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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很多事。”张宗兴接话，“但不是为了发财——至少不只是为了发财。”
他走回桌边坐下，压低声音：
“我们可以建立三条线。第一条，物资线。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从东南亚、欧美采购军需物资，转运内地。杜先生，你在商界的人脉，可以做这件事。”
杜月笙沉吟：“风险不小。日本人会盯着，英国人也会盯着。”
“所以要做得隐蔽。”张宗兴说，“用贸易公司的名义，正常报关，正常运输。但要有一套暗中的渠道，专门运送敏感物资——药品、电台零件、特种钢材。这些，司徒先生的洪门弟兄可以负责运输。”
司徒美堂点头：“这个不难。洪门在海外各埠都有堂口，船队、码头都有自己人。”
“第二条线，是情报线。”张宗兴继续说，“香港会聚集各方势力——重庆的、延安的、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情报网络，不仅要获取日本人的情报，还要了解各方的动态。”
他看向杜月笙：“杜先生，你在香港上层有不少朋友。有些消息，只有那个圈子里的人才知道。”
杜月笙会意：“我明白。茶话会、舞会、马场，那些地方，消息比报纸还快。”
“第三条线，是人。”张宗兴的声音更低了，
“战争一开，会有无数人从内地逃到香港。”
“知识分子、学生、技术人员、抗日志士……这些人，是中国未来的种子。我们要想办法保护他们，安置他们，有朝一日，送他们回去重建国家。”
司徒美堂皱眉：“这条线最难。人多眼杂，容易暴露。”
“所以不能在香港长期安置。”张宗兴说，
“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在香港短暂停留，确认身份，提供基本保障。第二步，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大后方——去重庆，或者去延安。”
他说到“延安”时，顿了顿。
杜月笙敏锐地察觉到了：“宗兴，你提到延安……是有什么打算？”
张宗兴没有隐瞒：“我接触过那边的人。”
房间里再次安静下来。
煤油灯的火苗又跳了一下。
杜月笙缓缓道：“这是条险路。重庆那边，不会高兴的。”
“我知道。”张宗兴说，“但战争时期，最忌讳的就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重庆要帮，延安也要帮。说到底，他们都是在打日本人。”
司徒美堂笑了：“这话说得痛快！什么党什么派，只要能打鬼子，就是好汉！”
杜月笙却想得更深：“但这样一来，咱们就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了。重庆会猜忌我们，延安未必完全信任我们，日本人更是欲除之而后快。”
“所以需要两位的帮助。”张宗兴坦诚地说，“我一个人，做不成这些事。需要杜先生的财力人脉，需要司徒先生的人手渠道。更需要两位的智慧——在香港这个棋盘上，咱们得走一步，看三步。”
杜月笙沉默了。
他端起已经凉透的茶，慢慢喝着。
这位上海滩皇帝一生经历过无数风浪，但眼下的局面，依然让他感到沉重。
过了好一会儿，他放下茶杯。
“宗兴，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杜月笙缓缓道，“但有一个问题，你得先回答我。”
“杜先生请问。”
“你图什么？”杜月笙盯着他的眼睛，“你说不是为了发财，那为了什么？为了名？为了权？还是……”
“为了不死。”张宗兴打断他。
杜月笙怔住了。
“杜老哥，您刚才说，如果中国亡了，您连狗都不如。”张宗兴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我不想到那一天。我读过史书，看过历代兴亡——亡国之人是什么下场？是扬州十日，是嘉定三屠，是子子孙孙为奴为婢，是脊梁骨被一寸寸打断，再也直不起来。”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雨还在下，远处的灯光在雨幕中摇曳。
“我在上海滩见过日本人怎么对待中国人。”张宗兴没有回头，
“他们在虹口公园门口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们在租界里随意抓捕、刑讯、杀人。他们看中国人的眼神，不是看人的眼神——是看牲口，看物件。”
