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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该怎么办。至少我手里总还有费尔南德斯先生的那份工作：我心想，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定得穿上黑色西服。
也许出生在像蒙特卡洛那样的城市里，生活无根无依，也是有好处的，这样你就更容易随遇而安。和其他人一样，无根之人也会受到诱惑，意图分享那份由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安全感，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拒绝了这种诱惑。我们是缺乏信仰之人；我们钦佩像马吉欧医生和史密斯先生那样为信仰献身的人，钦佩他们的勇敢与正直，钦佩他们对事业的忠贞不渝，而我们自己却胆小怯弱，或是对事业缺乏足够的热情，但到头来，从这些特质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才是世上仅有的真正愿意献身的人——献身于这个邪恶与良善并存的完整世界，献身于智慧之人与愚昧之人，献身于冷漠之人与被误解的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苟活于世，“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
这番思辨令我颇觉有趣。我敢说，它给我那颗从未平静过的良心带来了安宁，遥想当年，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往见学校的神父们未经我同意便把它灌输进了我的体内。接着，阳光渐渐转移过来，照在了台阶上，将我赶进了守卫室，只见里面的床铺好似担架，墙壁上钉着几张美女照片，还有许多残留的家什物件，凝滞憋闷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那名中尉走进来，在屋里找到了我。他说：“你很快就能继续赶路了。他们正在过来。”
几个多米尼加士兵正沿着公路缓慢地走向哨所，他们排成单列纵队走着，以便继续待在树荫下面，步枪挂在肩头，手里拿着从海地游击队员身上收缴的武器。那些游击队员刚刚从海地的群山之间钻出来，这会儿跟在士兵身后几码远的地方，因疲惫而步履蹒跚，脸上带着窘迫的表情，就像小孩打碎了某件贵重的物品时那样。那些黑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但在这一小股纵队靠近结尾的地方，我看见了菲利波。他用衬衫将自己的右臂绑在体侧，从腰部以上都赤裸着。看见我时，他不服气地说：“我们已经没子弹了。”但我觉得他当时并没有认出我——他只看到了一张白人的面孔，好像在责备他。在小股纵队的最尾端，有两个人抬着一副担架。约瑟夫躺在上面。他睁着眼睛，但他已经看不见他们带他走进的这片异乡的土地了。
其中一个抬担架的人问我：“你认识他？”
“认识，”我说，“他以前会做很好喝的朗姆潘趣酒。”
那两个人不满地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对逝者是不该说出这种话的。费尔南德斯先生肯定会做得更好。我默默地跟在担架后面，就像一个送葬的人。
在守卫室里，有人给了菲利波一把椅子坐，还给他点了一支烟。那名中尉在向他解释，汽车要到明天才能过来，而哨所里现在也没有医生。
“只不过断了条胳膊，”菲利波说，“下峡谷时我摔了一跤。没什么要紧的。我可以等。”
中尉友好地说：“我们在圣多明各附近为你们准备了一块舒适的营地。以前那里是一家疯人院……”
菲利波开始狂笑：“疯人院！你说得没错。”然后他哭了起来。他抬起手捂住眼睛，藏起自己的泪水。
我说：“我有辆车在这里。如果中尉同意的话，你就不用等了。”
“埃米尔的脚也受了伤。”
“我们可以把他一起带上。”
“我现在不想和他们分开。你是谁？哦，当然，我认识你。我的脑子都糊涂了。”
“你们俩需要去看医生。在这里干坐到明天毫无意义。你是在等其他人从那边过来吗？”我想到了琼斯。
“不是的，已经没有别人了。”
我试图回想起刚才有多少人从公路上过来。“其他人全死了？”我问。
“全死了。”
我把他们俩尽可能舒服地安置在吉普车上，逃亡者们则手握面包站在远处观望。总共有六个活人，还有死去的约瑟夫躺在树荫下的担架上。他们全都一脸茫然，就像从森林大火中侥幸脱险的人一样。我们开车走了，有两个人朝我们挥手告别，其他人继续啃着面包。
我对菲利波说：“那琼斯呢——他死了吗？”
“现在应该是死了。”
“他受伤了？”
“没有，但他的脚走不动了。”
