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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体面的职业。没有“得体的工作装束”，即便是最有志向的被收容者也要费尽气力才能正经地谋生。
对于这些女人而言，收容所的生活一定会令其感到震动。其主要的目的即是无休无止地灌输宗教，通过完全与世隔绝、个人阅读与指导、集体仪式以及严格的日常起居。每一天，尤其是周日，都有几个小时强制性的“个人礼拜与沉思”，定时祈祷以及在礼拜堂的力役。每两周她们要接受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宣讲，每一个女人都要公开以此检验。每个成员的全部行为都会受到日常的监督、评价与记录在案。如果某个女人长期行为不端，其他的成员就会一齐公开羞辱与驱逐她。她们首先集体为她演唱一首祈祷歌，警告“永久死亡的强烈痛苦”，然后她们齐唱一首圣歌，关于良心的折磨、上帝的愤怒以及不贞的可怖。然后她被驱逐。相反，最悔过与最虔诚的被收容者每月可以领圣餐。这项仪式旨在展示其领受者得到了特别的保护。随着出去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简·阿特利“祈求领取圣餐，希望上帝的荣光保佑她像一个基督徒那样生活”，在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后，她不愿意没领圣餐就离开。在现代人看来，这整个制度好像一种宗教崇拜，将成员禁闭数月以实施洗脑；而其观念正是如此。
因此，所有的性慈善事业都被一种矛盾所分裂。其对外宣传不断地强调每一个堕落的女人实则都是无辜的，她们乃是富裕、老练、残忍的诱奸者之贫穷、轻率、无知的受害者。“您不知道，”她央求她的拯救者，“因为诡计、谄媚与背叛，我懵懂、单纯、无助、无知的青春才陷入了耻辱与悲哀的深渊”。卖淫“有悖于女人的天性”，女性之所以投身于此，全因男性的残忍与不公的两性双重标准。
但与此同时，性慈善机构的实践又完全专注于教导那些女人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为了使其崩溃、忏悔，并脱胎为一名基督徒。她们整个的存在都腐化堕落了，她们被告知：只有最严厉的手段才能抑制其可憎的淫荡。“我们每时每刻，”她们的一位牧师警告道，“都得担忧会否重蹈覆辙，无比小心地保持警觉，接受严格的训练。欲壑或许难填，渴求不时出现，但你们要坚定地保持克制。”尽管说了、写了、关注了一大通卖淫的结构性原因，到了最后，慈善事业还是倒过头来把解决问题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女性的个人良心上，教导她们过去的罪行多么可怕，未来的诅咒又是多么恐怖，倘若她们忍不住重操旧业，“重蹈覆辙”。
她们在收容所中接受精神灌输，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她们重新感染上罪恶的病毒。为了让她们离开之后仍然保持虔信，收容所在她们临别之际赠送的不仅包括衣物和一点钱财，还有一堆重要读物，例如祈祷书、教义问答、《基督教的知识与实践》（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Christianity）、《来生的幸福》（Happiness of the Next Life）、《圣坛指南》（Companion to the Altar）以及《圣事指津》（Instructions for the Sacrament）。
除了宗教灌输，收容所之生活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努力工作。女人们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来从事家务与缝纫。之所以让她们逐渐养成勤劳工作的习惯，是为了帮助她们日后找到工作：家务与针线活是那些孤立无援的年轻女子唯一可能得到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实际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公开承认。女人们离开时手里的书变少了，多出来了一套刺绣工具。祈祷与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
