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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70年。因此，我们长期观察了至今仍没有正常生活条件的非黑土地带。俄罗斯人散居在各民族边疆区，而在那里他们经常被提醒，当地居民应当有特权。苏维埃政权教导我们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不可动摇的公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原则不适用于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接受的是明显歧视俄语居民的法律。”[31]从这些信件看，普遍存在着不满，苏联的民族关系确实到了该重新研究和解决的时候了。
在1989年9月19～20日召开的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32]但这个决议为时已晚，各地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起来，这个决议的针对性不强，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因此，很少有人对其感兴趣，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没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体制及时做出修改，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33]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9月全会首次提出制订并签订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他认为，“如果哈萨克斯坦90%的工业置于莫斯科各部的监控之下，怎么可能独立地整顿经济局势呢？遗憾的是，我多次有关提供更多的经济独立的要求成了旷野呼声”。[34]
1989～1990年通过了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权限的《关于苏联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的基本原则法》；明确保障民族语言自由发展和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法》，《苏联和联邦各主体成员间权限划分法》等。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规定退出苏联的共和国要得到国民不少于2/3的赞成票之后才能宣布进入过渡期；其内部有自治实体的，投票要在自治实体中单独进行，这些自治实体有权决定留在苏联还是留在独立的共和国内。加盟共和国在退出苏联的决议通过后，要有一个过渡期，不超过5年，在过渡期内解决“要求退出的共和国在加入苏联时不属于该共和国的领土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个法令没人执行，没有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时走了这个程序，而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联盟中央没有任何办法。
苏共中央对民族冲突事件处置不当
虽然民族问题呈现出越来越尖锐化的趋势，但开始并没有马上提出脱离苏联而独立的问题。在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比较强烈，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存在着很强的反俄情绪，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主要是争夺纳卡州的归属。然而，由于苏共领导人处置失当，使得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激化。突出的有以下几次重大事件。
（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发展成民族仇杀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在苏联南高加索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面积4400多平方公里，80年代末的人口约18万，80%左右是亚美尼亚人，信奉基督教。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行政中心为斯捷潘纳克特。1923年7月，在没有成立自治州之前，该地区属亚美尼亚管辖，叫汉肯德村。1923年7月7日成立自治州，为纪念邵武勉而改名，并由联盟中央政府决定，划归阿塞拜疆管辖，当时该州居民90%为亚美尼亚人。这是斯大林做出的决策，完全违背了该地区人民的愿望。对此，亚美尼亚一直十分不满，一有机会就要求联盟中央“纠正”。自1987年10月开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人们希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由此使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两族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
1987年纳卡州的7.5万人签名寄给戈尔巴乔夫，要求将之与亚美尼亚合并，戈尔巴乔夫没有答复。1988年2月，冲突开始，亚美尼亚人开始游行和罢工，2月20日，纳卡州州委会以亚美尼亚代表110票对缺席的阿塞拜疆代表30票通过了致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呼吁书，要求把该州转归亚美尼亚管辖。苏共中央本应该纠正历史的错误，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苏共中央并没有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2月2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戈尔巴乔夫强调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反对改变疆界，他建议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共和国的领导聚集在一起，自己解决问题，他派利加乔夫和拉祖莫夫去巴库，派雅科夫列夫和多尔吉赫去埃里温，分别做双方的工作。政治局要求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使局势正常化，两国领导人对此都不满意。
1988年2月26日，戈尔巴乔夫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书发表，呼吁两个共和国的居民在民主进程和法制框架内行事，认为现有民族地区布局的任何更改，都有损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现在最主要的事是集中克服复杂的局势，解决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态和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积累的其他问题……我号召你们表现出公民的成熟性和自制力，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维护社会秩序”。[35]公开信的内容，立即引起亚美尼亚人的反对。当天，戈尔巴乔夫还会见了亚美尼亚创作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谈了对局势发展的担忧，要求大家保持团结和友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事态压下去，到2月26日，埃里温的示威人数就达到了100万人，并从和平示威发展到兵戎相见。那里的一切都已陷于瘫痪，一切都停滞了。附近一些村庄的居民也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埃里温，抗议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内容。巴库也举行了示威游行，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也立即发生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游行和骚乱，2月27～28日苏姆盖特发生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两天内有32人被杀，其中亚美尼亚人有26名，100多人受伤，一些房屋和汽车被烧毁，许多亚美尼亚人的住宅遭洗劫，不少人遭殴打、强奸。一些10～100人不等的团伙在市内流窜，寻找下手的对象。当地警察没有干预，而实际上包庇暴徒，被拘留的20个人中16人被释放。[36]
