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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再说什么。散戏后正好碰上下雨，我们叫了一辆马车，我把她在林帕斯路的地址告诉车夫，一路上她没说话，到了维多利亚大街她才开口：
“要不要我陪你回你那儿去？”
“随你便。”
她推起车篷上的小窗把我的地址告诉车夫。她拉过我的手握在她的手心里，但是我仍旧没有什么反应。我两眼直瞅着窗外，气呼呼的，一脸严肃的神气。我们到了文森特广场，我扶她下了车，一言不发地把她领进屋子。我脱下帽子和外套，她把披肩和手笼丢在沙发上。
“你为什么老绷着脸不高兴？”她走到我面前问我。
“我没有不高兴，”我看着别处答道。
她用双手捧住我的脸。
“你怎么这么傻啊？干吗因为杰克·凯珀送我一件皮披肩就生气呢？你买不起这么一件给我，对吗？”
“我当然买不起。”
“特德也买不起。你怎么能指望我拒绝一件价值两百六十镑的皮披肩呢？我这辈子一直想要这么一件披肩，而这点钱对杰克来说又算不上什么。”
“你别指望我相信他只是出于友谊才送你这件皮披肩。”
“说不定也会的。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回阿姆斯特丹去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再回来？”
“他也不是唯一的。”
这时我看着罗西，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委屈和怨恨的神情；她却对我露出了笑容，我真希望我能描写出她那妩媚的笑容中显示出的柔情蜜意；她的声音极其柔和。
“哦，亲爱的，你为什么要为别的人而自寻烦恼呢？那对你有什么害处呢？我不是使你过得很愉快吗？你和我在一起难道不高兴吗？”
“非常高兴。”
“那就好。为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和妒忌是很傻的。干吗不为你所能得到的高兴呢？嗨，有机会就该尽情玩乐。不出一百年，我们就全都死了。到那时还有什么值得在意的呢？我们还是趁着现在尽情玩乐吧。”
她用两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把她的嘴唇压在我的嘴唇上。我的怒火给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只想着她的美和她那使人沉浸其中的柔情。
“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可不要苛求，”她悄没声儿地说。
“好吧，”我说。
十八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真是很少见到德里菲尔德。他的编辑工作占去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而晚上他又要写作。当然，每星期六下午他都在家接待客人，态度还是那么亲切，谈吐风趣，总带着点嘲讽的调子，他见到我好像很高兴，总愉快地和我谈上一会儿，谈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他的主要注意力自然是在那些比我重要比我年纪大的客人身上。可是我有一种感觉，他似乎和周围的人越来越疏远了；他不再是当初我在黑马厩镇认识的那个乐呵呵的、颇为粗俗的伙伴。在德里菲尔德和他取笑打趣的人之间似乎有一层无形的障碍，也许那只是我日益增长的敏锐的感觉使我看出了这一点。他好像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因而日常生活在他的眼里倒反而显得有点儿模糊不清。人家时常请他在公众宴会上讲话。他参加了一个文学俱乐部。他开始认识写作使他陷入的那个小圈子以外的很多人；那些喜欢把知名作家召集在自己身边的上流妇女越来越频繁地邀请他去吃午饭和喝茶。罗西也一样受到邀请，但是她却难得前去参加。她说她不爱参加宴会，再说她们实际上也并不要她前去，只要特德前去。
我觉得她对这种场合有些胆怯，感到格格不入。说不定那些女主人曾不止一次地在她面前流露出她们是多么不乐意把她也邀请在内。她们邀请她只是出于礼貌；等她去了以后，她们就把她扔在一边，因为她们讨厌和她寒暄客套。
就在这个时候，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发表了《人生的悲欢》。我没有必要在此评论他的作品，再说近来这方面的评论已经很多，足以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不过对于《人生的悲欢》我还是破例说一句，这本小说自然不是德里菲尔德最有名的作品，也不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但是在我看来，却是他最有意思的作品。在英国小说多愁善感的情调中，这部作品反映的冷酷无情有一种新颖的特色。它别开生面，笔调辛辣，味道就像酸苹果，虽然使你牙齿发酸，但是却有一种奇妙的又苦又甜的味道，使你回味无穷。在德里菲尔德所有的小说中，这是唯一我想写的作品。书中描写的那个孩子死去的场面悲惨而又令人心碎，但是却一点也不显得感伤或病态，还有孩子死后发生的那个奇怪的情节使任何读者看完后都难以忘怀。