她们的针线活也给收容所带来了收入，虽然其数量有限。不过，日常劳作的主要目的还是伦理性的——努力工作可以体现并支撑道德人格。因此，收容所的监督者一直担忧与斥责不勤劳的态度，认为这标志着改造的不完美，并预示其重蹈恶习。玛丽·莱菲尔德的“信念不是很强……她希望拥有德行，但她工作不够努力”。苏珊娜·科特雷尔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她有义务尽其所能地工作”。阿拉贝拉·卡特“似乎对于往昔的过错颇为悔悟，不过她还没有尽其所能地努力工作”。人们都希望安·兰福德“保有淑德”，阿尔贝拉·丹尼女士说道，“但她不坚定的意志有可能使其陷于罪恶，我担心她还没有正确意识到工作的必要性”。
有不少忏悔者兼具上述两种素质，因此在收容所内外皆一帆风顺。詹尼·金于1767年10月进入收容所，她亦名为珀赛尔、加拉赫，这么多名字表明其绝非第一次遭到诱奸。她的一只手残废，身无分文，除了一件破外衣和衬裙，但她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她很快联系上自己的母亲，一位居住于斯莱戈的贫穷、虔诚的寡妇，当她听说詹尼改邪归正的消息之后欣喜不已，非常渴望再见到女儿。一年半之后，一回到家，詹尼就抱住了她临死的母亲，并决心从今往后“做一个忏悔者，希望像基督徒那样虔诚行事，企盼伟大的上帝能宽恕我的深重罪恶”。艾莉丝·桑迪隆证明自己是“一名非常出色、非常勤奋的女工”，她的行为如此优秀，为她“在一个有声望的家庭中谋得了一份好工作”，并被获准提前离开收容所。简·霍德克拉夫特同样“表现良好，她在出来之前就已有一份工作在等候着”。十年之后，她已家底殷实，精力充沛，婚姻美满，并在韦克斯福德一座三十英亩的农场上辛勤地劳作着。
不过，很多女性都难以忍耐此种强制的虔敬与服从。至18世纪末，都柏林收容所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收容者请求离开、自行逃走、被驱逐，或者以其他方式未能坚持完成其修行。艾美莉亚·皮尔斯“不服从规则”。安·科利尔“可以讲一大套歪理”，最终“因为固执与违逆”而被驱逐，莎拉·尼尔被驱逐的原因则是“懒惰、恶口与放肆”。即便在那些完成修行、顺利离开的女性中，很多人也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稳定的工作很难找，特别是对于可疑的女人。有些人重蹈覆辙，例如莎拉·卢卡斯，她本来被安排做用人，但不久之后女主人就发现她跟一个男人在床上。或者她们干脆消失。本来，在离开收容所十二个月之后，任何女人如果可以证明自己过得清白，就可以写信给收容所，要求得到两基尼的奖励；但令人意外的是，多数人都没有这么做。有些消失的忏悔者无疑是希望彻底斩断自己的过去，例如那些到海外的。伊丽莎白·葛根乘船去了马里兰，因为即使她在收容所表现非常良好，“她的朋友与亲属还是拒绝见她，并认为她最好还是离开英国”。其他无数缺失的记录无疑标志着更惨淡的命运。
都柏林收容所的这些特点与伦敦抹大拉之家的颇为类似，后者有约一半的早期被收容者（根据其公布的统计）顺利完成了修行，并进而得到了正当职业。失败者的高比例也同样很醒目。那些被收容进来的女性可不是寻常的妓女，而是经过了精挑细选——她们中很多人是最近被诱奸的女孩，而非沉沦已久的妓女。申请者人数一直远多于慈善机构的收容数，即便是自愿者，也只有那些最有希望的人才能进去。事实上，如此多的收容者半途而废，正表明了此种新的慈善手段多么难为、多么不确定，也表明了慈善者对于个体人格之特别关注与女性受害、贫穷、堕落与卖淫之更广阔的结构性问题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
不过，尽管不完美与不稳定，这些慈善手段还是发挥了作用。仅在其最初的几十年间，兰贝斯收容所与两座抹大拉之家就帮助改造了数以百计的女性。即使是那些被驱逐的女性，她们往往也心志坚定，决计重新开始，并相信基督的真理已根植于心中。玛格丽特·克拉克只待了八个月，就因为“粗俗与不受管束”而被逐出。她那时只学会了读与写。尽管如此，“她仍发誓成为有德之人”，承诺自己会成为一名用人，数月之后，她从美国写来了一封自豪的书信，曰：“我再不能找到比现在更好的主人与太太了。”另一个人，可能是莎拉·麦克道尔，她离开时改名“莎拉·葛瑞斯”，虽然她其后曾经再陷于淫行，但她最终也找到了上帝，并越洋去美国，成了一名契约仆佣。“你曾经亲爱的女儿”，她隔着半球给母亲写信，“你过去认为她一无是处，如今成了一位奴仆”：
你莫以为我这么说是要你难过，不，我的母亲，你要高兴，因为正是这把我的灵魂解救出恐怖的陷阱，我不是在感官快乐之中找到了上帝，而是在逆境之中。我希望我的命运可以警醒那些与我从前经历类似的女子。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的罪行吧，请你在夜晚与白天祈祷，赐给我神圣的仁慈吧。
然后，她永远地消失于历史之中，留下了一次见证，见证了宗教的强大力量甚至能够塑造18世纪之最微贱妓女的意识。
贞洁与阶级
