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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已报告了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和处决的总人数、1937～1938两年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只讲了1934年以后对党的干部的镇压，举出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遭到镇压的数字。十七大一半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70%遭到镇压，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同1935～1940年镇压总人数比较，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对30～40年代及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复查证明，实际镇压的人数要比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更大。苏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现已重新审查了涉及1586104人的1002617件具有镇压性质的刑事案件。根据这些案件1354902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1182825人。”“研究国家安全机关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尚未重新审理的有1575958件，涉及2192130人，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的738866件，判处1097293人（其中枪决395125人）。”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52]这个报告既说明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巨大规模，也说明镇压严重的非法性。赫鲁晓夫报告没有涉及大镇压总人数，也没谈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工业党、劳动农民党等名义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没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广大农民的残酷镇压。据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核实，1929～1933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被划为富农的51.9万人，追究刑事责任；1930～1931年间将356500农户、总人数168万人从苏联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53]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决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关于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错误，是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思路加进去的，是赫鲁晓夫揭露的第二个大问题。而就在这一部分讲到战前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镇压时只是笼统一提，并没有涉及镇压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那次镇压对苏联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摧毁性，30年代的5位元帅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这一镇压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有直接关系。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误苏联在战争中的牺牲会少得多，并没有指明苏联损失了多少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共牺牲了2100万人（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战争中死亡70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2700万。相比之下，德国在那次战争中总共死亡600万人，胜利者比战败者牺牲的人数要多好几倍。这就涉及关于评价战争胜否的标准问题，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争基本原则来说，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惨重了么？！关于战争后期强迫迁徙少数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提到5个民族，而实际上全体被迫迁徙的有13个民族，如果包括部分迁徙的在内，则涉及23个民族。所以，斯大林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比拟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实，不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仅仅以“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概念进行评论，难免曲解问题的本质。
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赫鲁晓夫不站出来进行揭露，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起来揭露。作为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往赫鲁晓夫身上推，就太缺乏历史意识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潜在的积极的启迪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史，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就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苏联官方的舆论工具一直给人民灌输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宣传，党的领袖代表和体现着党的意志，是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尊崇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把斯大林在特殊的条件下为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仅斯大林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经赫鲁晓夫对苏联实际存在的严重负面现象这么一揭露，不仅破除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也使人们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不可否定的启迪意义。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把它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见”、“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而且他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地利用。”人的性格、品德、心理状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大人物做出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有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做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就接受他并容忍他的执政达30年？这里当然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俄国历史上不只产生一个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崇拜皇权，追求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他们迷信超凡脱俗的个人，缺乏个体的主体意识，缺乏民主的素养。这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社会制度上说，布尔什维克在建党初期就放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集中主义的原则，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党和国家制度进一步极权化，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
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和做秘密报告的时候，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委员们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是，他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那就是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为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把一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有句名言说得好：德国皇帝的不好，要在德国臣民身上找原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崇拜者有责任，崇拜者也有责任。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但领导集团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当年他们唯斯大林之命是从，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竭力颂扬，他们实际上都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大镇压复查报告中就罗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等12人参与大镇压的具体活动及其罪行。这些人中，不仅有现在对揭露大镇压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也有对揭露持积极态度的，也有被斯大林镇压或者被排挤的。作为斯大林当年的亲信，现在有所觉悟站出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政治家。正因为赫鲁晓夫采取这样的不正确态度，他也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又重蹈覆辙，犯唯意志论错误，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看待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段话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论的基本态度，他没有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对斯大林的批判留有余地，预示着在未来的反复。
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
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人回忆说，他是照本宣读的，有人则说，他登上讲台后便抛开讲稿“自由发挥”。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说法，这次报告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记录，因此，无法辨析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在苏共中央档案中有一份《可以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名单》，列入名单的有参加二十大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法、意两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朱德、陶里亚蒂等。文件说：“应在1956年2月27日将文件交给中央对外联络部切尔诺夫，并由其转交给上述名单中指定的同志们。”文件指明：“文本在他们离开莫斯科之前收回。”文件注明：“打印30份”。[54]这表明，名单上的这13个人是最先看到秘密报告的外国人；从时间上推测，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按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宣读的原稿打印的。赫鲁晓夫3月1日向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分送了拟下发各级党组织的报告文本。这个文本在文字上做了润色和加工修改：注明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著作语录的出处以及某些文件通过日期，加入了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并指出代表们对报告某些论点的反应。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公布的就是这个修订本。[55]
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向下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决定：①建议各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尼·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②向各级党组织分发的报告文本加上“非刊登用”，同时取消“绝密”标志。[56]
就在决定向下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当天，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首先产生反响。3月5日，正是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一批学生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和花圈，号召人们为斯大林致哀，沿中央大道到列宁广场，向斯大林纪念碑献花圈。第二天，群众性的纪念活动继续出现。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面临十分尴尬而难措手足的局面：既要按中央要求传达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又要面对悼念斯大林的群众活动。3月6日下午4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开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在简短的讲话中号召与会人员贯彻二十大决议，然后由中央书记姆切得利什维利传达“关于个人崇拜”的文件。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