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_第20节

的资源必须用于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18年夏至1920年春为第一阶段，1920年春至1921年春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迫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而提出的应急性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明显背离了经济规律，但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即作为“战时经济”的合理性。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4]从客观效果上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所需，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作用，也为战争条件下强化专政机器、打击反对势力、稳定和巩固后方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第二阶段更多地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将战时体制延伸为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过渡的主观愿望，而非客观需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集聚战争资源上取得的成功以及这一战时体制中体现的某些“共产主义”的做法使得列宁一度以为，“应当用军事办法来解决经济任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一定能使我们获得巨大成就，保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5]因此，到1920年3月，因战争的非常形势而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战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被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政策大加推广。尽管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放心大胆地执行和平经济建设任务”[6]，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俄共（布）中央决定：强化余粮收集制。按照这一指导思想，1920年9月，俄共（布）中央给各省省委的信中强调：“下达给乡的征集额，就是余粮额，居民要用连环保的方式予以完成”[7]；同时，俄共（布）中央还决定，将500万规模的军队改编为劳动军；严惩劳动中的逃跑现象，直至关进集中营。[8]除此之外，苏俄政府在工业国有化、经济关系实物化等方面，也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作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捷径的做法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1920年到1921年初，苏维埃俄国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经济上，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农业。由于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受挫，1920年，耕地面积比一次世界大战前平均水平减少7%强，谷物产量仅相当于战前的54%，单产相当于2/3；经济作物情况更糟，棉花收获量仅为6%，甜菜为8%弱。[9]工业的情况更为严重，1920年，工业品产量仅相当于1913年的1/7。其中，大工业相当于1/8，生铁产量为1/22，甚至比1901年还少，煤产量比1899年还少，石油产量相当于1890年的水平，比1913年少了1/2。[10]

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苏俄政府宣布实行商业国有化，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私人贸易。但在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完全取消私人商业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只是改变了形式，由公开转入“地下”，黑市活动一度猖獗。据苏俄中央统计局统计，1918～1919年度在26个省运达的粮食总量中有56%是粮食投机小贩运来的。[11]城市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以10倍的高价从黑市上购买食品和日用品。1919年春，在15个城市居民面包消费量中，从黑市上购买的占60%。[12]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苦中。人们连续几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也成为稀缺之物，由于饥荒和营养不良，流行性疾病一度泛滥。列宁后来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13]之所以“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酝酿着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政治危机。

1921年春，承受了三年余粮征集制的俄国农民在战争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看不到生活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开始诉诸行动。坦波夫省的一名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谈了他对农村形势的直观感受：“……农民的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我们县不很快地杜绝这类现象，那将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征收余粮滥用职权提出的控诉，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14]1920年末1921年初，农民的武装暴动遍及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中波沃尔日、顿河流域、库班河流域、乌克兰和中亚。在这段时间整个俄国爆发了50多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最大的一起是“安东诺夫暴动”，这起暴动波及了整个坦波夫省。1921年2月1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缅任斯基、亚戈达等人在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国总的形势的报告中称，“现在的农民暴动不同于旧式农民暴动的一点在于，现在的农民暴动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15]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中流砥柱的工人阶级也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怀疑和失望。1921年春，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中心的大工业城市处于动荡不安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罢工、骚动不断，形势尤为严峻。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工人开始罢工，共计1037人参加了罢工，原因是没有按时供应面包；当天，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共计3700人，原因是粮食供应减少；彼得格勒电缆制造厂、国立第一卷烟厂、制钉厂、军械库等召开了全体会议，大多通过了要求自由贸易、提高定额供应以及可以自由转厂的决议。[16]由于缺乏原料、燃料，1921年2月11日彼得格勒93家企业宣布在3月1日前关闭，其中包括普梯洛夫厂（包括普梯洛夫股份公司的机器制造厂和锅炉钢铁厂）、谢斯特罗列茨基厂（兵工厂）、“三角”厂（橡胶工厂）等一些大企业，大约有27000名工人因此失业而被迫流落街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批企业长期停工或开工不足，工人阶级人数锐减，队伍涣散。许多工人由于饥饿的威胁，纷纷流往农村。还有一些人则脱离工厂，自谋生路，改行从事稀缺日用品的生产，成了小手工业者。加上参军的工人，到1920年，整个工人阶级只剩下不到战前的一半，纺织、水泥、采矿、制铁工人只剩下战前的14%～16%。[17]无产阶级作为苏俄政权的阶级基础面临着消亡的危险，这也严重影响到了苏俄政权的统治基础。

军队中的情况也十分糟糕，“在国内战争暂告段落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军人复员问题引起了军队的极度不稳，战斗力大大下降……同时共和国形势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近期军事任务的性质（同农民暴动作斗争取代了同白卫军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显露了红军的机关管理系统对上述任务的不适应性”。[18]常年作战已使士兵们疲惫不堪，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在与家乡的通信中，得知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权滥用权力，征集沉重等消息，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军队战斗力日趋低下。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初的俄国，形势变得一触即发。

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曾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重要支柱力量，因此，从1917年底起苏俄政府不断地从这里吸收可靠的士兵充实红军队伍，派往国内战争前线。而作为基地守卫者的补充，大多数是来自南俄和乌克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通过休假、书信等方式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21年初俄国空前的经济困难中，在频繁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喀琅施塔得同样弥漫着对苏俄政府的不满情绪。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动息息相关。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厂工人举行会议，与会者通过了要求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当局对此的反应是，决定关闭该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措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2月24日晨，当设于特鲁博奇厂的学员兵[19]岗哨不允许工人进厂时，约300名特鲁博奇厂的工人便带动波罗的海厂、费尔拉姆厂等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大约有2500人汇集于瓦西里耶夫斯基区。鉴于这一严重的形势，政府派出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可靠的军事院校的学员兵前去驱散人群。当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近期在工厂中发生的骚乱是一种叛变行为，决定彼得格勒戒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戒严的实施。

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严：“为了实施军事戒严，恢复各区的革命秩序，应在各区成立由相应党委领导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组。革命三人小组所有的军事行政命令和决定对该区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区的军事力量必须服从该区的军事三人小组，在特别情况下也可征得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自发布之时即刻生效。”[20]

就在这天，工人们仍然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要求释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游行示威的工人与设置于各区的军事院校学员兵岗哨发生了数起冲突。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势，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政治反对派。当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21]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100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Ф.И.唐恩。另外还有约200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22]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措施以及镇压政治反对派，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已经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早在1920年12月，包括驻防于喀琅施塔得的舰艇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已经躁动不安，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其次是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军队长官日益增长的特权；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坏消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现象的出现：波罗的海舰队俄共党组织大约有40%的人要求退党，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说明，一些人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信心，还有一些人则已经把党员证给撕了”。[23]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无异于投向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要塞的火星。1921年2月，本已躁动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也公开骚动起来。最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两舰本来驻防于彼得格勒，后来被调至喀琅施塔得。2月25日前，两舰的形势还算稳定，但舰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满，一是由于调动引起的，因为在彼得格勒的生活相对比较轻松；二是因为缺乏制服和鞋；三是因为拖延2月1日前应当复员放假的期限和经医生委员会认定为伤员的士兵应当免职放假的期限。24日、25日彼得格勒发生的事情使水兵们的情绪异常激动起来。25日晚，“塞瓦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