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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收容所的女孩被告知，让她们脱离堕落的环境，其实是“教导之方，让你们知晓宗教、诚实、节制、贞洁、勤劳、克己，比你们亲生父母的教育方式要好得多”。基于类似的缘由，这家慈善机构在1761年决定从此以后只接受孤女，它的管理者们已经受够了允许父母探视女儿所造成的“巨大不便”。接下来的一年里，女孩们与其亲属的一切联系都被极大地削弱了。在1764年，最终它“规定孩子们的朋友不得以任何借口进来探视”。其隐含的意思即是，只有与她们不健康的出身完全隔绝，这些孱弱的女孩们才会发生良好的转变，摆脱背德之举与堕落之习（参见彩图10）。在该世纪末，马尔萨斯即断定贫穷与“人格之道德败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肮脏的贫穷，尤其是再加上懒惰，此种状态最易致人淫乱。”如果哪个女孩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简直就是一桩奇迹”。
正是这导致了性交易的流行与多样，不过人们也并不难提出其他的解释。“在我看来，声称妓院与红灯区充斥着出身于穷苦劳工的妓女，乃是错误的。”桑德斯·韦尔奇反驳说。他自己的父母就曾是穷人。更容易沦入此道的是“那些出身稍微好一点的孩子”，她们接受的教育好高骛远，或者她们被习得的虚荣所腐化，极易蹈入毁灭之路。威廉·多德同意，生计当然会迫使女性出卖自身，但同样常见的因素是，“她们的父母疏于教育，其中有些人竟莫名其妙地花好些钱把孩子送入寄宿学校，他们认为如果孩子只学一门手艺的话，实在与自己的身份不符”。
类似对于中产阶级之贫乏的关注也广泛见于文学作品。在18世纪中期，大多数虚构的妓女角色出身于较为体面的阶层。在亨利·菲尔丁的笑剧《劫中劫》里面，希拉莱特假装成一名妓女，说她与她十五个干着同样营生的姊妹都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女儿。荷加斯同样认为这是“共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人们有一句口头禅为“伦敦妓女多是牧师之女”。在《抹大拉之家忏悔者列传》（The Histories of Some of the Penitents in the Magdalen House）中，第一个到来的被收容者是“埃米莉”，是个出身于西南部贫困牧师家庭的孤儿，她第一次被诱奸发生于她服侍绅士之时。另一位广为人知的女主角“是一个行伍之中的绅士之女，接受了博雅的教育，却因为种种不幸而陷于贫穷与匮乏”。根据抹大拉之家自己的宣称，其典型的被收容者乃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而其父亲在生活上则是一位优雅与体面的人士”。因此至18世纪末，人们倾向于将卖淫视为两个阶级的堕落女子的被迫之举：来自穷苦劳工阶层的女孩，以及“贫穷商人的时髦女儿，或生计堪忧的牧师之女”。
结果是，这造成了一种假设，即任何忏悔院都应包括至少来自两个阶级的被收容者：“那些出身卑微、家境贫寒的”，以及“那些更有教养的”。更缜密的规划者如约瑟夫·马西即强调必须有更为细致的区分。每一阶级的人独处一屋，其劳动、衣着、饭食以及未来期望皆有所分殊：
1.受过道德培养或高雅教育的女人或女孩，这可以从她们的谈吐与举止中看出来。
2.在大户人家服侍过的女人或女孩，这可以从其外观与行为中看出来，抑或那些明显比底层人地位更高的女人或女孩。
3.非常无知、粗俗、固执或鲁莽的女人或女孩。
4.那些健康与元气已经大损，以至于不能恢复的女人或女孩。
当伦敦抹大拉之家开始运行之时，其组织方式正是如此，“更高级、更舒适的房间留给更有教养、更加正派的人”，而“低等的人”则住在低等地方。在每个房间中，都有一个人被任命为“上级”或“领导”，其他人按照品格与行为分为各个等级严格服从她。1772年，这所慈善机构搬迁至位于黑修士的新建房舍之中，并对这些被收容的“家伙”一直严格划分为三个“等级”，居处于相互隔离的建筑之中，“按照设计，每一座建筑的前部都对着其他建筑的后部”。