面对日益尖锐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1988年2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通报说：“集会者在发言中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卡拉巴赫的问题，它与亚美尼亚合并的问题。他们说，斯大林时代对这一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强加给人民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因此现在应该在民主和改革的框架内解决。”[37]“现在，阿塞拜疆方面开始有反应了，首先是那里死了人，于是开始谣言四起。阿塞拜疆人由于担心遭到迫害已开始出逃，同时他们声明说，亚美尼亚人不让他们住在那里，于是导致了动荡。再说斯捷潘纳克特也不平静。现在阿塞拜疆那边也开始行动了。我似乎觉得阿塞拜疆的行动也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这在纳希切万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也聚集了成群的人们”。[38]
亚佐夫通报了来自苏姆盖特的情况，一位将军在报告中说，部队刚好碰上一群年轻人胡作非为，于是驱散了他们，但这些人仍三五成群地继续为非作歹，他们烧毁汽车，行凶杀人，已经有14人被他们打死，还有许多人被送到医院。切布里科夫补充说：110人受伤。弗拉索夫通报说：有14人被打死，其中3名妇女，3名阿塞拜疆人，6名亚美尼亚人，其余两名死者身份正在调查，另外还有71人受伤，其中亚美尼亚人48名；6辆汽车被烧毁；在13座房屋里发生19起纵火案；政治教育所、公共汽车站遭到破坏；强暴案4起；54名警务人员遭围攻；已拘捕47名闹事者，其中有5名是趁火打劫者。[39]
戈尔巴乔夫也认识到苏姆盖特动荡不安，许多人趁火打劫，他同意国防部长下达命令，迅速把军校学员和其他部队派进苏姆盖特。他还协助空运了3000多名警察到那里。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到5点钟的时候已控制住了局势。对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及涉及的两个共和国，戈尔巴乔夫强调要稳定局势，他批评个别领导人卷入此事，“简短地说，现在应该控制住亚美尼亚，以免他们有过激的反应。我们原打算我们派往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同志能在星期一回来，这样我们可以在星期四交换一下意见，但现在我想，目前他们还得留在那里继续这一工作，而且还要加强。这项工作在亚美尼亚已经完成，但可能不够全面，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因此这项工作也要在这里继续。现在应该把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动员起来。我们现在急需情报，但你就是得不到情报。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隐情不报，老是捂着盖着。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和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都有个别同志卷入此事，他们不干正事，但是什么都知道”。“他们对这种情绪暗送秋波，并甘当俘虏，现在更是难以自拔。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全会支持公开信，但他们却要求成立委员会。他们现在走得太远了，并且还在不断地煽动人民的情绪。这是事实。但我们还是要理解这一点，并像人们所说的，给他们一次机会。我们就做一些让步，改变一下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但一定要保持局势的稳定”。他提出应该采取的措施：一是要大力吸收人民参与局势正常化的进程；二是采取措施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积累的矛盾，防止内讧蔓延；三是要采取措施加强这两个加盟共和国间的交往。[40]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在苏姆盖特实行宵禁，戈尔巴乔夫强调不能开枪，以防伤到群众。但没有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做出决议，只是要求把近三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信件整理成专辑。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在民族事务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它超过了一切，这是基础，是运用改革和民主化阶段可以解决尖锐问题的基础。很明显，我们就应该这样安排工作，现在就立即结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事件，分析其中的原因等等，仔细讨论。如果中央必须通过一项关于卡拉巴赫的决议，那也要等到共和国自己就其社会经济问题请求我们出面时再做。”[41]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归属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并没有做出裁决，戈尔巴乔夫还幻想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能达成协议，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苏共中央更换了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亚美尼亚，阿鲁秋尼扬取代了杰米尔强，在阿塞拜疆，韦济罗夫取代了巴吉罗夫，但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渗透到共和国的各级党组织中，对共和国的党政领导形成了压力，听命于莫斯科对他们不利。
1988年6月14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同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6月17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重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仍旧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表明，这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不仅不阻止民族冲突，而且亲自参加和积极支持本国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倾向在其他地方也在发展，“越来越明显的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得到党机关的支持。在苏联解体前，早在别洛韦日协定之前，党就开始依照民族原则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