我必须从他嘴里把情报掏出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想忘掉这段经历，但实际上他只是脑子里装满了事情分不开神。我问：“他和你们希望的一样吗？”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跟他在一起，我们开始学习作战，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教我们。弟兄们都爱戴他。他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
“但他不会说克里奥尔语啊。”
“他不需要会说。那家疯人院里有多少人？”
“大概二十个。你以前想找的那些游击队都在那儿。”
“等我们重新武装起来，我们还会打回去的。”
我安慰他说：“那是当然。”
“我想找到他的尸体。我想让他有一座像样的坟墓。我要在我们越过边境的地方为他立一座石碑，等有一天‘爸爸医生’死掉以后，我们还要在他牺牲的地方再立一座相似的石碑。那里会成为人们朝圣的地点。我还要请来英国大使，也许再邀请一位王室成员……”
“但愿‘爸爸医生’不会比我们活得久。”我们驶出埃利亚斯皮尼亚，转弯开上了通往圣胡安的好路段。我说：“如此说来，他毕竟还是证明了自己可以做到。”
“做到什么？”
“指挥一支突击队。”
“他以前打日本人的时候就证明过了。”
“对哦。我给忘了。”
“他是个聪明人。你知道他是怎么欺骗‘爸爸医生’的吗？”
“知道。”
“你知道他从很远以外就能闻到水吗？”
“他真的可以？”
“当然了，可事实上，我们那里从来就不缺水。”
“他的枪法好吗？”
“我们的武器太老旧，太过时了。我得教他怎么用。他的枪法不好，他告诉我，当年他是拄着一根拐棍走遍缅甸的，但他知道如何带兵打仗。”
“靠他的扁平足走路。事情最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转移到边境地带，想找到其他人会合，然后我们就中了埋伏。那不是他的错。有两个弟兄被打死了。约瑟夫受了重伤。除了逃跑，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有约瑟夫，我们没法走快。在下最后一道峡谷的时候，他死了。”
“那琼斯呢？”
“他因为自己的脚几乎动也动不了。他找了一个他所谓的好地方。他说他会抵挡一阵子追兵，好让我们有时间逃到公路上——那些士兵没有一个敢冒险追太近的。他说他会再慢慢跟上来，但我清楚，他再也不会来了。”
“为什么？”
“有一次他曾经告诉过我，出了海地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我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他的心留在海地。”
我想起了“美狄亚”号船长从费城办公室收到的电报，还有英国代办收到的那条信息。可以肯定，他做过的事情绝对不止是从阿斯普雷公司盗走一套调酒器那么简单。
菲利波说：“我越来越敬爱他。我想写信给英国女王，向她陈述琼斯的故事……”
四
他们为约瑟夫和另外两名死者举办了一场弥撒（三个黑人全是天主教徒），虽然琼斯的信仰无人知晓，但出于礼貌起见，他们还是把他也算了进去。我和史密斯夫妇来到了坐落在一条小路上的方济各会小教堂里。参加弥撒的人不多。这让人觉得海地之外的世界冷漠无情，我们身处其中无法自拔。菲利波从疯人院带来了他那一小队人马，而在最后一刻，玛莎走了进来，安杰尔陪在她身边。一位流亡到此的海地神父主持了弥撒，费尔南德斯先生当然也在——他显出很专业的样子，对这种场合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安杰尔表现得很听话，而且他看起来比我印象中的要瘦了一圈。我心想，为什么我以前会觉得他那么讨厌，而眼看着站在我面前两步远的玛莎，我又心里奇怪，我们那段若即若离的爱情生活为何曾经那么重要。现在看来，它似乎全然独属于太子港，属于宵禁期间的恐怖与黑暗，属于无法拨通的电话，属于戴墨镜的通顿·马库特，属于暴力、不义与折磨。就像某些葡萄酒一样，我们的爱情既无法酝酿成熟，也经不起长途运输。
主持弥撒的神父是个年轻人，和菲利波年纪相近，身上带着混血儿特有的浅色皮肤。他借用使徒圣多马40的话作了一番十分简短的布道。“我们也去耶路撒冷和他同死吧。”41他讲道，“教会处在俗世中，它是俗世中诸多苦难的一部分，尽管基督责备他的门徒不该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42但对所有那些不忍见到他人受苦而使用暴力的人，我们心里仍会感到同情。教会谴责暴力，但它谴责起冷漠来更加严厉。暴力可以是爱的表达，冷漠却绝对不是。前者是不完美的慈悲，后者是完美的利己主义。在充满恐惧、怀疑与混乱的时代里，一个门徒的单纯和忠心之举促成了从政治上解决的办法。虽然他错了，但我宁可跟圣多马一样有错，也不愿和冷漠懦弱之人同站在正确一边。让我们也去耶路撒冷和他同死吧。”
史密斯先生悲哀地摇着头，这段布道实在不合他的口味。里面有太多酸性，太多人类的激情了。
