你的同志，你也用不着求我，反正我要把你指出来的。到底自己的性命要紧。’
“他们沉默了，可我给这么卑鄙的行为气得直打哆嗦。我心里想：‘呸、我决不让你这畜生出卖自己的指挥员！有我在，你就别想自己走出这教堂，你只能让人家像死牲口那样拖出去’天蒙蒙亮，我看到：我旁边仰天躺着一个阔嘴大脸的家伙，双手枕在头底下，他旁边坐着一个瘦削的小伙子，鼻子朝天，脸色苍白，两手抱住膝盖，身上只穿一件衬衣。‘嘿’，我心里想，这小伙子是对付不了这匹胖骡马的。得由我来结果他。’
“我推推小伙子的胳膊，悄悄地问：‘你是排长吧？’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这家伙要出卖你吗？’我指指躺在地上的那一个说。他又点了点头。‘喂，’我说，‘捉住他的脚，不要让他踢！快点儿！’我自己就扑在那个家伙身上，同时手指拼死命掐住他的喉咙。他甚至都来不及嚷一声。我在他的身上压了几分钟，才直起身来。叛徒完蛋了，舌头也伸出来歪在一边！
“干完以后，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很想洗一洗手，仿佛我不是掐死了一个人，而是掐死了一条虫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杀的又是自己人……不，他怎么能算是自己人呢？他还不如一个敌人，他是叛徒。我站起来，对排长说：‘换个地方吧，同志，教堂大得很。’
“正像那个克雷日乌夫所说的那样，第二天早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教堂旁边给排起队来。并且被冲锋枪手们包围了。三个党卫队军官开始挑选他们认为有罪的人。他们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指挥员，谁是政委，可是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一个出卖同志的坏蛋。其实，我们中间几乎有半数是党员，还有指挥员，当然也有政委。从２００多个人中只抓了四个人。一个犹太人和三个俄罗斯士兵。俄罗斯人遭了难，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皮肤浅黑，头发鬈曲。德国人走到他们面前，问：‘犹太？’他们回答说是俄罗斯人，可是德国人连听都不要听。‘出来！’一一就完了。
“这几个可怜的人就被枪毙了，我们又被继续向前赶。那个跟我一起掐死叛徒的排长，直到波兹南始终走在我的旁边；头一天，一路上还不时握握我的手。在波兹南，我们因为这么个缘故给分开了。
第七章
“嗯，是这么一回事，老兄，从第一天起我就想逃回自己人这边来。不过逃，一定要有把握，可是在到达波兹南、被送进正式俘虏营以前，我一直没碰上适当的机会。到了波兹南的营里，可来了这样的机会啦：５月底，把我们派到营附近的树林子里，去给我们那些死去的战俘挖墓。当时我们的弟兄生痢疾死了很多。有一天我一面挖着波兹南的泥土．一面向四下里望望，结果发现两个卫兵坐在地上吃点心，还有一个在太阳下打磕睡。我扔下铁揪，悄悄地走到一丛灌木后面……然后就一直朝太阳出来的方向跑去……
“看来，那些卫兵不是很快就发觉的。我当时身体那么虚弱，哪儿来力气能一昼夜跑了将近40公里，——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我的梦想落空了：第四天，在我已经离开那该死的俘虏营很远的地方，我被捉住了。几条警犬循着我的脚印跑来，它们在没有割过的燕麦地上把我找到了。
“那天天一亮，我不敢在旷野里走，而到树林子又至少走了三公里路，于是就在燕麦地里躺下来休息。我用手掌揉碎麦子，稍微吃了些，又在口袋里装了些作为存粮，忽然听到狗叫声和摩托车的哒哒声……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因为狗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我把身子紧贴在地上，双手遮住头，至少不让那些畜生咬坏我的脸。嗐，它们扑过来，一下子就把我身上的破衣服撕光，弄得我像刚出娘胎一样了。它们在燕麦地上把我随便拖来拖去，最后，一条公狗前脚搭在我的胸上，眼睛盯住我的喉咙，不过还没有更进一步来对付我。
“德国人骑着两辆摩托车开近了。他们先自己尽性地把我打了一顿，后来又放狗来对付我，弄得我全身血肉模糊，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就这样，把我光着身子，血淋淋地带回营里。因为逃跑坐了一个月禁闭。但我还是没有死……我还是活了下来！
“回想起来真是难受，老兄，但要把当俘虏所吃的苦全讲出来，那就更加难受。你一想起在德国所受的那种不是人受的苦难，一想起所有的那些在俘虏营里给折磨死的朋友们，同志们，你的心就不是在胸膛里，而是在喉咙口跳着了，你就会喘不过气来……
“在被俘的两年中，我被他们赶来赶去，那儿没有到过！在这段时期里，我走遍了半个德国：我到过萨克森，在硅酸盐厂里做过工；到过鲁尔，在矿井里运过煤炭；到过巴伐利亚，在土方工程上干得折断了腰；还到过绍林吉亚，在德国的土地上，他妈的哪儿没有到过。那边的风景可以说到处不同，但是枪杀和鞭打我们的弟兄，却是到处相同。那些天杀的坏蛋和寄生虫，打起人来那么狠毒，在我们这儿就是畜生也从来没有这样被人打过。真是拳打脚踢，什么都来，橡皮棍子，各种铁器，拿起就打，更不用说步枪枪托和别的木器了。
“他们打你，为了你是俄罗斯人，为了你还活在世界上，为了你在给他们这批流氓于活。他们打你，还为了你眼睛看得不对，走路走得不对，转身转得不对……他们打你，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把你打死，为了让你咽下自己最后一滴血倒下去。德国所有的焚尸炉，怕也不够给我们所有的人用吧……