我们已经看到，性慈善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试图重新确立关于个人罪恶与救赎之责任感的传统基督教原则，以及它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同时，18世纪晚期的公共慈善事业也催生出新的观念。它尤其削弱了所有的不贞之举都是内在的并承担相等罪责的观念，它倡导的观念恰恰相反：性行为本质上是由性别与阶级决定的，而贫穷的女人更有可能变成妓女。
“妓女”（prostitute）这个词的出现本身就是此一观念发展的例证。1700年之前，这个词语并不常用，也没有与一般指称妓女的“whore”或“harlot”等词区分。但到了18世纪，它的定义变得更为清晰。随着公共政策的焦点从普通卖淫转移至贫困女人失贞的特定问题，在对于不道德行为的分类之中，“prostitutes”与“prostitution”就成为了主要的指称范畴。原先具有普遍指称意味的词语whore仍然被人经常使用，这个词的预设，即个体堕落会导致疾病、贫困与死亡，仍然是慈善事业的一个基本论述。不过，即使在宗教思考中，那种认为邪恶与美德乃个体自由选择之结果的传统观念也日益衰落。从这种旧观念的立场来看，如今兴起的观念出于对卖淫的社会与科学化理解，更具有决定论的色彩。表面上，它宣称无辜的女性陷入了身不由己的圈套；而实际上，它则进一步确定了美德与道德既非人的内在属性，亦非个人选择之产物，而是与社会地位息息相关。
这种关于工人阶级之道德堕落的观点在19世纪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述。“婚姻的贞洁，”彼得·盖斯凯尔在1813年写道，“他们不大懂，也不大在意，丈夫与妻子都在犯罪，致使他们对性罪恶不以为意。”在那个时代，粗略而迅速的统计首次成为了社会评论者普遍使用的工具，这也就使得人们对于下层阶级之道德状况的臆测与偏见以一种科学事实的方式表述出来。“他可以抚着自己的良心说，”一位工厂委员会之见证者的证词说，“十四至二十岁的女孩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行为不检点。”甚至在1844年调查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哀叹产业工人所谓的“毫无约束的性交”。
这种肤浅的偏见冒充为社会学，成为了卖淫之研究中的一个醒目特征。早在1800年，治安法官与政治算术家帕特里克·柯洪就猜测伦敦有五万名妓女：他之所以得出这个数字，只是简单地“含括了那些与工人或其他未婚人士同居的下层女性”。而同样的假设也支撑着维多利亚时代此问题的权威威廉·阿克顿的分析。在其里程碑之作《卖淫》（Prostitution）的第一版中，他仅从一家下层伦敦舞厅中女孩的外表就推断出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肯定是妓女。在1870年的第二版中，他的头脑更为坚定：她们“绝对都是妓女”。
此类观点的基础在上一世纪已经形成，其时慈善家与政治算术家试图将卖淫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个体之堕落。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妓女来自何处。
最简单的回答为，她们是贫穷的女人，迫于生计而沉沦。“真是不忍闻之，”约瑟夫·马西声称，“卖淫的主要原因竟是迫于生计。”他接着列举出一系列让很多伦敦女性容易失足的环境因素：缺乏朋友、找不到工作、不懂得要求赔偿或救济。其他人同意这些症候，但倾向于批评工人阶级日益懒惰与背德的习气。对于“上层女性而言，她们得到了父母的悉心照顾”，汉韦论述道，荣誉与宗教的意识使她们恪守妇德，远离淫行，但在一般人那里，这种防范完全没有。对于那些父母双亡或惨遭遗弃的贫困女孩而言，卖淫几乎就是她们的前途。“在这种绝望的环境中”，1760年一位牧师反省道，“毫无疑问，其幼小心灵一定会受到腐蚀，一定会放荡淫逸，甚至在其感受到欲望之前。”
即便对于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人们也逐渐认为，其忽视了教育与宗教原则，助长了懒惰习气，家长们白白糟蹋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经济学家约西亚·塔克哀叹道：“普通人纵情于酒色。女人们站街揽客，传播疾病（即性病），直到她们自己腐烂至死……男人们的恶行则难以言表：男人与女人都从不工作，他们把一切都耗在恶习上。”约翰·菲尔丁说，父亲们通常死于酗酒，母亲们时常将她们的女儿卖给妓院。因此无需惊异，女孩们“经常因为生计而沦为妓女，甚至在她们拥有生理的欲望之前”。那些进入兰贝