不过，在此种社会区隔的关注之下，更深的推论仍然是：穷女人必然不那么正经。出身更高的妓女不仅更有教养，而且内在更“精致”与更正派，人们希望，她们中的很多人应该在堕落之初就得到拯救。“大部分普通人”则相反，“羞耻感早已消磨殆尽”。“精致”在她们那里从来就无从寻觅。她们的父母从未保护过她们，因此即便她们“天生的妇德”亦在年轻时被消磨干净。她们没什么性道德，所以她们更容易沦为最低贱的那类妓女。这种傲慢态度并非无人质疑，在19世纪早期，它就激起了著名的女权主义批判。它也不是新生事物。不过，它的表述更为露骨，看上去似乎更能得到经验的支持，并且其“阶级”的术语在思想上要比以往更为精细。
19.抹大拉之家的新建筑，每个阶层的被收容者各在独立的一侧。
它对于慈善之举的影响极为深远。就短期而言，慈善家们更偏爱出身较高、教养较好的女性，她们更容易被改造。都柏林收容所的管理者十分关注其潜在被收容者的地位与教育情况，而且似乎颇排斥“人渣”。虽然所有灵魂都是平等的，但在过往六十一位被收容者中，有三十二位“起码是中等出身”，德罗莫尔主教在1773年自豪地说。在之后的十年中，伦敦抹大拉之家的管理者们将目标从现时的妓女身上移开，转移至那些因为误信婚姻承诺而被诱奸的年轻女子，这些人“从未在城中公开行淫”。这家慈善机构改造女性的成功率也由此直线上升。
在抹大拉之家开始运行后不久，乔纳斯·汉韦就委托制作了一幅版画，以展示其改造之力。这幅画的背景是抹大拉之家的礼拜堂。在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妓女，裸着双脚，一无所有。在她前面站立的那个自信且端庄的女人，乃是经过改造之后的妓女，她穿戴着干净的新衣裳、帽子、长袍与鞋，在身前打开了一本祈祷书，看上去朝气蓬勃（插图20）。等到18世纪70年代，机构的管理者准备再用这幅版画做宣传的时候，衣衫褴褛的妓女成为了尴尬的形象，因而从画面中抹掉了，只在从良妓女的身后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空白。
即使拯救堕落女性的运动如火如荼，但实际上，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不断恶化，以及妓女从良的可能性都抱着越来越悲观的态度。从长远来看，这将成为一个更持久的进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于慈善事业之效果的质疑，而某些慈善热情完全出于打压公开卖淫的动机。在19世纪早期，因为人们日益关注都市贫民的违法乱纪，这一功利的考量由此大行其道。人们都说，百分之九十九的犯罪行为都源自“与淫妇的不正当关系”。根据此观点，虽然根除卖淫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但拯救从良妓女与严惩“荡妇”之举措一直并行于世，其最重要的目的实则是把她们都扫出街道。
20.一个穿着制服的骄傲的被收容者，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身后可怜的妓女（1761）。
因此，收容所逐渐将其重心转向“抑制与隔离”堕落的女性，而非对其施以身心改造，这么做既为了保护社会，也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甚至伦敦抹大拉之家也放弃教授那些忏悔者职业技能，而更愿意让她们做洗衣妇。这随后变成了常态。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英国与爱尔兰的妓女收容所都作为商业洗衣房而运行，它们依靠的正是被收容者的沉重劳动。从这一点及其他方面可以见出，1800年之后它们的经济与社会偏见愈发显露。“在当今”，1917年抹大拉之家的牧师说道，“出身好的女孩子们被送往别处”，而公共收容所只是给那些“来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的女性提供再教育的地方。虽然慈善事业在原初是作为惩罚措施的一种替代物，但它逐渐也变成了另一种惩戒下层阶级性行为的工具。
解救与改造
性慈善的出现促生了一种对付所有罪犯与社会另类的新方式。直至18世纪70年代，大多数罪犯被判处数周的苦役、具结保证、流放或绞刑，而监禁则并不常见。但到了18世纪晚期，兴起了一股强大的监狱改革运动，其高潮则是最初一批现代监狱的兴建。这一运动的某些支持者与性慈善联系紧密：“监狱”（penitentiary）这个词本身即源自相关的慈善机构。虽然妓女收容所是自愿性质的机构，但其规章与建筑极大影响了有关监狱的新观念。被收容者都被置于特定的建筑之中，以便于全天候监视。她们被区隔为几个等级。她们受到持续的监督，遵守严格的日程，强制劳动与祷告。经过长时间的监禁生活，以及此后的监外察看，她们将变得遵纪守法，脱胎换骨，对社会有用。正是这些原则启发了现代监狱、少年犯管教所以及假释制度的建立。