“给我们吃的东西到处相同：１５０克面包代用品，还和着—半木屑，再是一些冬油菜做的稀羹。开水——有些地方供给，有些地方不供给。也用不着我多说．你只要想一想：战前我的体重有８６公斤，到秋天可只剩下５０公斤都不到了。真所谓瘦得皮包骨头，眼看着这副骨头都要扛不动了。活儿不断派下来，不让你说半个不字，而且那么繁重，就是运货的马也吃不消的。
９月初，我们１４２名苏联战俘从库斯特林城郊的营里、被转移到离德累斯顿不远的ｔ一１４号营里。当时在这个营里，我们的人将近有２００名。大家都在采石场里干活，用手工凿下、敲开、弄碎德国的石头。定额是每人每天四个立方米。请注意，当时大家就是不干这活，也只剩下一口气了。结果是：我们这１４２个人，过了两个月就只剩下５７个了。老兄，你说怎么样？惨不惨？当时我们简直来不及埋葬自己的弟兄，可营里又散布着一个消息，说什么德国人已经占领斯大林格勒，正在向西伯利亚猛进。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压得你眼睛离不开地面，仿佛你自己在请求，情愿埋在这人地生疏的德国土地里。而看营的卫队却天天喝酒唱歌，寻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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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有一天晚上，我们下了工，回到营棚里。雨下了整整一天，我们身上的破衣服简直绞得出水来；大伙儿都在冷风中哆嗦，好像狗一样，冷得上牙对不拢下牙。又没有地方烘衣服，没有地方烤火，再加肚子里饿得比死还难受。可是晚上我们是没有东西吃的。
“我脱下身上湿漉漉的破衣服，扔在木板床上说：‘他们要我们采四方石子，其实我们每人坟上只要一方石子也足够了。’就是说了这些话，可是我们中间有个坏蛋，他把我这些牢骚向营的警卫队长告密了。
“营的警卫队长，或者照他们的说法，俘虏营长，是个叫米勒的德国人。个子不高，可挺结实．全身白得出奇；头发是白的，眉毛是白的，眼睫毛是白的，甚至于那双暴眼睛也是淡白的。俄国话讲得就跟咱们一样，而且重音打在Ｏ字上。仿佛是个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流域人。骂起娘来可是个了不起的好手。也不知道那畜生打从哪儿学来这一手？他叫我们在住区一一他们把营棚叫作住区——前面排起队来，自己带着一群党卫队员，伸出右手，在队形前面走着。他的手上戴着皮手套，皮手套里还有铅制的衬垫，用来保护手指。他一面走，一面每隔一个人打着我们的鼻子，打得皮破血流。他把这叫做‘预防感冒’。天天都是这样。营里总共有四个住区，他就今天给第一区举行‘预防’，明天给第二区，这样轮流下去。这是个做事很认真的孬种。从来没有休息日。只有一件事，他这蠢货可无法了解：原来在他动手打人以前，为了使自己发火，总要在队形前面骂上１０分钟。他不分青红皂白。娘天娘地地乱骂，我们听了反而感到舒服：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家乡话．仿佛从家乡吹来一阵微风……要是他知道，这样骂法只给我们带来满足，那他一定不会用俄国话骂，而光用他们的德国话骂了。只有我的一个莫斯科朋友，可对他大为生气，他说：‘当他骂人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仿佛已经回到莫斯科，坐在扎采普街上的啤酒馆里，并且想喝啤酒，简直想得头都发晕了。’
“嗯，就是这个警卫队长，在我说了关于几方石子的话以后，第二天把我叫去了。那天晚上营棚里来了个翻译，还带着两个卫兵。‘哪一个是安德烈·索科洛夫？’我答应了一声。‘跟我们走，营长本人叫你去。’我很明白为什么叫我，是要毙了我。我跟同志们告了别，他们都知道我是去送命的。我叹了一口气，走了。走到院子里，我抬头望望星星，跟星星也告了别，心里却想：‘你的苦可吃到头啦，安德烈·索科洛夫，照营里的叫法是，第３３１号。’不知怎的，我忽然可怜起伊琳娜和孩子们来，后来这种怜爱的感情也消失了。我开始鼓起勇气来，好跟一个士兵应该做到的那样，毫无恐惧地看着手枪的枪口，不让敌人在我最后的一分钟看见我也很舍不得离开人世……
“在警卫队长的办公室里，窗台上放着鲜花，干干净净，好像我们这儿漂亮的俱乐部。桌子周围坐着全营的长官。总共五个人，狂饮着白酒，吃着咸肉。桌子上放着一大瓶刚开瓶的白酒，还有面包、咸肉、渍苹果、各种打开的罐头食物。我对这些东西看了一眼，说实话，我感到那么恶心，差点儿呕吐起来。我饿得像一只狼，早已跟人吃的东西绝了缘，现在面前却摆着那么多好东西……我勉强忍住恶心，好容易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桌子。
“米勒喝得醉醺醺的，就坐在我面前，玩弄着手枪，把它从这只手抛到那只手，同时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我，好像一条蛇。嘿，我就双手贴住裤子缝，碰响磨坏的靴跟，大声报告说：‘警卫队长，战俘安德烈·索科洛夫遵命来到。’他就问我说：‘怎么样，俄国佬，你说采四方太多吗？’我说：‘不错，警卫队长，太多。’‘你说做坟只要一方就够了吗？’‘不错，警卫队长，足够了，甚至还有得多。’
“他站起来说：‘我持别抬举你，为了你这些话，现在亲自来枪毙你。这儿不方便，咱们到院子里去，你到那儿去送命吧。’我对他说：‘听便。’他站起来，想了想，然后把手枪扔在桌子上，倒了一大杯白酒，拿起一小片面包，又在面包上放了一小块咸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