他转过身，脸上有一种刀刻般的坚毅：“我算过一笔账。这场战争，日本人的工业是我们的十倍，军力是我们的五倍，海军空军我们几乎没有。硬碰硬，我们打不赢。”
“那你还……”司徒美堂忍不住开口。
“但我们有四万万人。”张宗兴说，
“四万万不肯做奴隶的人。日本可以占领我们的城市，但占领不了每一寸土地；可以杀死我们的人，但杀不绝反抗的心。战争会很长，很苦，会死很多人——但只要我们不死绝，只要我们还在打，他们就得源源不断往这个泥潭里填人命、填资源。”
他走回桌边，双手撑着桌面，身体前倾：“日本人撑不起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他们的国力不够，他们的野心太大。时间在我们这边——只要我们撑得住，拖得起，用空间换时间，用血肉换喘息，总有一天，局势会变。”
煤油灯的火苗在他眼中跳动。
“国际局势不会永远不变。”张宗兴继续说，
“英美现在坐视不管，是因为还没伤到他们的利益。等日本人的野心膨胀到威胁他们的时候，等世界看到中国人流了这么多血还在抵抗的时候——风向会变的。”
杜月笙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你看得远。”他说，“比我们都远。”
“不是看得远，是没得选。”张宗兴苦笑，
“要么跪着死，要么站着生。我选了站着生——哪怕站着的代价，是活得艰难，死得惨烈。”
司徒美堂重重地拍了下桌子，震得茶杯哐当作响：
“说得好！站着生！我司徒美堂活了五十多年，就认这个理！”
杜月笙看着张宗兴，看了很久。
“我信你。”他终于说，
“不是因为你这番话多么高瞻远瞩——而是因为五年来，你用命证明了你是什么人。”
司徒美堂也重重地点头：
“我老粗一个，听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我就认一条——你是真打鬼子的。这就够了！”
张宗兴看着这两位老人，眼眶忽然有些发热。
乱世之中，能得这样的信任，是奢求。
“谢谢。”他说。
“别谢。”杜月笙摆摆手，
“既然是同路人，就别说客套话。”
“你刚才说的三条线，我们具体谈谈。钱、人、路子，怎么安排，细节要敲定。”
三个人重新坐下。
这一谈，就是三个小时。
他们讨论了如何组建贸易公司，如何打通运输渠道，如何建立情报网，如何甄别和安置流亡者。
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每一个风险，都仔细评估。
窗外的雨渐渐小了。
天边露出一丝鱼肚白。
杜月笙看了看怀表：“快五点了。”
“该走了。”司徒美堂站起身，“天亮人多眼杂。”
张宗兴送他们到门口。
杜月笙在门口停住，回头看他：“宗兴，还有一件事。”
“您说。”
“你自己。”杜月笙语重心长，“你是所有事情的核心。你要活着。”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保命第一。只要你活着，这条线就不会断。”
司徒美堂也拍了拍他的肩：
“杜老板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两个老家伙还能撑些年，但未来，得靠你们年轻人。”
张宗兴重重点头：“我明白。”
两个老人下楼去了。
脚步声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黎明的寂静中。
张宗兴回到房间，关上门。
桌上还摆着没吃完的钵仔糕，茶已经凉透。煤油灯的油快烧干了，火苗越来越微弱。
他在桌边坐下，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
一夜未眠，但他没有丝毫困意。
杜月笙和司徒美堂的来访，让他看到了一条新的路——一条更艰难、更凶险，但也更广阔的路。
这不再是个人恩怨，不再是帮派斗争。
这是一场战争中的战争，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他想起还在大屿山训练的兄弟们，想起远在奉化的张学良，想起不知身在何处的婉容和苏婉清。
乱世，道阻且长，眼下风波未静，霁月浪涌，
但至少，他不是一个人走了。
窗外，天彻底亮了。
雨停了，
云层裂开缝隙，阳光从缝隙中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
新的一天开始了。
带着未卜的前路，带着沉重的责任，带着一丝微弱的希望。
张宗兴端起凉透的茶，一饮而尽。
茶很苦。
但苦过之后，喉间竟有一丝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