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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国立大学学生开始停课，其他学院的学生也表示支持，部分中学生也参加进来。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仍然沿中央大道向列宁广场前进，高呼“光荣属于斯大林”等口号，中途在市苏维埃大楼附近停留，朗诵了关于斯大林的诗歌，高唱颂扬斯大林的歌曲。3月8日，游行队伍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出现了满载人的卡车。斯大林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广场上开始有人发表演说。示威者要求市苏维埃门前重新挂出不久前撤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也要求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楼挂出列宁、斯大林画像。广场上安装了麦克风和扩音器，一些人上台轮流发表演说，邀请诗人朗诵颂扬斯大林的诗歌。群众运动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把反对的矛头指向赫鲁晓夫。据赫鲁晓夫1956年7月10日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说：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等口号。[57]3月9日，参加活动的不仅是青年，也有成年人，一些工人也停工参加进来。大街上的一些大楼门前挂上了列宁、斯大林画像，还出现了降半旗的做法。共和国报纸《共产党人》和《东方曙光》都发表了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的社论，刊登了斯大林和列宁的照片。各企业、机关、学校召开了纪念大会。其他城市哥里、库塔伊西也召开了大会。中午1时，姆扎瓦纳泽在列宁广场发表了讲话，宣布人们的“请愿”会给予研究并得到答复。与此同时，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党政方面发出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的告居民书》，用大功率的扩音器在全市播放。告居民书说：这几天是第比利斯劳动人民缅怀和哀悼斯大林的日子，“劳动者们前往广场斯大林纪念碑前寄托哀思，这种感情是完全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是，竟出现了一些破坏分子和挑唆者企图利用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女的哀伤之情，胡作非为，破坏社会秩序，破坏正常生活。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爱国和珍惜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立即恢复秩序，制止破坏分子的破坏和挑唆活动。就在这天晚上11时，发生了军队同部分活动参加者之间的冲突，后来当局用坦克驱散列宁广场上的人群。部队包围了公园，并动用了武力，有人被打死。10日早晨，第比利斯市贴出了《第比利斯市卫戍司令部的命令》：“近日来第比利斯市内有人破坏公共秩序，破坏企业学校的正常工作和第比利斯市的城市生活”。为此，“特命令第比利斯市警备长马库舍夫中校自1956年3月9日24时起实行军队巡逻。”[58]
在其他地方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时候也出现了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1956年3月23日，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召开非公开的党员大会，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些科技知识分子在讨论中指出，秘密报告是一个对党、二十大、中央委员及其领导人进行诬蔑诽谤的报告。也有发言者根据秘密报告尖锐地指责苏联的制度。初级研究员Р.Г.阿瓦洛夫说：“人民的力量太弱，所以一小撮人得以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只有人民拿起武器，才是消除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有害现象的根本措施。”技术员Г.И.谢德林说：“我们总是说党的力量和人民的权力，过去没有过，现在也没有。我们跟着斯大林一起走向法西斯主义……我们现在还在重复个人崇拜，吹捧赫鲁晓夫。代表大会上没有讨论他的关于‘合理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实强加于我们，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没有把这一切搞清楚。”初级研究员斯莫利亚金说：“真是让人困惑莫解，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不讨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也许我说得不对，不少党员丧失了独立性和党性……对于许多人来说，党票是得到生活中好位置的手段。”初级研究员Ю.Ф.奥尔洛夫的发言成了这次党员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他说：“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同奴隶社会进行比较呢？……我们这里出现了这种情况，所有制属于人民，而政权却属于一小撮坏蛋。……我们的党奴才性十足，大部分党员看风使舵，二十大就是这样。……最高苏维埃会议给人的印象是可怜巴巴的。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让人觉得好笑。我们党还是那老样子：阿谀奉承，拍马屁，我们的国家和党的机关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办报刊的是一些骗子和看风使舵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培养了一些打手。”许多与会者发言，对奥尔洛夫的发言表示支持。主持会议的人试图扭转话题没有成功。会议参加者的发言被立即报送中央委员会。奥尔洛夫被叫到热工学研究所政治处，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说他在1946年就有这些想法。会议的情况引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注意，为此专门通过了《关于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某些人在讨论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恶意攻击的决定》，Р.Г.阿瓦洛夫、Ю.Ф.奥尔洛夫、В.Е.涅斯捷洛夫、Г.И.谢德林被指控“鼓吹虚假的资产阶级自由”，攻击党和苏维埃机关，犯了自由主义。他们被开除党籍、责令该研究所的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研究所政治处主任被撤职。这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契卡洛夫、基辅、萨哈林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实际上全国都有类似的“自由主义”议论。[59]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在2月底或3月初就在国外开始传播。据南斯拉夫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回忆：“将近2月底的一天夜晚，铁托临时召集了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向我们宣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3月10日，美国驻苏大使查理·波伦第一次听说有这份报告，传闻来自英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的通讯记者。第二天，一位美国教授也证实了这一传闻。他刚去探望过他的苏联父亲，他父亲曾给苏共中央一名成员治过病。几天后，在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那里工作的苏联人员开始谈论他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听到的消息。在西方报纸上，第一篇关于秘密报告的报道出现在3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由该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写的，有好些材料还不准确。第二天，一篇由路透社发出的波恩快讯则更准确的勾勒出报告的粗线条。[60]3月14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的一个文艺性刊物《新主题》上就苏共二十大发表了长篇谈话。他反驳了那些指望苏共二十大所开辟的民主发展进程将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苏联东山再起的谬论。