也正是小说的这一部分在倒霉的德里菲尔德头上突然引起了一场风暴。作品发表后的头几天，得到的反应看上去似乎又会和他的其他那些小说一样，也就是说会有几篇内容充实的评论，总体上对作品表示赞扬，但也有所保留；销路还可以，但是不会很大。罗西告诉我说德里菲尔德希望凭这本书拿三百镑，并正计划在河边上租一幢房子消夏。开始的两三篇评论态度还不明朗；后来有一天在一份晨报上出现了对这部作品的猛烈攻击，这篇文章占了整整一栏。德里菲尔德的这部小说给说成是一部无端惹人厌恶的淫秽小说，而把这种书介绍给公众的出版商也受到了严厉的指责。文章描绘了一幅幅令人痛心的画面，认为这部小说必然会给英国青年一代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并把它说成是对女性的侮辱。这位评论家反对这样的作品落到年轻的男孩和天真的少女手中。其他报纸也跟着开始攻击。那些更为愚蠢的评论家要求查禁该书，有的人竟然严肃地暗自思忖是不是该由检察官合理地加以过问。到处都是一片谴责声；即使偶尔有个勇敢的作家习惯了欧洲大陆小说的更为现实主义的风格，站出来说这是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最出色的作品，也不会有人理会。他的诚实的意见反倒会被认为是出于哗众取宠的卑鄙意图。各个图书馆开始禁止出借这本小说，而出租图书的铁路书亭也拒绝置备这本书。
所有这一切对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自然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他豁达平静地忍受着这种打击，只是耸耸肩膀。
“他们说我的小说不真实，”他微笑着说。“让他们见鬼去吧。那是完全真实的。”
在这场磨难中，德里菲尔德得到了他的朋友的忠实的支持。能否欣赏《人生的悲欢》成了判断一个人有无敏锐的审美力的标志；谁对这部作品感到震惊，等于承认自己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俗人。巴顿·特拉福德太太毫不犹疑地认为这是一本杰作，尽管她觉得眼下还不是在《评论季刊》上刊登巴顿的评论文章的时候，但是她对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前途的信心一点都不动摇。现在重读这本当时引起如此强烈轰动的书感到奇怪（也很有教益）；全书没有一个词会使最老实的人脸红，也没有一个片段会使今天的小说读者感到不安。
十九
大约六个月以后，《人生的悲欢》所引起的骚动已经平息，德里菲尔德又开始写另一部小说，这部作品后来以《他们的收获》为名发表。我当时是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在病房担任外科医生的助手。有一天，我值班的时候要陪一位外科医生去查病房，于是我到医院的大厅去等候这位医生。我瞥了一眼放信的架子，因为有时候有人不知道我在文森特广场的地址，就把信寄到医院来。这天我很奇怪地发现有一份发给我的电报，内容如下：
请务必于今日下午五时来我处。有要事相商。
伊莎贝尔·特拉福德
我不知道她找我会有什么事，在过去这两年里，我大概见过她十多次，但是她从来也没有注意过我，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她家。我知道举行茶会的时候往往缺少男客，所以女主人等到最后发现男客不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把一个年轻的医科学生请来总也聊胜于无；可是电报上的措辞不大像是请我去参加茶会。
我给他当助手的那个外科医生既乏味又啰嗦。直到过了五点，我才完事；从医院到切尔西又足足花了二十分钟。巴顿·特拉福德太太住在泰晤士河河堤路上的一幢公寓里，我赶到她的住所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我按了门铃，问她是否在家。我被引进客厅，开始向她解释迟到的原故，可是她却马上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猜到你有事脱不了身。没关系。”
她的丈夫也在座。
“我想他会乐意喝杯茶的，”他说。
“噢，不过现在吃茶点未免太晚了，是吗？”她温和地望着我，她的柔和而好看的眼睛里充满了亲切友好的神情。“你不想喝茶了吧？”
我那时又渴又饿，午饭的时候我只吃了一个黄油烤饼外加一杯咖啡，不过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表示自己不想喝茶。
“你认识奥尔古德·牛顿吗？”巴顿·特拉福德太太指着一个人问道。我进去的时候这个人正坐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中，这时他站了起来。“我想你在爱德华家里见过他。”
