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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在大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水兵们要求：“1.于2月26日中午1时召开舰队会议；2.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特鲁博奇厂的工人，既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3.必须阐明演说工人的要求；4.必须阐明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射击。”佐西莫夫很有经验地阐明了俄国的形势并回答了水兵们的提问，很快地控制了舰队的情绪。这时，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诺维科夫来到军舰上，他不太了解当时会议的情况，发表了职业性的讲话，说他作为政委可以保证所有的问题在几天后就可以得到解决。他的讲话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水兵们的情绪重又激动起来，呼喊着：“他们想要收买我们，并且向我们隐瞒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佐西莫夫建议水兵自己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形势。当即，“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了由萨夫琴科（古斯塔纳县农民出身的水兵，无党籍，据阿格拉诺夫的报告称，除他之外，其他代表的身份均不得而知）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也选出了七人代表团。[24]
26日晨，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们的要求。他们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深入罢工工厂了解情况。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让水兵们感到不安，但工人们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他们。
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舰队后在舰队大会上报告了特鲁博奇厂、波罗的海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工人大批被抓的严重形势以及特鲁博奇厂关于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次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共13点：①由于现有的苏维埃没有反映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并且在改选前就实行工人和农民的宣传自由；②要求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③要求集会、组织工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的自由；④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⑤释放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以及所有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而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和水兵；⑥选举专门委员会以重新审理被拘于监狱和集中营的囚犯的案件；⑦取消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利用特权宣传自己的思想并用国家工具达到目的，取而代之的应是组织成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国民文化教育委员会，为此国家应放弃这一特权；⑧立即撤除所有的征粮队；⑨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供应份额应均等；⑩取消所有部队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以及所有工厂中的共产党员的值班，如果这样的值班和队伍实在必要，可以在连队中选取，或按工人的意愿在工厂中选取；⑾给予农民以土地的完全使用权，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且还拥有完全属于自己、供自己所用的牲畜；⑿请所有部队以及部队官兵同志附和我们的决议；⒀要求在出版物上广泛地宣传所有的决议。[25]后来，此举被看作“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开始。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以仅有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⒁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⒂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26]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闻讯赶来的喀琅施塔得居民达16000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集会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舰队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还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晚上，两舰的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艇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3月1日晚，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之后，加里宁得以离开喀琅施塔得。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了代表大会，大约有600名代表参加，其中25%的代表为俄共党员。C.M.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书记员）主持会议，代表们选出了由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委员会。库济明、瓦西里耶夫仍未放弃扭转士兵情绪的努力，积极发表演说，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发言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水兵们数次打断他们，最后干脆不让他们发言。突然，会场外传来消息，说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正持枪赶来，意图逮捕会议的参加者。大会主席团立即做出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雅科文科（通讯部喀琅施塔得区域的话务员）、奥索索夫（“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机械操纵员）、图金（电机厂工人）和奥列申（第三劳动学校主任）。[27]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28]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
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成为一个信号，从3月2日起，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虽然还没来得及了解要塞发生的变化，但凭直觉他们认为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起义”。他们的判断和言论对政府有重要影响。到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29]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为了这些选举在较为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恰恰也正是为了苏维埃找到自己真正的劳动者代表，为了苏维埃成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机关”，“同志们！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担心任何流血，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以维护城市、要塞和炮台的革命秩序。”“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留在机器旁，水手和红军应留在自己的部队和炮台。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应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所有的工人组织、企业、工会、部队和海军以及公民个人给予它所有的支持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在城市和要塞中创造条件以进行公正和正义的新的苏维埃的选举。”[30]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报成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整个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正是在这份刊物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他们最初的两道命令，即必须全面地完成委员会的指令和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离开喀琅施塔得。[31]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32]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俄共党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班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必须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共党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33]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共党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成员为此而被政府追究责任。
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据佩特里琴科事后的描述，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34]之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3月4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共有202人参加。由于事务繁忙，根据佩特里琴科的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增补了10名委员，他们大多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工人和职员。[35]用阿格拉诺夫的话来说，很难确定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党派归属，因为“兵变的参加者以无党派的名义小心地掩饰了自己的党派归属问题”。[36]1921年4月23日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的侦察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两名是孟什维克，一名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党籍不明”。[37]根据文件材料可以看出，政府方并未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这一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论。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做了内部分工：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并领导《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瓦利克和罗马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伊科夫负责交通，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领导粮食部门。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代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