同样，慈善的观念也主导了人们对待失足女性的态度。妓女仍然作为堕落的罪犯，受到监管、惩罚与唾弃。不过，即便是最严苛的批评者，如今也倾向于承认性交易的根源在于社会与经济环境，而非个人品格。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女权主义者将卖淫视作男权社会一切深层不公的象征。“收容所与忏悔院无法革除这些弊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写道，“不是慈善，而是正义，才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与此同时，她们也认同妓女身处悲惨的环境。因此，“解救”与改造失足女性的吸引力仍然有增无减。
1800年之前私下践行或倡导这一做法的人包括詹姆斯·博斯韦尔、塞缪尔·理查森、塞缪尔·约翰逊、杰里米·边沁、罗伯特·霍洛威、约翰·卫斯理、多萝茜·雷普利及其他重要的卫理宗信徒与传教士。它之所以逐渐引起福音派的注意，一个原因即在于黑奴制与白奴制的相似之处。人们不需要出国就可以见到可憎的人口买卖，乔治王朝时代晚期一位救济事业的支持者评论评道：“黑人奴隶的痛苦有哪一点伦敦娼妓未曾感受到？勾引者或强奸者在她们年轻时就永远地将其毁掉……暴虐之行袭击着她们的人身……并把她们蹂躏成最野蛮的动物。不幸的女子之内心难道不比野蛮的黑人更冷酷无情吗？”另一位批评者论道，妓女的“奴役与惨境”比“那些西印度群岛的非洲人所遭受的远为不堪”。
在19世纪，人们开始普遍将卖淫称为“巨大社会罪恶”或“白奴制”，而解救失足的女性成为了一种社会热潮，某些在公共生活中最活跃的人物对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对那些争取女性权利的人而言，妓女遭受的压迫以及与她们当面交流成为了一个特别的信念。例如救世军这样的传教士组织就将此视为其基本使命。这一观念同样也广泛见于主流国教的牧师、作家、艺术家、社会改革家、政治家以及无数的公民。截至1837年，“圣教书会”已发行了五亿本旨在拯救失足女性的手册。鼎盛时期的查尔斯·狄更斯曾投身于建设与管理一座面向忏悔妓女的避难所，其资金则来自于女富豪安吉拉·伯德特-库茨。他的小说家同仁乔治·吉辛试图（但未成）通过结婚的方式来解救一个年轻的妓女。威廉·格莱斯顿将此问题称为“我灵魂的重负”。在几十年间，甚至当他任首相时，他都会在夜晚漫步街边，以解救妓女。格莱斯顿夫人则会在唐宁街10号邀请忏悔者饮茶。1928年，在伊夫林·沃精彩的讽刺小说《衰落与瓦解》（Decline and Fall）中，白奴制及其骚动的环境已变成了现代社会之普遍、彻底腐蚀的显著象征。
因此，在1800年以后很长时间内，拯救失足女性的热情依然经久不衰。许多其他的性病医院、收容所与忏悔院迅速地在国内外建立了起来。早在1816年，英国本土就存在至少十二座针对失足女性的避难所，爱尔兰、印度及美国也有一些。不过，这类机构真正大量出现还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间。1860年，据一本新杂志《从良妓女之友》估计，伦敦约有二十四座“家园”，此外在全国还有四十座。到了1917年，整个英语世界已经拥有了四百多座。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由数以百计的志愿社团与收容所构成的网络，致力于性纯洁与救助工人阶级女性。一位研究此现象的历史学家评论说，救助单身母亲完全是“一股全国性的潮流”。因此，由抹大拉之家与兰贝斯收容所开创的救济事业，发展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与20世纪早期中产阶级最持久的关切之一，不论在大西洋东岸，还是西岸。
到了20世纪早期，性解救运动已经波及整个世界。国际性的白奴制成为了各国政府与国际联盟的一个重要关切。即使在今天，这项工作仍在继续。多数卖淫皆非自愿，这一观念已在现代西方深入人心，并及于立法和社会政策领域。英国与美国的救济团体，如今往往把焦点放在第三世界以性交易为目的之女性买卖：不过，即使对于这些情况，它们秉持的核心原则仍然与18世纪中期无甚差异。
因此，组织化慈善事业的出现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对于性的态度。直到最近一些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