我是见过他。他并不常去德里菲尔德家，不过他的姓名听上去很熟，我也记得他这个人。他使我觉得很紧张，我大概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虽然今天他已经完全被人忘却，但在当时他却是英国最有名的评论家。他是个高大、肥胖、头发金黄的人，长着一张丰满、白净的脸和两只淡蓝色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已经渐近灰白。他通常戴一条淡蓝色的领带好衬托出他眼睛的颜色。他对在德里菲尔德家见到的作家都表现得很亲切友好，并对他们说一些悦耳动听的恭维话。可是等他们一走，他就拿他们打趣逗乐。他说话声调低沉、平稳，措辞得当，谁都不像他能那样切中肯綮地讲一个用心险恶的有关自己朋友的故事。
奥尔古德·牛顿和我握了握手；巴顿·特拉福德太太怀着她那随时流露出的体贴人的心思，急着想使我安心自在，就拉着我的手要我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坐下。茶点还没有从桌上收掉，她拿起一块果酱三明治，文雅地小口小口地咬着。
“最近你见到过德里菲尔德夫妇吗？”她问道，好像只是为了找个话题谈话。
“上星期六我在他们家。”
“从那以后，你就没有见过他们俩吧？”
“没有。”
巴顿·特拉福德太太看看奥尔古德·牛顿，又看看她丈夫，随后又回转脸看看牛顿，仿佛默默地要他们帮助。
“不用转弯抹角了，伊莎贝尔，”牛顿带着他那种胖乎乎的、一丝不苟的神气说，一边略带恶意地眨了眨眼睛。
巴顿·特拉福德太太转过脸来对着我。
“那么说你还不知道德里菲尔德太太从她丈夫身边逃走了。”
“什么！”
我大吃一惊，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也许还是由你来把事情经过和他说一下的好，奥尔古德，”特拉福德太太说。
评论家在椅子里往后一靠，把一只手的手指尖顶着另一只手的手指尖，津津有味地讲起来。
“昨天晚上，我需要去见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谈谈我为他写的一篇文学评论。晚饭后天气很好，我想闲逛到他家去。他正在家里等我，而且我知道，除非有类似伦敦市长或皇家艺术院的宴会这类重要活动，否则他晚上是从来不出门的。所以当我走近他的住所的时候，突然看见门开了，爱德华本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你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我有多么吃惊，不，我简直完全愣住了。你一定知道伊曼纽尔·康德的故事，他每天习惯在一定的时间出外散步，从来没有一时半刻的偏差，因此柯尼希山①的居民都习以为常地在康德每天出来散步的时候对表。有一天他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从家里出来，当地居民的脸色都变白了，他们明白一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果然他们猜对了；伊曼纽尔·康德刚刚得到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
奥尔古德·牛顿停了一会儿来增强他这段小故事的效果。巴顿·特拉福德太太对他会心地笑了笑。
“当我看见爱德华匆匆朝我走来的时候，我倒并不认为发生了上述这种震撼世界的灾难，但是我却立刻意识到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他既没拿手杖，也不戴手套，身上还穿着工作服，一件黑羊驼呢的旧外套，头上戴着宽边呢帽。他神情狂躁，举止烦乱。我了解婚姻状况的变化无常，因此心里暗想是否因为夫妻争吵他才匆匆离家；我也想到也许他是急着要找邮筒发信。他像希腊史诗中最风流倜傥的英雄赫克托耳②那样一阵风似的往前走去。他似乎并没有看见我，我心里突然怀疑他那时也不想见我。我叫住了他。‘爱德华’，我说。他好像吓了一跳。我可以肯定有那么一会儿，他根本没有认出我是谁。‘是什么复仇的怒火促使你如此匆忙地穿过皮姆利柯的时髦的区域？’我问道。‘噢，原来是你，’他说。‘你上哪儿去？’我问道。‘哪儿都不去，’他回答说。”
照这种速度讲下去，我想奥尔古德·牛顿永远都讲不完他的故事，而如果我晚半小时回去吃饭的话，我的房东赫德森太太一定会对我很恼火。
“我告诉他我的来意，并且提议我们回他家去，他在那儿可以更加方便地讨论一下困扰我的问题。‘我根本没法子静下心来，不想回去，’他说；‘咱们还是散散步吧，可以边走边谈。’我同意了他的话，转过身来和他一起向前走；可是他步子飞快，我不得不请他放慢一点。就连约翰逊博士③也无法一边在弗里特街上用特别快车的速度往前走一边和别人交谈。爱德华的样子十分古怪，态度又那么激动，所以我想还是把他带到行人稀少的街道上去为好。我和他谈到我要写的文章。我正在构思的主题比最初看上去要丰富得多，我没有把握在一份周刊的专栏里是否有可能把论点都说明白。我全面清楚地向他说明了整个问题，并征求他的意见。‘罗西离开了我，’他回答说。我一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