我看着菲利波走到祭坛围栏前去领取圣餐，他那一小队人马也大部分跟在后面。我心想，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向神父告解，忏悔自己使用暴力的罪行；不知道他是否向他们提出要求，让他们抱着坚定的决心赎罪悔过。弥撒结束后，我发现自己站在玛莎和孩子的身边。我注意到安杰尔刚才一直在哭。“他爱琼斯。”玛莎说。她牵起我的手，带我走进教堂里的一间侧室：我们单独相处，身边只有一座面目可憎的圣克莱尔43的塑像。她说：“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
“我已经知道了。路易被调去了利马。”
“这难道真算得上是坏消息？我们的感情已经走到头了，不是吗，你和我？”
“是吗？琼斯已经死了。”
“和我比起来，安格尔才更在乎他。最后那天晚上你把我气坏了。就算你不担心琼斯，你也会去担心其他人。你是在找借口好跟我分手。我从没和琼斯睡过。你必须相信我的话。我爱过他——方式却和爱你很不一样。”
“是啊。现在我可以相信你了。”
“但你当时却不肯相信我。”
说到底，她竟然一直对我忠贞不渝，这个事实真是讽刺，然而现在，它似乎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几乎希望琼斯曾享受过他的“乐子”。“你的坏消息是什么？”
“马吉欧医生死了。”
我向来不知道父亲的忌日，如果他已经去世的话，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和我能信赖的最后一人突然分别的感受。“他是怎么死的？”
“官方的说法是他因顽抗拘捕而死。他们指控他是卡斯特罗的间谍，是个共产主义者。”
“他的确是共产主义者，但我非常确定，他没给任何人当过间谍。”
“事情的真相是，他们派了一个农民到他家门口，请他出门救治一个生病的孩子。他刚走到屋外的小路上，通顿·马库特就从车上开枪打死了他。现场有目击证人。他们还打死了那个农民，但很可能不是故意的。”
“这种事必然会发生。‘爸爸医生’可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
“你现在住在哪儿？”
我把城里那家小旅店的名字告诉了她。“要我来看你吗？”她问，“今天下午我能过去。安格尔有朋友陪。”
“如果你真的想来。”
“我明天就要去利马了。”
“如果我是你，”我告诉她，“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的。”
“你会写信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吗？”
“当然。”
我在旅店里枯坐了一整个下午，怕万一她会过来，但我很高兴她没有出现。我想起从前我们有两次做爱都被死人搅黄了——首先是马塞尔，其次是前部长。现在是马吉欧医生，他已经加入了那些尊贵高尚、克制守纪的人物的行列；他们都在谴责我们的轻浮举动。
到了傍晚，我和史密斯夫妇以及费尔南德斯先生一起共进晚餐——史密斯太太做我的翻译，她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西班牙语，可以胜任这个角色，而费尔南德斯先生也能说上几句英语。我们达成了协议，我会在费尔南德斯先生的公司做一名小股东。我要处理那些去世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业务，而史密斯先生也承诺，等他的素食中心建成以后，他会分给我们一些股份。史密斯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公平，因为他的素食主义一旦推行成功，我们的生意可能就会受到不利影响。要不是因为暴力在几个月后也来到了圣多明各，那座素食中心也许真的已经建成了——暴力让费尔南德斯先生和我自己的生意很是红火了一阵。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业务主要都归费尔南德斯先生那边所有。和英国人比起来，黑人更容易遭到杀害。
那天夜里，我回旅店房间以后，在枕头上发现了一封信——一封来自死者的信。我永远无法得知是谁把它送来的。前台接待员什么也告诉不了我。信上没有署名，但字迹毫无疑问是出自马吉欧医生之手。
“亲爱的朋友，”我读道，“我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我曾经爱过你的母亲，而在这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我想和她的儿子说几句话。我的时间很有限：敲门声随时都会响起。他们不太可能会按门铃，因为就像往常一样，这里的供电被切断了。美国大使即将重返海地，星期六男爵肯定会献上一份小小的贡品作为回馈的赠礼。像这样的事情在全球各地都会发生。他们总能找出几名共产主义者当牺牲品，这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一样。你记得吧，那个败守台湾的蒋介石，也曾下令把共产党员投进火车锅炉里残忍杀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