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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碰了壁，我们随时可以回来，把这里当作最后的避难所。”他试着吹出另外一曲——我觉得像是《夜莺在歌唱》3——却中途卡了壳。“想想看，我们共同度过了那么多困难，现在我却把它落在……”
“这是你打赌赢来的唯一奖品吗？”
“打赌？你什么意思啊，打赌？”
“你跟我说过，它是你打赌赢来的。”
“是吗？”他沉思了一会儿，“老兄啊，你为我可是担了不小的风险，我就跟你明说吧。那些话都不是真的。我是把它偷到手的。”
“那缅甸呢——也不是真的吗？”
“哦，缅甸我倒真是去过。这个我可以保证。”
“你是从阿斯普雷商店里把它顺出来的？”
“不是我亲手所为，当然了。”
“又是用你的小聪明？”
“我当时在做事。在城里做点事。我用了公司的支票，但签名是用我自己的名字。我不想因为伪造罪被判刑入狱。那只是一笔临时贷款。你明白吧，看到那只箱子时我是一见钟情，不由想起了以前旅长手上的那套。”
“这么说它没跟着你在缅甸待过？”
“我那是有点异想天开了。不过在刚果我是带着它的。”
我把车留在了哥伦布雕像前——看见我的车晚上停在那里，警察肯定早就习以为常了，尽管平时不止我这辆。我走在琼斯前面去侦察情况。事情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个警察不在跳板旁边，跳板也还搭着船舷，以便从“凯瑟琳妈咪之家”晚归的船员能上船：他也许巡逻去了，也可能是到墙后边解手去了。头顶上有个船员在守夜，可他看到我们的白人面孔后就放我们过去了。
我们走上顶层甲板，琼斯的劲头又起来了——从刚才忏悔到现在，他几乎一点也没做声。经过那座小交谊厅时，他开口说：“还记得那场音乐会吗？多让人难忘的夜晚啊，不是吗？还记得巴克斯特和他的口哨不？‘伦敦屹立，圣保罗大教堂岿然不倒。’他表演得太棒了，叫人不敢相信那真的是他，老兄。”
“他已经不再是真的了。他死了。”
“可怜的家伙。这会让人对他产生几分敬意，不是吗？”他稍微打了个哈欠，补充道。
我们爬上舷梯，来到船长的舱房前。我可不乐意来见船长，因为我还记得他收到从费城发来的质询电报后对琼斯表现出的态度。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挺顺利，但我对运气能否持久并不抱太大希望。我轻轻敲响房门，船长的声音立即传了出来，听上去即沙哑又充满权威，他叫我进去。
至少我没有打扰他睡觉。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纯棉睡衣靠在床铺上，脸上戴着一副非常厚的眼镜，让他的两眼看起来就像破碎的石英片。台灯下，他手上斜捧着一本书，我认出那是西默农4的一本小说，这让我稍稍受了点鼓舞——看来他还有着常人的兴趣。
“布朗先生！”他吃惊地大叫一声，活像一位在酒店房间里受了惊扰的老夫人，左手也本能地向睡衣的领口伸去。
“还有琼斯少校。”琼斯活泼地补了一句，从我身后走出来。
“哦，琼斯先生。”船长说，口气明显有些不悦。
“但愿你还有空儿给一名乘客？”琼斯勉强故作欢喜地问，“不缺杜松子酒吧，我希望？”
“对乘客不缺。但你是乘客吗？夜里这个点上，我想你肯定没有船票……”
“我有钱，可以买一张，船长。”
“还有出境签证？”
“对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那只是形式。”
“是所有人都得遵守的形式，只有罪犯除外。我看你是有麻烦了，琼斯先生。”
“是的。你可以说我是政治难民。”
“那你为何不去英国大使馆？”
“我觉得在亲爱的老‘美狄亚’号上会更自在一些。”——那句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像在综艺剧场表演那般动听，也许正因如此，他又重复了一遍：“亲爱的老‘美狄亚’号。”
“你向来就不是个受欢迎的客人，琼斯先生。我收到太多电报要调查你了。”
琼斯朝我看过来，可我帮不了他多少忙。“船长，”我说，“你也知道他们在这里是如何对待犯人的。你肯定可以破例通融一下……”