同时，他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评论说，对今天受到谴责的那些错误不仅仅是个人事情，而且和苏联生活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把斯大林的缺点当作所有问题的根子加以抨击，而且局限于“个人崇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看问题。陶里亚蒂把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看作苏联制度的某种“蜕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要求做出解释：在苏联制度下为什么会产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犯错误时现在揭发他的领导人干了些什么？3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这篇公开宣传苏共二十大精神的文章，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秘密报告的存在。4月1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而撰写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看来赫鲁晓夫等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秘密报告会引起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反响，也没有作好应对的准备。开始，赫鲁晓夫对国内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一下处理，在大的方向上仍然按照大会的决议，采取继续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3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了《关于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人员的案件》的决议。决议说：“在监禁地至今仍然关押着大量的人员，他们是被毫无根据地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和依据虚构的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还有一部分被关押的人员，把他们与社会隔离开并不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利益，尽管他们犯了政治性质的罪行，以及职务和经济罪行。”决议认为，以普通的方式，通过司法机关审理上述人员的案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为了从监禁地尽快释放上述人员，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与犯人进行私下接触，审查各监禁地现有的案卷和其他能够证明罪犯在被逮捕前和在监狱中行为表现的材料，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索取并审理调查和诉讼案卷。委员会可以当场做出释放那些被错误判罪，以及没有必要继续关押的人员的最终决定；做出关于缩减那些被判不相称的处罚的监禁期限的决定，或者在由罪犯的亲属个人和社会组织担保的情况下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苏共中央委员会还委托上述委员会审理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所有未成年人案卷，在必要的情况下决定关于释放他们，或者把那些没有必要继续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未成年人交给其父母或者亲友托管。该委员会审理案卷是一次性措施，应该在1956年10月1日前结束这项工作。允许委员会吸收各地方内务部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参加提交委员会审理的材料的准备工作。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确保为那些从监禁地释放出来的人员及时地安排工作，并为他们创造生产、日常生活和居住条件。决议规定：祖国的叛徒、从事恐怖行动的人员、破坏分子、从事间谍活动和敌对活动的人员、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以及因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杀害和残酷折磨苏联公民而被判有罪的讨伐队员，不属于被释放人员之列。不属于被释放之列的还有如下人员：因土匪活动和蓄意谋杀被判有罪的人员、抢掠犯、惯贼、凶恶的流氓分子、社会主义财产的重大盗窃分子以及因捏造虚假的刑事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和其他特别危险的罪犯。为了贯彻执行这一决议，决定由А.Б.阿里斯托夫（委员会主席）、Н.М.别戈夫、Р.А.鲁坚科、Н.П.杜多罗夫、И.А.谢罗夫、К.П.戈尔舍宁、В.В.佐洛图欣和З.А.博尔德列夫组成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对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的人员案件的工作实行监督，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提供帮助。[61]
在4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在6月4日召开中央全会，由谢皮洛夫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改善思想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可以看出，这次中央全会是要清除贯彻二十大决议的思想障碍。[62]40年后，人们在苏共中央档案中发现一份朱可夫元帅题为《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言稿，签注的日期是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在给赫鲁晓夫的短信中说：“现向您呈送我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稿，请审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63]显然发言稿是根据赫鲁晓夫的布置准备的。发言稿的开头就说：“在某些同志中有关于不宜继续和深入重提与个人崇拜有关问题的意见，因为按他们的意见，深入批评与个人崇拜有联系的问题会给党的事业、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带来危害，会降低苏联人民的威望，等等。”“我认为，类似的情绪是不同意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段话表明，在领导集团内对继续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存在着不同意见。朱可夫在发言稿中说：“个人崇拜的广泛蔓延是在与卫国战争有联系的许多问题上开始的。”“直到最近，我们国家的军事思想工作依然是个人崇拜盛行”。朱可夫是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任红军总参谋长，后来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副最高统帅，组织和指挥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卓绝功勋。赫鲁晓夫让他在中央全会上就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作一次系统发言，这将比赫鲁晓夫自己在这方面的讲话更具权威性，显然要进一步推动对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
朱可夫的发言稿对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他的军事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评论。虽然这个发言稿是应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准备的，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未得到发言机会，但它对研究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思路变化是一份重要资料，而且发言稿对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史也有重要价值，不妨作如下引证。
朱可夫说：“在对斯大林的功绩、毅力和组织工作给予应有的评价的同时，我应该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解释战争方面导致的结果是：我国人民的作用、党和政府的作用、我们武装力量的作用都被降低了，斯大林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为了赞扬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