他那件白睡衣的领口和袖口上带着刺绣，也许是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夫人做的，流露出一股强烈的司法正义之气；他从高高的床铺上俯视着我们，仿佛他正坐在法院的审判席上。“布朗先生，”他说，“我要考虑我的事业。每个月我都要返回这里。你觉得在我这个岁数，公司还会让我干别的差事，跑别的航线吗？如果我像你建议的那样鲁莽行事的话？”
琼斯说：“对不起。我从来没想到这个。”他的温和态度不但令我惊讶，我想就连船长也为之感到诧异，因为当船长重新开口时，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找理由向他道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家人，琼斯先生。但我肯定是有的。”
“没有，我没有家人。”琼斯承认，“一个也没有。除了这里那里有一两个远亲。你说得对，船长，我算不了什么。我得再去想想别的法子把问题搞定。”他沉思了一小会儿，我们都看着他，然后他突然提议道：“我可以偷渡出去，只要你能睁只眼闭只眼。”
“那样的话，到了费城我就必须把你交给警察。你觉得这样合适吗，琼斯先生？我知道在费城有人想找你问话。”
“没啥大不了的。我欠了一点钱，仅此而已。”
“你自己欠下的？”
“转念想想，可能也没那么合适。”
我佩服琼斯的冷静：他自己就像个法官，正和两名专家坐在房内审着一桩大法官法院5里的棘手案件。
“可供选择的行动措施似乎很有限啊。”他归纳总结道。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去英国大使馆。”船长说，他的声音冷漠淡定，出自那种永远知道正确答案、不容别人反对的智者之口。
“也许你是对的。在利奥波德维尔，我和领事关系不太好，这是事实。他们都是同一路货色——从外交邮袋里混出来的家伙。恐怕在这里他们也会将我的情况呈报上去。真伤脑筋啊，不是吗？你真的非得把我交给费城的那些条子不成？”
“非交不可。”
“反正结果都一样，对不对？”他转向我说，“有没有别的使馆可以不用呈报的……？”
“这些事情都受着外交条例规定的管束，”我说，“他们不能声称外国人享有政治庇护权。只要这届政府还存在，他们就得一直收容你。”
从升降口扶梯上传来一阵“嗒嗒”的脚步声。有人敲响了房门。我看见琼斯屏住了呼吸。他并没有表面上假装的那么镇定。
“进来。”
二副走了进来。看见我们时他毫不惊讶，仿佛他本来就指望会找到陌生人。他用荷兰语对船长说话，然后船长问了他一个问题。二副回答时看了一眼琼斯。船长转向我们。他似乎终于抛弃了夜读梅格雷探案故事的希望，把手里的书放了下来。他说：“有个警官带着三名手下正在跳板前面。他们想上船。
琼斯不高兴地长叹一声。或许他是眼看着“绅士之家”、第十八号球洞和“荒岛”酒吧永远化为了泡影。
船长用荷兰语给二副下了一道命令，二副马上离开了舱房。船长说：“我必须穿好衣服。”他挪到床沿稳住身子，动作羞涩得如同一名家庭主妇6，然后重重地跳到地上。
“你要让他们上船？”琼斯大叫起来，“你的尊严何在啊？这里可是荷兰领土，不是吗？”
“琼斯先生，麻烦您到卫生间里躲一躲，不要出声，这样对我们所有人都方便。”
我打开床铺尽头的一扇小门，推着琼斯穿了过去。他满肚子不情愿。“我被困在这里了，”他说，“像只耗子。”然后他又立即改口道：“像只兔子，我的意思是。”他对我露出一副心惊胆战的笑容。我像按小孩一样把他按在马桶上坐好。
我回房时，船长刚好拉起长裤，正在把睡衣往裤腰里塞。他从挂钩上取下一件制服外套穿上——睡衣在外套领口下被遮掩住了。
“你不会让他们来搜查吧？”我抗议道。他还来不及回答，也没来得及穿好鞋袜，门上便响起了敲击声。
我认识那个进门的警官。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就和通顿·马库特一样坏；他的块头有马吉欧医生那么大，挥起拳头来下手特别狠，在太子港有许多被打烂的下巴都领教过他的厉害。他的嘴里镶满了金牙，那些牙恐怕都不是他自己的：他带着它们，就像印第安人武士以前随身携带头皮那样。他傲慢无礼地看着我们俩，而二副，一个满脸粉刺的年轻小伙儿，在他身后紧张地来回转悠。他冲我开口了，听上去像是侮辱：“我认识你。”
小个子船长光着脚，看起来很脆弱，但他仍然勇气十足地回答道：“我不认识你。”
“你这么晚了还在船上干什么？”警官问我。
船长用法语对二副讲着话，这样所有人都能明白他的意思：“我记得我不是告诉过你，让他把枪留在岸上吗？”
“他拒绝这样做，长官。他还把我推到了一边。”
“拒绝？还推你？”船长挺起胸膛，几乎够到了那个黑人的肩膀，“我邀请你上船可是有条件的。在这条船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带武器。你现在不在海地。”
这句斩钉截铁的话着实让警官乱了手脚。它就像是一道魔咒——令他感到危险不安。他环顾我们所有人，又环顾了舱房一圈。“不在海地？”他用法语大叫一声，我猜他只看到了不熟悉的东西：一份安在墙上镜框里的海上救生证书，一个神情严肃、满脑袋铁灰色鬈发的白人妇女的照片，一只装着叫什么波尔斯酒的石头酒瓶，还有一幅冬日冰封下的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他心烦意乱地重复道：“不在海地？”
“你在荷兰。”船长用法语说，然后他很高明地大笑一声，以主人的姿态伸出手去：“把你的左轮手枪交给我。”
“我是奉命行事，”这个欺软怕硬的家伙惨巴巴地说，“我在执行公务……”
“等你离开这艘船以后，我的部下会把它还给你。”
“可是我在搜寻罪犯。”
“我的船上没有罪犯。”
“他是坐你的船来这儿的。”
“对此我不负任何责任。现在把枪给我。”
“我必须搜查。”
“你在岸上想怎么搜就怎么搜，但在这里不行。这里由我来负责法律与秩序。除非你把枪交给我，否则我就要叫船员过来缴你的械，然后把你扔回码头上。”
那家伙屈服了。他解开枪套扣，把手枪递过去，眼睛一边看向船长太太那张责怪的脸。船长把枪放在她的照片前让她保管。“现在，”他说，“我已准备好了，可以回答任何合理的问题。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们想知道在你船上有没有一名罪犯。你认识他——一个叫琼斯的男人。”
“这是旅客名单。如果你识字的话就拿去看。”
“他的名字不会在上面。”
“我在这条航线上当船长已经有十年了。我一向非常遵纪守法。不在那份名单上的乘客我是决不会带的。没有出境签证的乘客我也不会带。他有签证吗？”
“没有。”
“那我可以向你保证，中尉，他决不会乘上这条船。”
船长提到了警官的军衔，这似乎让警官缓和了一点。“他可能在船上藏起来了，”他说，“而你还不知道。”
“明早起航前我会叫人把全船搜查一遍，如果发现他在船上，我会把他押上岸。”
警官迟疑起来。“如果他不在这里，”他说，“那他肯定是去了英国大使馆。”
“和皇家荷兰邮轮公司比起来，”船长说，“那是个更合理的去处。”他把左轮手枪递给二副。“等到跳板下面以后，”他说，“你再把枪交给他。”警官刚才想伸手接枪，这会儿那只黑手却停在半空，好似一条水族馆里的鲶鱼。船长背过身去不再搭理他。
我们在沉默中等待着，直到二副回来告诉船长，那名中尉已经带领手下开车走了，这时我才把琼斯从厕所里放出来。他表现得异常感激。“你真是太棒了，船长。”他说。
船长带着厌恶和鄙夷的神情盯着琼斯。他说：“我只是告诉了他真相。如果在此之前我发现你想偷渡，这会儿我就已经把你押上岸了。我很高兴自己不必说谎，否则我会很难原谅我自己，还有你。请你趁现在安全赶紧离开我的船。”他脱下外套，从裤腰里拉出白睡衣，以便他可以端庄有礼地脱掉裤子。我们走开了。
到了外面，我倚在栏杆上，俯瞰着那个已经回到跳板下的警察。他正是昨晚的那个警察，而四下里并没有中尉和他手下们的踪影。我说：“现在去英国大使馆已经太迟了。那地方会受到严密的监视。”
“那我们怎么办？”
“天晓得，但我们必须离开这艘船。如果明天早上我们还在这里，船长就会说到做到。”
从梦中欢畅醒来的事务长帮我们解了围（先前我们进门时，他正仰面平躺着，脸上露出一丝淫荡的微笑）。他说：“布朗先生想走倒不难，警察已经认识他了。琼斯先生则只有一个办法。他得扮成女人离开。”
“可衣服呢？”我问。
“船上有一箱戏服，是开晚会时化装用的。我们有西班牙小姐穿的衣裳，还有福伦丹7的农妇装。”
琼斯可怜地说：“但我的八字胡怎么办啊。”
“你得剃掉它。”
无论是为弗拉门戈舞者设计的西班牙小姐装，还是带着精巧头饰的荷兰农妇装，都没法不引人侧目。我们尽量折中地把两套衣服混搭了起来，让它不那么招摇。我们放弃了福伦丹农妇装的头饰和木屐，也没用西班牙小姐装的披头纱巾，还把两者都有的多层衬裙全扔掉了。与此同时，琼斯阴郁而痛苦地刮去了胡子——这里没有热水。奇怪的是，刮掉胡子以后，他看起来更加诚实可靠了，那感觉就好像以前他一直穿错了制服似的。现在我几乎可以相信他确实当过军人。更奇怪的是，一旦做出了这么巨大的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